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護送偉人后代赴蘇，解放后突然銷聲匿跡，毛主席感嘆這人真怪！

1961年初的一個傍晚，上海街頭寒氣逼人。一位身著軍裝的大將推開了一間小小推拿室的門。

屋里只有一張破舊的行軍床、一盒藥酒，還有一位頭發花白的老人。大將盯了他一眼，半帶埋怨地笑道："老董，你可真會躲啊。"

老人愣了一下，放下手里的毛巾，只回了一句："人還在，就行了。"說這句話的人叫董健吾，推開門的，是陳賡大將。

在課堂上，他學的是溫和、寬恕；走出校門，迎面撞上的卻是風起云涌的時代。

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工人學生倒在槍口之下，租界氣氛緊張到了極點。

那一天，年輕的董健吾壓著怒火，走上圣約翰大學的旗桿，扯下美國國旗，改掛上中國國旗。這個舉動在當時絕不算小事，他很清楚自己在冒什么風險。

有意思的是，正是這些"多管閑事"的舉動，讓他落入了另一個人的眼睛里。那人叫浦化人，曾在馮玉祥部隊擔任隨軍牧師，此時已經是中共地下黨員。他觀察了董健吾一段時間，發現這位年輕牧師"不太像只想著念經的人"。一邊敢扯外國國旗，一邊又不貪圖升官發財，這在當時并不多見。

于是，浦化人把他推薦給了馮玉祥。馮玉祥約見董健吾，兩人促膝長談，聊信仰、聊國家、聊軍隊。談完之后，馮玉祥當場決定留人身邊，先是秘書，不久又升為秘書處主任，還請他教自己的夫人和子女學英語。這份信任，足見董健吾當時在馮部的分量。

1927年，"四一二"政變爆發，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遭到屠殺。董健吾看在眼里，心中壓抑。他忍不住對身邊人感嘆："要是能做個共產黨人就好了。"這句看似隨口的牢騷，被浦化人聽個正著。

順著這條縫隙，浦化人向他點破了自己的真實身份，詳細談了共產黨的主張。

1928年，在浦化人的介紹下，董健吾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牧師出身，軍中任職，再加上突然轉向的政治選擇，在許多人眼里，他的路越走越"怪"，卻也越走越堅定。

同一年，南京方面出于對馮玉祥的戒備，有人專門來打探、拉攏馮部要員。找上董健吾的，也不乏帶著笑臉的官員。對方的話說得很直白："跟著我們，有前途。"董健吾當場拒絕，態度堅決。

為了避免他惹來更大的危險，馮玉祥建議他先行離開，還特地設宴為他送行，席間半開玩笑半感慨地說："你真是個怪牧師。"

這句"怪牧師"，后來在歷史中被一再提起，卻再也不像一句玩笑話那么簡單。

離開馮部后，董健吾回到上海。身份是牧師，實際已經是地下黨的同志。上海十里洋場燈火輝煌，背后卻是白色恐怖的刀光。他在教堂的掩護下，為地下組織搜集情報、傳遞消息，很少張揚。

1930年，事情迎來了一個新的轉折。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陳賡奉命來找他，任務不是什么軍事行動，而是一個看上去極其"家常"的工作：辦一個幼稚園。名字定為"大同幼稚園"，表面上是普通私立幼稚園，實則專門收容烈士遺孤和黨內主要領導人的子女。消息傳到他耳中，他一句"應該的"，就接下了。

現實很快潑來冷水。互濟會只能提供一點點經費，遠遠不夠支撐一座幼稚園的開銷。房租、教具、吃穿樣樣需要錢。為讓幼稚園盡快開張，他連夜回老家，把祖輩留下的幾十畝地悉數賣掉。有人勸他留一點后路，他擺擺手："地在那兒荒著，不如換成孩子們的飯菜。"

拿到錢后，他在戈登路、武寧路拐角處租下兩幢石庫門房子，大同幼稚園就這樣立了起來。院子不大，卻收進了許多特殊的孩子。就在開辦不久，三位從湖南秘密帶到上海的小男孩來到這里：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年齡分別大約在八歲、七歲和三歲。他們的身份極為敏感，知情者寥寥無幾。

在幼稚園的短暫歲月里，這些孩子總算有了一個相對安穩的去處。

白天讀書玩耍，晚上擠在小床上說悄悄話。有人記得，毛岸英性子沉穩，遇事多讓著弟弟；毛岸青則更靦腆些，話不多，卻很細心。

可惜這種平靜維持得并不久。1931年夏，顧順章叛變，上海地下黨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壞。1932年初，特務多次闖入大同幼稚園搜查。更糟糕的是，一名保育員外出后突然失蹤，再也沒有回來。董健吾心里清楚，幼稚園的位置已經極不安全，繼續硬撐，只會讓更多孩子暴露。他痛下決心，決定在敵人徹底收網之前解散大同幼稚園。

孩子們的去向成了頭等大事。有家可依的，盡量讓親屬領回；沒有親人的，交由黨組織統一安排。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母親楊開慧已于1930年犧牲，父親遠在蘇區，根本無法照顧，兩人可說是"無處可去"。

黨組織只能做出一個務實而又無奈的決定：暫由董健吾收養。

兄弟倆到了董家，并沒有得到完整的溫暖。董健吾的丈母娘對突然多出來的兩個孩子始終看不慣，嘴上時有抱怨。這種情緒，很難完全遮掩。浦化人看在眼里，暗暗著急，再加上董家離法國巡捕房太近，安全上隱患不小，他幾次私下對董健吾說："得換個地方，讓兩個孩子安穩一點。"

沒辦法，董健吾只能把兄弟倆送到前妻黃慧英那里。起初，黨組織每月還能提供三十元補助，他自己也會從微薄收入中擠出一點，給孩子添衣加菜。生活雖然清苦，還能勉強撐住。

局勢越亂，生計越難。后來董健吾的固定收入中斷，組織補助也不再穩定。黃慧英沒有正式工作，只能攬縫紉活、做紙花、糊紙盒補貼家用。

孩子們也被動地卷入這種謀生方式，白天上街跑腿，晚上幫著干活。長期的緊繃很難不反映到性情上，黃慧英的脾氣日漸急躁，對兩個孩子的態度愈發嚴厲。

有一天，毛岸青因為小事挨了打，眼里含著淚。毛岸英在一旁看著，沉默了很久，拉起弟弟的手，只留下一句："走吧，我們自己想辦法。"兩人就這樣離開了那間逼仄的小屋，消失在上海的街巷間。

離家后的日子，幾乎可以用"流浪"來形容。兄弟倆在弄堂口蹲著，在碼頭邊徘徊，干過零工，也挨過小販的驅趕，生活狀態與后來流行畫冊里的"三毛流浪記"頗為相似。偷吃剩飯、被人污蔑、在雨夜里蜷縮成一團，這些鏡頭放在任何孩子身上，都顯得過于殘酷。

兄弟倆失蹤后，董健吾焦急萬分，能打聽的線索全部打聽，能問的人一個不落，卻像石沉大海。時間一年年過去，上海的局勢又經歷了"九一八"、淞滬抗戰等層層動蕩，尋找的難度越來越大。直到1936年夏天，在黨組織幫助下，他才在一座破廟里見到了這兩個瘦得只剩一把骨頭的孩子。

那一天，他推門而入，只見角落里蜷縮著兩個小小的身影，衣衫襤褸，面色蠟黃。毛岸青因為頭部曾受過重擊，精神狀態明顯出現問題，說話支離破碎，常常驚惶失措。董健吾站在廟門口，許久沒有開口，只是低聲說了一句："對不起，來晚了。"

找到孩子只是開端，如何讓他們活下去、活得稍微安全一點，才是緊要的下一步。

1936年，國內局勢仍舊緊張，上海更是各方勢力交錯的焦點，把兩個重要領導人的孩子再留在這里，無異于在火堆邊上放油壺。恰在這時，從陜北來上海工作的馮雪峰提出了一個建議：嘗試把他們送到蘇聯去。

將孩子送出國，談不上容易。護照、路線、身份掩護，一個環節出錯，就可能把他們推到危險邊緣。董健吾聽完馮雪峰的設想，直言贊成："留在上海，只是等著再挨一次打。"這話說得很直，卻是當時冷酷現實的寫照。

為了打開這條路，他利用與張學良會面的機會，提出希望能安排三個孩子出國學習的請求。張學良爽快應允，既沒有細問孩子們的出身，也沒有在形式上拖延。多年以后，他才得知那幾個不起眼的小身影中，有兩位是毛澤東的兒子。不得不說，這段交錯在各方勢力之間的隱秘安排，頗有幾分戲劇意味。

1936年6月，在李杜將軍的具體安排下，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健吾的大公子之子董壽琪，一同踏上前往蘇聯的路。出發前，董健吾給孩子們準備的行李很簡單，幾件換洗衣物，一點點路上的干糧。有人說，當時他叮囑得也很簡單："在那邊，好好讀書。"短短幾個字，背后卻壓著多年顛沛流離的重量。

送走孩子之后，董健吾并沒有停下來。就在同一年初，他已經干了另一件大事。1936年元旦過后，宋慶齡委托他以"財政部西北經濟專員周繼吾"的身份，秘密從西安赴陜北，傳遞密信。這封信，關系著國共兩黨能否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他將密信縫在絲綿背心里，一路歷盡艱辛到達西安，卻因時值隆冬、大雪封路受阻近一個月。

最后他通過張學良幫助，動用了張的私人飛機，于1936年2月27日到達瓦窯堡，見到了秦邦憲、林伯渠，并將密信轉交給了毛澤東、周恩來。董健吾是"四一二"政變之后溝通國共雙方的第一個聯系人。宋慶齡稱贊他"益國匪淺"。

接著，還是這一年6月，宋慶齡又把另一個任務交給了他：護送美國記者斯諾去延安。斯諾想去紅區采訪，但那里被國民黨軍隊鐵桶般包圍著，怎么進得去？宋慶齡想到了董健吾。

董健吾改姓王，打扮成牧師，化名"王牧師"。他和斯諾在西安會面，接頭信物是宋慶齡分別給他們每人半張剪開的卡片。由張學良出具特別通行證，從東北軍內調撥一輛"道奇"卡車，護送斯諾和馬海德醫生北上。途經東北軍的防區，一路暢通無阻，直到國統區的最前沿城市膚施，也就是今天的延安。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描述這位"王牧師"是"一個身材高大，胖得有點圓滾滾的，但是體格結實、儀表堂堂的中國人，身穿一件灰色綢布大褂，外表像個富裕的商人"，"他穿過打開著的旁門進來，用一口漂亮的英語向我打招呼"。在護送路上，王牧師幽默詼諧、談吐不凡，斯諾后來寫道："在這以后的那個星期里，我發現即使僅僅為了王一個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

斯諾在延安采訪數月，寫出了震驚世界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讓世界第一次真實地了解了中國共產黨。這本書的誕生，董健吾功不可沒。

信石沉大海，他也不再多做追問。有人替他著急，勸他說："你做了那么多事，理應有個名分。"他搖搖頭："事情是該做的，名分可有可無。"這種態度，在功勞簿漸漸展開的年代里，顯得格外"格格不入"。

為了謀生，他開始跟人學推拿，潛心研究中醫推拿與西方解剖知識的結合，慢慢成了一名私人推拿師。

客人走走停停，大多不知道眼前這位手法嫻熟的老人，早年干過什么。日子平淡到不能再平淡，只剩下針灸箱、藥酒和一床舊被褥。

時間來到1960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再次來到中國。這是他與中國闊別二十五年后的重逢。會見中，斯諾想起當年護送自己前往陜北的那位"王牧師"，便開口向毛澤東提出，希望能見見這位老朋友。他翻來覆去地描述對方的樣貌、口音和情形，毛澤東卻一時想不起此人是誰。

會見結束后，這個問題被轉給周恩來。經過一番查找、核對，才弄清"王牧師"的真實身份——那就是"紅色牧師"董健吾。毛澤東聽說后，恍然大悟，感慨道："此人曾擔任過到瓦窯堡商談國共合作的密使、護送過斯諾，還撫養過我的三個孩子。如今解放了，他本人卻悄悄隱匿了起來，而我們這些熟人，他誰也不來找，真是個怪人。"

這句"真是個怪人"，出自熟悉他經歷、又難得一見的毛澤東之口，既有驚訝,也有幾分無奈。一個做了那么多事的人，在新中國成立后偏偏選擇退到社會的角落，以推拿為生，不主動聯系昔日戰友和領袖，這樣的選擇確實有些"反常"。

1961年初，陳賡大將按照指示尋找董健吾，這才有了開頭那一幕。多年未見，兩人再見面時，身份天差地別，一個是身經百戰的大將軍，一個是默默行醫的老推拿師。但從交談間可以聽出，他們之間并沒有生疏。軍裝與舊棉襖的差距，并沒有遮蔽過去共同經歷的那些風雨。

陳賡緊緊擁抱著這位曾出生入死的戰友，感慨萬端地說："我這次是受中央負責同志的委托來看望你的……"根據中央的指示，董健吾應聘擔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1962年6月，他正式擔任上海市政府參事室參事。

可惜，陳賡再也沒能看到老戰友的新生活。就在會見董健吾后的一個多月，1961年3月16日，陳賡因心臟病在上海病逝，享年58歲。

1970年秋天，斯諾最后一次來中國訪問時再次想到了第一個將他引入中國紅區的王牧師。此時的"王牧師"已病重在床，奄奄一息。在病榻前，董健吾堅定地說："知我罪我，自有公論。"

1970年12月25日，一個長期戰斗在秘密戰線上、并且作出卓越歷史性貢獻的優秀共產黨員，就這樣黯然謝世了，享年79歲。斯諾沒能見到他，成了終身遺憾。

歷史是公正的。1978年9月，李維漢親自證明董健吾的革命經歷，使董獲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1979年，上海市委統戰部舉行董健吾追悼會和骨灰安放儀式。

縱觀董健吾的一生，自小受基督教教義熏陶，青年時代投身反帝運動，中年在軍隊、情報、保育事業之間來回奔波，晚年卻甘于做一名無名推拿師，看上去頗有幾分矛盾。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矛盾"，恰恰說明他始終把"做事"放在"被看見"之前。

抗爭歲月中，他傾盡家產辦幼稚園，把祖產換成了烈士遺孤的口糧；最艱難的時刻，他四處打聽，只為找回失散的兩個孩子；需要有人出面談判、護送、奔走時，他愿意以"牧師"這個特殊身份作為掩護，走在隱蔽的道路上。

等到硝煙散去，他把自己從舞臺上退了下來，把功勞和光環交給了別人。

關于他的具體生平，后人能夠看到的，多是片斷式的回憶和零散的檔案，但有一點并不模糊：在中國革命那條漫長而崎嶇的道路上，這位"紅色牧師"確實留下了一串清晰的腳印。

至于他本人為何執意遠離喧囂，只在街巷一角安靜謀生，這種選擇或許正是那句評價的注腳——在許多人的價值尺度之外，他始終保持著自己的步伐，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做了一個"真是個怪人"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