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歐洲不再確信美國

在很長一段歷史中，歐洲并不需要真正思考“如果沒有美國會怎樣”。

但當我聽著美國現任總統像教父一樣的言辭，看到他極端進攻性現實主義表達之后伸手摘取格陵蘭島版圖的動作時，我相信達沃斯這個雪鄉小鎮屋頂上的積雪都被震落了。

作為一個曾長期聽歐洲機構投資者高高在上演講的基金經理，我明白歐洲一直被一種更強大的制度性假設遮蔽著——美國提供安全，美元提供秩序，全球化提供增長。

在這一結構中，歐洲可以將權力問題外包，將安全問題制度化，將風險問題技術化。世界似乎已經被安排妥當，剩下的只是如何更高效、更文明地生活其中。

但歷史的殘酷之處在于：任何被視為“前提”的東西，一旦開始動搖，就會迫使所有依賴它的結構重新計算。

過去幾年，一系列并不連續、卻高度一致的事件，正在歐洲精英階層中觸發一種緩慢而深刻的心理轉變。貿易被公開當作地緣政治工具，關稅成為談判籌碼，安全承諾被附加條件，盟友關系被重新標價。世界并未突然失序，但一個更隱蔽的變化已經發生——聯盟不再被視為穩定制度，而被理解為可反復重談的權力關系。

這并不是一次情緒性的背離，更不是反美浪潮。相反，它是一個更冷靜，也更成熟的覺醒：歐洲正在撤回一個持續了七十年的假設——“美國永遠可靠”。

歐洲真正失去的，不是美國，而是確定性

當一個文明開始失去確定性，它最先變化的并不是立場，而是風險意識。

歐洲上流社會的變化，恰恰發生在這里。政治語言仍然謹慎，外交辭令仍然克制，但金融語言已經發生了轉向。當“防務”“主權”“反脅迫”“供應鏈安全”不再只是政策文件中的抽象概念，而開始以“投資主題”“配置邏輯”“長期現金流”的形式出現時，意味著一件非常具體的事情：歐洲精英已經在用資本，而不是言辭，為一個不同的世界做準備。

金融市場從不關心道德一致性，它只關心風險是否被低估、稀缺性是否被忽略。當資本開始系統性地重新評估歐洲防務產業、關鍵制造、本土能源與基礎設施時，它并不是在押注戰爭，而是在押注一種更深層的變化——安全不再是公共品，而是需要被定價的能力。

當地時間2026年1月22日，瑞士達沃斯，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中）在世界經濟論壇（WEF）第56屆年會的“和平委員會”會議上，手持一份簽署的創始章程。

從效率文明，走向韌性文明

歐洲曾是效率文明的典范。

在全球化順暢運轉的年代，歐洲的優勢在于高度專業化的產業、穩定的制度環境以及對外部公共品的有效利用。能源、安全與市場準入，都可以在跨國體系中獲得；企業只需專注于成本、技術與品牌。效率幾乎等同于理性。

但當貿易可能被中斷、能源可能被政治化、技術可能被限制、金融通道可能被武器化時，效率本身開始變得脆弱。

于是，一種新的理性逐漸浮現：韌性。

韌性并不追求最優解，而追求可持續解；它不要求極致回報，而要求在不利條件下仍能繼續存在。這種邏輯，首先在產業政策中出現，隨后迅速傳導至資本配置。防務工業的復興、關鍵制造的回流、基礎設施的重新估值，并不是對舊世界的否定，而是對一個更不確定世界的適應。

歐洲正在重新學習一件它曾經擅長、后來又刻意遺忘的能力——如何在沒有絕對擔保的情況下，獨立組織自身的安全與生產體系。

資本市場最誠實：主權，開始有價格了

資本市場往往是社會心理變化最早，也最誠實的記錄者。

當市場開始為“主權能力”付費，當企業是否“不可或缺”開始比短期盈利更重要，當某些資產在現金流尚未爆發之前就獲得持續重估時，說明一件事：主權正在從政治詞匯，轉化為可定價的無形資產。

這種無形資產并不體現在資產負債表上，卻具備所有經典無形資本的特征：稀缺性、排他性、不可快速復制性，以及與長期現金流的高度相關性。能夠在制裁、斷供或貿易脅迫情境下持續運營的企業，其存在本身就具有價值。

這也是為什么，傳統的估值框架正在顯得力不從心。市場正在自發地引入一個新的變量——制度與主權溢價。它并非源于激情，而源于對生存概率的冷靜計算。

歐洲會走向亞洲嗎？一個被過度簡化的問題

當跨大西洋一致性出現裂縫，一個看似自然的問題隨之出現：歐洲會不會轉向亞洲，尤其是亞洲的大國？

這個問題之所以被反復提出，是因為它默認了一個舊時代的思維方式——安全與秩序必須被托付給某一個中心。

但歐洲正在走向的，并不是“換一個中心”，而是降低對任何單一中心的依賴。

歐洲不會在意識形態上靠攏亞洲，也不會在安全層面重新結盟。它真正尋求的，是一種功能性的接近：在貿易、產業鏈、技術標準與資本流動層面，降低摩擦成本，增加選擇空間。這不是價值轉移，而是風險管理。

這是一種非常古老，也非常歐洲式的現實主義——不追求陣營純潔性，而追求生存彈性。

｜格陵蘭努克，傳教士漢斯·埃格德的雕像俯瞰著努克市，背景是努克大教堂。

資本將流向哪里？一個投資者必須回答的問題

對投資者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政治表態，而是一個更本質的問題：在一個不再有絕對中心的世界里，資本將如何尋找安全感？

答案并不戲劇化。

資本會偏好制度可預期、規則可執行、退出路徑清晰的地方；它愿意接受較低的增長，以換取較低的生存風險；它會為“不可替代性”支付溢價，而不是為“故事性”支付溢價。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歐洲——盡管增長緩慢、決策復雜——重新顯現出作為長期資本吸收極的吸引力。不是因為它更激進，而是因為它更可理解；不是因為它更強，而是因為它愿意為穩定付出成本。

從戰略研究者，到基金投資家

真正的基金投資家，并不是預測市場漲跌的人，而是率先理解世界結構如何變化，并將這種理解轉化為可持續配置邏輯的人。

當世界從單極走向多極，當安全從公共品變成交易品，當主權從政治敘事變成無形資本，投資也必須隨之進化。信息速度不再是核心優勢，結構理解力才是。

歐洲的去從屬化，不是一次短期事件，而是一條正在展開的歷史路徑。它不會每天出現在新聞頭條，卻會長期體現在預算、產業、資本流向與估值結構之中。

而真正的機會，往往就隱藏在這種安靜而深刻的變化里。

結語

歷史很少以戲劇性的方式轉彎。更多時候，它只是悄然改變了人們不再確信的東西。

當歐洲不再確信美國，世界并未崩塌，但資本開始重新尋找錨點。理解這一點，或許正是這個時代投資者最重要的能力。

No.6737 原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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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作者簡介：保爾森基金(上海)合伙人，曾擔任首個歐洲中國成長基金經理，現兼職任教于香港城大商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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