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李大釗一批被執行絞刑的人，為何唯獨李的絞刑時間40分鐘最長？

一九二二年冬，北京東城的胡同里燃著微弱燈火，李大釗正同幾位北大青年討論《新青年》的下一期主題。沒人料到，五年后，其中幾個人將同時走向絞刑架，而李大釗的臨終時刻竟會被故意拖延到漫長的四十分鐘。悲壯的伏筆，在那晚已無聲落下。

進入一九二七年，北洋政局風雨飄搖，奉系軍閥張作霖卻意氣風發。四月六日凌晨，他的特務封鎖北大紅樓和晨報館，一舉逮捕了李大釗、張挹蘭等三十余名革命者。押解途中，一名年輕警兵低聲嘟囔：“抓書生干什么？”中隊長冷冷回了句：“就怕書生點火。”寥寥數語，顯露當局對思想啟蒙的忌憚。

關押地是位于西交民巷的順天府拘留所，里面新裝了兩副英國造的木質機絞刑架，這種裝置曾在黎元洪政府購自香港，絞索粗硬，杠桿裝置可分段收緊。一次僅能處決兩人，行刑效率并不高，卻足以制造恐懼。張作霖要的正是這份恐懼，他傳令“務必分批執行，讓北平人都看看新式梟首”。

每日審訊從天亮綿延到深夜，鞭撻、通電、灌辣椒水輪番上陣。李大釗始終沉著，只一句“革命者光明磊落，不必狡辯”，便再無多言。張作霖見凌辱無效，于十月二十八日批示：依照軍法，立即正法。文件上劃著鮮紅的批字，墨跡猶濕，后門槍聲已在練習。

行刑名單排定時，李大釗被列為第一組。絞刑當天天色陰晦，城頭北風嗚咽。同行者譚祖堯側目望向李，低聲說：“先生先行，小子隨后?！崩畲筢撝活h首，胸前棉袍被風掀起，卻不見一絲顫抖。兩人并肩踏上木臺，鐵鏈墜地聲在靜場里格外刺耳。

絞刑操作有一套殘酷的流程：套索套上后，行刑人掀動木桿，受刑者腳下踏板忽然脫落，身體下墜，頸椎錯位而失去意識。多數人至多十余分鐘便氣絕，然而李大釗遭遇的是“三段式”——絞至昏厥便停下，潑冷水喚醒，再行第二次；如此重復，直至第三次才絕息。整整四十分鐘，空氣里響著繩索摩擦聲，旁觀者面色慘白。

為何對李大釗獨用此惡刑？其一，張作霖明白李在知識界、青年界的號召力。若能逼其屈服，勝過成百上千宣傳。拖長時間，既示眾又等待“回心轉意”的奇跡。其二，李大釗身材魁梧，體重九十公斤，英制絞索原為西方人設計，受力點差異導致第一次拉斷麻繩，耽誤時間。其三，奉系內部意見分歧，一部分人擔憂輿論，現場幾度請示，造成間歇。生死被軍閥冷血計算，才有那令人揪心的四十分鐘。

同日同臺的譚祖堯僅用十八分鐘。稍后出場的張挹蘭，面對“簽字可活”的勸降，淡淡一笑，“吾志已決”。年輕女英烈的從容，使看守低下頭不敢對視。最后兩位就義者鄭培民、方伯務在黃昏時分被推上臺，城墻的影子拉得極長，似乎也在默哀。

噩耗傳遍北平，學界即刻停課，白絹挽在校門。同月，瞿秋白在《熱血悲歌》中寫道：“他的脈搏已停跳，他留下的火種卻要燃大地?！蹦戏降膹V州，剛剛從國民黨右派圍剿中輾轉辯護的共產黨人，望著報紙短訊沉默許久；韶山來的青年學生毛澤東讀至“絞死四十分鐘”時合上報紙，一字未言。

李大釗犧牲九年后，一九三六年七月，延安窯洞里，斯諾向毛澤東提及北大舊事。毛緩聲答道：“若無老李拔苗扶根，北方青年難以覺醒。”這段談話被收入《西行漫記》，李大釗的光影因此越過山河，傳至大洋彼岸。

北平解放后，北京市公安局奉彭真之命，追緝當年行兇主犯。檔案堆積如山，負責偵辦的干警先在陸軍名冊中鎖定了“絞刑隊隊長”吳郁文，此人已退寓天津，時年六十九歲。逮捕訊問時，他辯稱自己“奉命行事”，但無法否認簽字手跡。其余三名關鍵人物陳興亞、雷恒成、蒲志忠相繼落網，其中蒲志忠因內疚選擇自首。一九五一年，人民法院判處吳、陳、雷死刑，蒲志忠獲從寬處理，槍決前，吳郁文最后一次提起李大釗，聲音顫抖，不再狂妄。

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釗遺體在就義當晚即被草草掩埋。直至一九四七年，社會各界籌資，將其遷葬西郊香山碧云寺，并立“曠世奇才”碑。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為他建立紀念堂，遺骨得以再次安息，亦得以向后來者昭告那場噩夢般的四十分鐘究竟意味著什么。

有人統計過，北洋軍閥統治后期，因政治罪名被處決者數以千計，卻只有李大釗的絞刑被反復記錄。原因很簡單：他的死并未嚇退民眾，反倒成為旗幟。張作霖沒想到，所有繩索都只能勒住肉體，勒不住思想。四十分鐘的掙扎，不是恐懼的延長，而是信仰的宣言。

至今，西城府右街口的老榆樹依舊，秋風過處，仿佛能聽見九十七年前的繩索輕響。時間無聲，卻把答案留給后來的人——李大釗為何獨受長刑？因為敵人怕他開口，更怕他沉默；因為他的生命已超越血肉，足以讓劊子手也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