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 | 戰時學術教育如何促進國家建設

對于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讀書人的動向，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有這樣的評價：“就某一方面而言，這個新政府正是胡適及其自由派朋友久已期望的政府。”確實，自由知識分子之前聚集于《努力周刊》，主要是針對軍閥混戰的政治格局表達了對重建社會秩序的愿望，而這樣的訴求，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已部分得以實現，由此，讀書人也可以更好考慮“建設的事業”，“想想國家的重要問題”。聯系胡適等人在上海創辦的《新月》月刊，可以說明的是，“國家政權建設”展開之際，胡適等人的言說已基于“中國問題”展開：1929—1930年間關心的是“中國的現狀”，1930—1931年間討論的總題則是“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

不單胡適等人關切“如何解決中國問題”，30年代的中國，“現代化”的論述實際已浮出水面，1930年《大公報》一篇文字指出：“中國國家方在新舊過渡時期中”，“其間文化技術之程度，往往距離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以上，而同時并存，新舊兼容焉。于此固足以表現中國之大，又正可證明其改革之難”。因此，“平衡發展實為必要條件”，“一有畸形，便生弊害”。 1933年7月，《申報月刊》還匯集了多位學者圍繞此的討論（論文26篇，約10萬字），將此作為“八九十年來的宿題”。或許是因為對“現代化”的理解有太多“歧義”，“差不多只是一種很廣泛的空談，至今還沒有確定的界說”，所以胡適更愿用“建國問題”來表述“當務之急”，他相信，“近兩年的國難，似乎應該可以提醒一般人的迷夢了。今日當前的大問題依舊是建立國家的問題”。孟森同樣注意到，“今之持國論者，以現代化為最明達之一流”，他也主張，“國是之為國是，有超乎現代化與不現代化之上者，謂之‘先決問題’，則專言‘現代化’，似不足包括”。據此亦可分析在“建國”框架下，讀書人對學術教育問題的聚焦——如何使學術教育成為建國的力量。

所謂“建設事業”，胡適是這樣闡述的：“有為的建設必須先有可以建設的客觀的條件：第一是經濟能力，第二是人才。兩件之中，專門人才更重要，因為有價值的建設事業都是需要專門技術的事業。”他還提出這樣的“建設標準”：第一，有了專家計劃，又有了實行的技術人才，這樣的建設方可舉辦。第二，凡沒有專門學術人才可以計劃執行的事業，都應該先用全力培養人才。第三，在創辦新事業之先，應該充分利用專門技術人才，改革已有的建設事業，使他們技術化，使他們增加效率。這樣的言說方式，甚值注意，所謂“有為”的建設事業，實際是強調了尊重“知識”這一前提。在胡適看來，“今日所遭的國難是空前的大難，現在的處境已經夠困難了，來日的困難還要千百倍于今日。在這個大難里，一切聳聽的口號標語固然都是空虛無補，就是在適當的時機的一聲抗議至多也不過臨時補漏救弊而已”。而且，社會的進步是一點一滴的進步，國家的力量也靠這個那個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養個人的知識與能力是報國的真正準備工夫”。這也代表胡適等人的一貫主張，作為《努力周報》時期“好人政治”的翻版，《新月》同樣著力鼓吹專家政治。針對斯時中國實質上的“武人政治”“分贓政治”，羅隆基不由痛惜從中央到地方、從國家行政到黨的行政，都由一班毫無政治知識、毫無政治訓練的武人支配，因此主張用“正當的選舉和公開的考試”來建立真正的專家政治，斷言在20世紀的今天，“只有專家政治，才能挽救現在的中國”。胡適在批評“知難行易”學說時，也集中說明治國是一件最復雜最繁難又最重要的技術，知與行皆很重要，紙上的空談算不得知，鹵莽糊涂也算不得行，“以一班沒有現代學術訓練的人，統治一個沒有現代物質基礎的大國家，天下的事有比這個更繁難的嗎？要把這件大事辦好，沒有別的法子，只有充分請教專家，充分運用科學”。

可以說，“國難”因素固然催生出《獨立評論》對政治問題的關注，而在“現代化”或“建國問題”同樣構成言說中心的情形下，《獨立評論》也關注于中國學術教育的成長，并主要圍繞著下列問題闡述了各自的見解。

（一）“如何能使教育成為建國的力量”

教育問題之引起關注，部分原因是1931年國聯教育考察團對中國教育的考察，所形成的報告書，對于中國教育取得的成績有充分肯定，但對于存在的問題，也直陳意見，指出“全國各種學校之分布”存在嚴重的不平衡；對于短短25年內竟有50余所大學創辦，國聯教育考察團也不無微詞。尤其指出“各大學之種類太趨一律”，“三分之一以上之學生，皆習法律（其中包括政治學），五分之一以上學生習文科，其習工科者，不過十分之一強，習自然科學者，十分之一弱，至于習農科者，不過總數百分之三”。盡管對于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表示理解，但為此也提出，“若自然科學與工科萎縮過度，法科、文科、政治科發展過度，則不論由學生個人或國家全體之觀點而論，皆為極不幸之現象”。

《獨立評論》主要匯聚的是任職于大學的讀書人，對教育問題自有切身之體會，相關話題也由“教育破產”展開。徐炳昶在改刊連載的《教育罪言》就指出：教育破產之呼聲，原本即時有所聞，“國難”之際，則愈發突出，“在這個艱危的時候，大家對于教育界希望頗奢，而教育界自身的弱點卻是窮情盡相地暴露。不惟民眾對于教育界懷極深的不滿意，就是教育界自身，也何嘗不自慚形穢”。另一篇文字還揭示出由此引發的彌漫全國的“整頓教育之聲”：

近數年來，因為中國現狀之混亂，有一部分偉人策士認為澄清混亂之源，必從整頓教育入手，甚有迷信教育為萬能者。于是整頓教育之聲，高翔云表，彌漫全國。除教育當局屢有整頓之計劃外，在野的教育專家或關心教育者，亦都爭論不休。

圍繞“教育”的論述立足于“危機”展開，本不足怪。關鍵還在于，主導教育改革的意見，均強調現在的教育明顯不能適應現實社會的需要。這不僅突出了“國難”如何影響到對于教育的規劃，也表明教育工作者面臨前所未有的“焦慮”。

蔣夢麟在文章中直接回應了國聯教育考察團的報告書提出的問題，首先指出：“中國目前當頭的大問題是：從民族的和社會的方面著想，怎樣取得經濟的獨立，與增進一般的繁榮與文化。要謀迅速和有效力的解決上述的目的，教育可以做一個有權力的工具。”然而，“中國向來的教育，本來是與社會隔離的；教育與社會，不是整個有機的組合。學校不適應于實現生活迫切的要求。新教育施行后，此種趨勢，不獨不見于減輕而且加甚。教會學校與回國的留學生所設施的教育，均為養成社會的優越階級，而于一般民眾之需要忽略過甚”。徐炳昶自稱對于教育是“根本改革派”，其《教育罪言》（六），作為討論的總結，就明確提出：“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與我國的社會情形完全不適合；由無限農村組成的中國，應該創造出來一種農村的教育；至于從前所用的都市教育應該廢棄。”他也陳述了改革教育所應遵守的幾個原則：一、當專就我國的社會情形、社會經濟情形規劃一種教育方法。二、這種新教育制度實行以后，人民應該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三、新教育方法一定是與生產相聯合的，尤其是要與農業相結合。四、新教育制度的養成人才，要矯正從前供求不適合的弊害，須按社會需要的數目而訓練。何思源也撰文指出，中國革新教育四十年，其結果卻是，“學校造出之人才，不為社會所需要，社會需要人才，學校復未嘗顧及”。

并非沒有別的聲音傳遞出，“如何能使教育成為建國的力量”，是張佛泉在文章中提出的問題，他也相信，“我們如欲實現一個新的社會，從教育入手是最有力的方法”。然而，問題卻是“黨政府”對于教育的措施存在嚴重的錯誤，“這便是對中小學等基礎教育的相對忽略，而對高等教育卻時常想加以嚴格的統制”。這也點出了“國難”之下教育的遭遇，何以忽略基礎，自是因為“時不我待”；試圖統制“高等教育”，則與“齊一”的教育目標相表里。陳序經也注意到，中國教育又有再趨向于“復古運動”的危險，教育的“中國化”已成“一般教育家的時興口號，而且是國內一種很普遍的思想”。他也堅持這樣的主張，與“中國化”相比，“現代化”才是中國“教育上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不難看出，張佛泉、陳序經闡述的見解，同樣是因應于“國難”展開，無論是張所標舉的“從政治觀點論我國教育問題”，還是陳所提出的“教育的中國化與現代化”，多少表明試圖超越“國難”施加于教育的重負。而針對國民黨官方在教育上的一系列舉措，傅斯年、任鴻雋等人也有所回應，任鴻雋主要是繼續了以往對“黨化教育”的批判，指出“黨化”與“教育”不能并存。傅斯年則對國民黨官方提倡尊孔讀經的行為提出批評。

（二）關切“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

前已述及南京國民政府針對學術教育的改革，突出了對“實用科學”的倡導，耐人尋味的是，這樣針對中國學術教育事業的重大決策，《獨立評論》并沒有更多的文字加以討論，只有池世英直言文法科在中國沒有什么地位，并指出其成因，“這樣輕視文法科的心理，始于民國二十年。那時政府曾公布‘確定教育實施趨向辦法’，在這辦法中，明白規定：‘大學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學及實用科學為原則。’接著又有陳果夫先生的改革教育方案，主張將辦理不善的文法等科淘汰，而以所節省的經費，作為充實自然科學及實用科學之用”。不過，對于“社會科學”的反省，也成為《獨立評論》關注的話題，多篇文章闡述了這樣的見解，中國的社會科學“概是離開實際的”，同時也標榜“國貨的社會科學”。

這是成長中的“中國社會科學”，在發展方向上便遭到質疑。董時進明確指出，中國的學術，無論是農學、哲學、文學、政治學、社會學、美術學，還是政治本身，“概是離開實際的”。本來真實的學問，應該是由環境發生，但是如今的中國學問，概是外國學術的駢枝，“講學的講學，辦政治的辦政治，都是盲目跟著外國人干，與本國的事實全不相干。結果學問盡成清談無稗實用，政治也是愈弄愈糟”。與此相關，“如何改造中國的社會科學”的聲音，也大行其道；改造的方向則是致力于創造“國貨的社會科學”。一篇文章就這樣表示，這幾十年來中國一切的社會科學“都是直接的或間接的販賣洋貨”，更令人奇怪的是，“這個販賣洋貨的把戲，行了二三十年居然還沒有破產”。各大學的社會科學教授們，年復一年地將他們所販來的洋貨，零售給專喜歡洋貨的學生們，造出一批又一批對歐美一知半解歐美而不認識中國社會的畢業生。結果，“每年的畢業生都沒有出路；就是有出路的，也與他所學的不發生關系，不能用其所學以處置實際的社會”。 1934年《清華周刊》組織了一期“社會科學專號”，同樣指出中國正在成長中的社會科學，“從外國搬來的居多，對本國所知道的反倒太少”，“只看見因襲與模仿，除了很少的例外以外，看不見創造與突進”。為此也呼吁：“中國無疑是社會科學者新發現的一塊肥沃的園地，現在的問題，是待我們怎樣去開辟。”

有關“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是蔣廷黻提出的問題，蔣明確闡明，無論從那方面皆可看出，中國社會“處處是問題，是材料，是一片大處女地”，由此也希望“社會科學界的人勇往直前，來開辟這個新大陸。因為這個新大陸是我們的田土，我們不開辟，它將永為荒地”。此亦顯示，“國難”發生，對社會科學的“期許”已發生轉變。1936年針對社會科學方面雜志的調查，也關注到內容的轉向，“除注意介紹西洋社會科學名著及學說外，并能注重討論本國社會、政治、經濟等問題，與實地調查統計，將結果報告社會，以為解決國立社會、政治、經濟種種問題之根據”，這是因為我國學者，“現已承認社會科學為多少帶有地方性之科學，不能不由單純之介紹，進而為自己從事研究。此點確為今日社會科學研究進步之象征”。

（三）“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

對中國科學工作的檢討，同樣基于此，《獨立評論》也發表了不少這方面的文字。翁文灝在《中國的科學工作》一文中指出，中國科學家除科學工作的本身責任之外，還有二種責任，第一是在世界科學界中取得應有的信用及地位，因為外國科學家對中國的科學工作不免輕視，故“我們必須拿真正的成績，來證明我們中國人的能力”。第二是應該對國內證明科學工作的意義及價值，“現在一般社會對于本國科學工作認識的缺乏，也要怪中國科學成績的表現實在還太少”。相應的，“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的問題，更是引起熱烈討論。

在胡適“科學救國”的呼聲下，顧毓琇也關心中國科學教育的目標及方法。這里所謂“方針”甚為要緊，前提是在認清事實和需求的基礎上尋求“決定一切的方針”。顧也提出這樣幾點：一、現在世界上已有的發明已經夠中國受用了；二、中國太危急了，等不及新發明；三、新發明不一定能救中國；四、中國太窮，要做許多純粹的科學研究，實為經濟所不許；五、科學研究同科學發明不是個人可以立志強求的；六、我們大部分學科學的青年，恐怕仍須向實業界去找正當的出路；七、中國的科學教育方針，應該是注重基本訓練，而以促進物質進步為重要目的；八、我們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學的新發明，而是已有的科學發明的應用。

這樣的見解，完全是基于特殊的歷史時空，顯示出“國難”以怎樣的方式影響著對中國科學事業的規劃。后來顧毓琇又繼續發揮這樣的觀點，表示認同這樣的看法，學術與救國乃是“間接的”，“學術的本身并不為著救國，亦不便可以救國。學術研究的一部分結果，如有適當的人去利用，對于救國的工作方始可以有直接的貢獻”。但顧也提醒人們注意這樣三個問題：（一）學術研究的結果既然只有一部分可以利用，那么國難時期，對于學術研究的范圍，是否要加以選擇呢？（二）學術研究已有的結果，我們應否充分利用呢？（三）利用學術研究的結果，誰是適當的人呢？顧對此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在圍繞大學教育與中國前途的討論中，他就希望大學擔負起“學術救國”的責任：（一）由政府召集高等教育會議，確定國難期間大學教育到兩層使命。（二）由政府誠意地將國家目前之各項重要問題交各大學負責研究。（三）由各大學各教授分工合作地認定國家目前之各項重要問題，加以研究和解決。

針對顧毓琇闡述的見解，胡適在當期《編輯后記》中，均有所回應，或者承認顧所提出的問題，“是在國難期中大家常想到的”；或者強調顧提出大學教育與救國大計應確立更密切的關系，“很值得教育當局及大學校長的注意”。胡適以這樣的方式介紹顧毓琇的看法，多少表明他未必贊同這樣的主張，只是這種有所保留的看法，在特殊情勢下已難以言表了。

區分教育與學術、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可看作30年代圍繞知識展開論述的樞機所在，針對此提出的問題，無論是“如何能使教育成為建國的力量”，還是關注于“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與“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都深刻揭示了正在成長中的中國學術遭遇了共同的“焦慮”。尤值深思的是，對這些問題的檢討均基于同樣的理由，換言之，無論是對于教育，還是對于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都以是否符合現實的需要這樣相同的尺度予以衡量，發展方向也一概定位于“中國化”的目標。影響所及，對“學術”的認知也逐步向“科學”靠近。

在蔡元培那里，教育與學術、科學與學術，往往都是相提并論，沒有清晰定位。中央研究院所確立的“宗旨”，還曾由“科學”轉換為更為廣義的“學術”。但從上述論辯中不難看出，“科學”，甚至是狹義的“科學”，有了明顯提升。這其中最突出的例證，便是對中國“近代化”的闡述，也愈益狹隘。在《中國近代化的問題》一文中，蔣廷黻即表達了這樣的看法：近代世界文化的特出之處，一是自然科學，一是機械工業，“這兩種特別引起了許多政治經濟社會的變遷”。在他看來，盡管“現在世界沒有共同的趨勢，所謂近代文化究竟是什么，各國亦有各國的說法了”，然而，在政治經濟立場上南轅北轍的斯大林與希特勒，“對于自然科學及機械工業都是維護的”；同時，“世界的一切都可革命，誰都對于自然科學及機械工業尚未聞有革命之聲”。由此，他也堅信：“如說中國必須科學化及機械化，并且科學化和機械化就是近代化，大概是沒有人能夠反對的。”

內容簡介

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但讀書人還在，如何確立其在現代社會新的角色與身份，就成為走出科舉時代的學人思慮的焦點。 本書從“學術與社會”這一視角出發，圍繞近代中國“社會重心”的轉移與讀書人新的角色這一主題，從社會科學視域提出問題，以歷史學角度和方法回答和闡述，讓后科舉時代讀書人階層的歷史沉浮清晰起來。

作者簡介

章清，1964年10月出生，四川瀘州人。歷史學博士，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長。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學術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史學史及史學理論研究。出版《“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上海三聯書店，2015)、《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會通中西：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等專著。

目錄

引 論 省界、業界與階級：近代中國亞文化圈世界的形成
一、國家·社會·個人
二、“省界”意識成為聚集的基礎
三、“業界”所表征的“亞文化圈”
四、“中等社會”及其階級意識的萌芽
五、五四的參照意義
結 語
第一編 傳統的發明
傳統：由“知識資源”到“學術資源”
——簡析20世紀中國文化傳統的失落及其成因
一、“經典”的意義及其在晚清的境遇
二、《新青年》對“經典”的征引
三、“知識資源”與“學術資源”
四、“經典”的失落與反傳統
近代中國留學生發言位置轉換的學術意義
——兼析近代中國知識樣式的轉型
一、留學生在本土的文化養成
二、邊緣人知識分子的認同危機
三、進入本土文化的不同渠道
四、知識樣式轉型的歷史脈絡
“策問”中的“歷史”
——晚清“歷史記憶”延續的一個側面
一、科舉改革與“策問”：對新知之接引
二、“策問”“經世文編”及其他
三、“策問”中之“中史”
四、“策問”中之“西史”
余論：晚清之另一種“歷史記憶”
第二編 思想界的解析
晚清“思想界”的形成與知識分子的“公共空間”
一、“思想界”的表述
二、“思想界”的要素
三、讀書人表達方式的轉變
余論：隱然已在的“思想界”及其他
民初“思想界”解析
——報章與讀書人的生活形態
一、報章所呈現的“思想版圖”
二、讀書人晉升的階梯
三、大學·報章·社會
四、政治·思想·學術
余論：“思想界”的另一面
五四思想界：中心與邊緣
——《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閱讀個案
一、《新青年》作為“中心”的確立
二、“閱讀”報章：成長的階梯
三、閱讀《新青年》：金毓黻的故事
四、來自學生的“聲音”
余 論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與中國社會的重組
——對《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時期”思想分化的追蹤
一、審視思想界分裂的“后見之明”
二、《新青年》的“分裂”，抑或陳獨秀的“出走”
三、政治歧見：一個目標，兩條道路
四、“我們”與“他們”：思想界的聯合戰線
五、階級意識的提升與中國社會的重組
第三編 “學術社會”的建構
“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勢網絡”
——《獨立評論》群體及其角色與身份
一、一群讀書人與他們的多重身份
二、“我們應該努力做學閥”
三、推動學術事業的展開
四、對公眾事務的介入
五、“出山要比在山清”
六、“身份認同”與“權勢網絡”
七、“權勢網絡”與知識分子角色的依附性
1930年代：“國難”與現代中國學術的成長
一、“國家政權建設”與教育學術
二、“國難”與《獨立評論》的創刊
三、如何使學術教育成為建國的力量
四、學科規劃之例證：心理學及其他
五、知識階層的動向
六、小結
“局內的局外人”：從幕后走向前臺的“學人外交”
一、權勢的轉移與知識階層的“思出其位”
二、官方對學人的“借重”
三、駐美大使任上工作的評價
四、“局內的局外人”
再版后記

選自章清《1930年代：“國難”與現代中國學術的成長》，收入《學術與社會：近代中國“社會重心”的轉移與讀書人新的角色（修訂版） 》（山東大學出版社202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