山東聊城這件事，比想象的還要刺痛人心！

hi，我是胖胖。

布萊希特在《但即使在我們下面》一詩中寫道：

“但即使在我們下面，也還有更下層。更下層下面似乎還有更下層，甚至有一天，我們這些不幸者，也會被別人稱為幸運。”

當我獨自敲打下這些文字時，我不敢想象，當時代發展至此，面對那些隨時發生在身邊的苦難，很多人是否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對它們產生了一種習以為常的目光。

我只能說——也許正是在這樣的目光之下，理想、尊重，以及對人文關懷的渴望，才開始一點一點，被消磨、被擠壓。

當這種渴望耗盡之時，一些人更習慣站在秩序與合理的一側，用是否合規、是否影響他人，來審視他人的基本需要，而一些仍然傾向于善的人，則在這種目光中，逐漸走向失語。

刷到這樣一則報道：

起因是有網友發帖稱，山東聊城火車站站前廣場的公共座椅，一米長的座椅上被安裝了三個扶手，旁邊還立著公共場所，請勿躺臥的標牌。

有市民表示，這樣的防躺設計缺乏人情味，設計也不合理。

網友向火車站投訴，得到的回復是：

夏天時，站前廣場難免有人躺臥，不太雅觀，而火車站人流量大，加裝扶手是為了更好地利用公共設施。

城管部門給出的解釋則是：

有人反映，公共座椅沒有扶手，腿腳不便的老人起坐困難，設置扶手，是為了照顧特殊人群。

同時，座椅較長，中間分隔，還可以給陌生旅客一些距離感：

“熟人擠一擠沒什么問題，陌生人出差，有個隔離比較好”。

敘事往往就是這樣，只要站穩某一個角度，很多原本需要被體諒的處境，便會在另一套邏輯中，自動變得可以被忽略。

人習慣于從秩序的角度出發，從效率的角度出發，從是否影響他人的角度出發時，但這很容易忽略一個前提，就是：

并不是所有需要休息的人，都是為了占便宜。

也并不是所有想躺一會的人，都是在破壞秩序。

是，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初衷有什么用呢？

很多時候，事情的問題并不出在動機上，難道出發點是好的，那現實出現什么問題就可以忽略不計？

假設，注意，我只敢說是假設——假設真的有流浪漢，或者真的有無處可去、只能在深夜短暫歇腳的人。

在這樣的場景里，多裝一個扶手，究竟能帶來什么好處？

它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是讓某些人看不見這些人。

我相信這當然不是相聲里那句“我方圓二十里內不能有窮人”的直白！

但現實實際如果存在這樣的情況，不求你為他們鋪一條路，甚至不要求你替他們解決困境，但可不可以，至少裝一次糊涂，給這樣的人留一條退路。

究竟有沒有這樣的人存在？

他們會不會被這一排扶手，徹底擋在夜色之外？

我不敢肯定，也不敢知道。萬一呢？

我也不是專家，自認在公共設施、城市管理這些問題上，我也自認沒什么發言權。

寫這些沒什么意義，也不會被人采納，我只是純粹覺得，任何以合理為名的安排，都該有一個分寸。

當利害關系被處理得過于簡單，當一種方案被草率地推向所有人，那種所謂的“好心”，就很有可能容易變成對另一部分人的忽略。

還有，評論區是這么說的：

我可以理解這種出發點，一個人躺著，占了兩三個人的位置，似乎不公平，不能讓一部分人，影響更多人的使用。

但理解，并不意味著可以不再思考。

其實并不是沒有折中的辦法。

哪怕只是一部分座椅安裝扶手，另一部分保留原樣，讓需要坐的人坐，讓需要歇一會的人歇一會，也不會因此讓社會失序吧？

可現實中，有些人卻更習慣選擇那種最省事、也最徹底的方案。

當然，胖胖還看這樣一條評論：

既然是少數，就可以被犧牲，這便對么？

我覺得，不能因為要照顧多數，就假裝少數不存在。

公共設施可不是只為多數的常態設計的，而是要給非常態留出最低限度的容納空間。

少數一旦被定義為不值得考慮，那他們就不再是少數，而是被主動排除的人。

正如開篇布萊希特所說的，我想問問，誰給了你一個確定感，讓你相信自己永遠不會躺到下面去？

你今天之所以覺得躺著的是少數，只是因為你還站在上面。

一旦位置下移，你也會成為那個被別人一句“畢竟是少數”帶過的人。

所有，如果哪一天輪到你成為那個少數，這個世界還會不會為你留一寸位置？

有些人躺在公共座椅上，真的，有時候并不是因為他們更喜歡躺著，而往往是因為他沒有別的選擇。

我們究竟在用怎樣的目光，看待那些不方便被看見的人？

難道是只要行為不符合多數人的使用方式，就可以被提前剔除？

難道只要它讓人看著不舒服，就有理由被結構性地消滅？

躺著當然是少數。

只要你還站在上面，你就很容易相信，下面的事與你無關。

但，公共空間之所以叫公共，并不是因為它只服務于最體面的使用方式，而是因為它本該容納，那些不被精致生活所接住的人。

哪怕只是，一張在夜里還能讓人躺下的長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