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死離普通人多遠？

“過勞死”這個如今被全球熟知的詞匯，本是日語原生概念，連英語都直接音譯為“Karoshi”。它從來不是冰冷的詞條，而是由一條條逝去的生命堆砌而成的警示。

從1969年首起公開案例，到后來席卷日本的悲劇，這兩個字的背后，是無數被工作壓垮的普通人。

1969年，一名29歲日本人因過度勞累猝然離世，成為第一例被公開的過勞死案例。1978年，隨著多起過勞引發的中風、心臟病猝死事件出現，“過勞死”一詞開始被日本人使用，1982年還被寫進書籍。到了泡沫經濟橫行的80年代中期，多位企業高管壯年早逝，這才讓過勞死真正走進大眾視野。

1987年，日本厚生勞動省正式啟動過勞死數據統計，一年后便公布了驚人數字：全國約四分之一的男性雇員，每周工作時長超過60小時，遠超每周40小時的標準工時。

要知道，每周工作60小時，若按6天出勤算，相當于每天工作10小時的“976”模式；若按5天出勤算，則是更為嚴苛的“995”。一旦工作時長突破這個界限，其強度已經超過了那個瘋狂加班年代的日本打工人。

服務業從業者，是過勞大軍里承受壓力最大的群體之一。日本社會向來推崇“顧客就是上帝”，再加上其制造業水平在G7集團中相對偏低，國家便將發展重心向服務業傾斜，這也讓服務業從業者被迫承受著遠超常人的壓力。

有數據顯示，日本超七成超市、便利店等銷售服務業從業者，都遭遇過消費者的惡意投訴，為了平息事端、保住工作，他們只能不斷犧牲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去周全各方。

這便是高壓社會的惡性循環，身處其中的每個人，無論是公司雇員還是服務業者，都被迫繃緊神經，那些看似周到的服務和溫柔的笑臉，背后都是用時間和健康換來的辛酸。

國際勞工組織曾公布過數個令人揪心的過勞死典型案例。34歲的A先生，單周工作時長達到110小時，最終因心臟病離世；37歲的公車司機B先生，一年工作滿3000小時，連續15天無休后，突發中風猝死。

東京的C先生常年晝夜顛倒，一年累計工作（含夜班）4320小時，58歲時也因中風撒手人寰；最令人惋惜的是22歲的護士D小姐，一個月內5次連續工作34小時，最終因心臟病發告別了這個世界。

這些案例里的主人公，不過是無數過勞打工人的縮影，他們用生命敲響的警鐘，卻沒能阻止悲劇的繼續上演。

更值得警惕的是，過勞帶來的傷害不止于猝死，還有“過勞自殺”。這也是一個源自日本的詞匯，專指因過度勞累摧毀精神健康，最終選擇結束生命的行為。

而導致過勞自殺的誘因，遠比想象中更普遍：無休止的熬夜加班、被侵占的假期、公司裁員后不減反增的工作量、壓得人喘不過氣的業績指標、經濟衰退期企業強加給員工的各種嚴苛規范，甚至是強迫退休、突然解雇、職場霸凌等行為，都可能成為壓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相較于猝不及防的過勞猝死，過勞自殺的人往往經歷了更長時間的絕望，他們的離世，更讓人感到痛心。

為了挽救那些被工作吞噬的人，1988年，日本的律師和醫生們聯合開通了過勞死熱線。可現實依舊殘酷，很多過勞受害者要么沒意識到自己已站在生死邊緣，要么礙于社會壓力，寧愿硬扛也不愿求助。

1988到1990年，這條熱線共接到1806通求助電話，1990到2007年，平均每年也會接到400個。但數據背后，是更多沒能被統計到的悲劇。2009年，日本厚生勞動省認定的63起自殺案件中，有29例的當事人生前每月加班時長超過100小時。

2013年，日本官方公布的過勞死者數量為196人；2014年又披露，2004到2014這十年間，因過度勞累自殺的人數暴漲了十倍，且呈現出明顯的年輕化趨勢，越來越多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成為了過勞的犧牲品。

也是在2014年11月，日本正式頒布《過勞死等防止對策推進法》，試圖通過立法手段遏制這股歪風。

可惜的是，法律的出臺沒能徹底扭轉局面。直到現在，仍有無數人要么被工作壓垮身體，猝然離世；要么被壓力摧毀精神，走向絕路。前者往往來不及反應，生命就已戛然而止；后者則是在漫長的絕望中，一步步放棄自己。

人這一生，本不該將工作凌駕于生命之上。可在現代社會的壓力和各種輿論裹挾下，太多人被“成王敗寇”的執念綁架，被迫成為職場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直到被榨干最后一絲力氣。

日本的教訓，早已成為擺在全世界面前的前車之鑒。那些正處于過勞狀態、徘徊在生死邊緣的普通勞動者，與其等到悲劇發生后追悔莫及，不如從現在開始，學會正視自己的健康，學會保護自己。

畢竟，提前預防永遠比事后補救，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