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以為抓住了英雄，卻困住了千年的孔乙己

唐太宗有次路過皇宮正門，正好碰上新考中的進士們排著隊走出來。他看著這些人，高興地說：“天下的英雄，這下都進了我的圈套啦！”

太宗這么開心，不僅僅是因為朝廷找到了從民間選拔人才的好辦法。更重要的是，科舉考試這個東西，能讓社會里不同階層的人有機會坐下來談談，大大緩和了彼此間的矛盾。對一個國家來說，這種和解，才是它能長久安穩的根本。

后來發生的事情，一半印證了太宗的想法。唐朝在他之后，確實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但這個王朝也沒能千秋萬代。有意思的是，最終把大唐的繁華一把火燒光的，正是一個科舉沒考上的秀才——黃巢。

這說明，想讓社會各階層徹底和解，路比太宗想得要難得多，或許根本不存在一勞永逸的辦法。不過，科舉這個制度倒是在唐朝滅亡后，一直被后面的宋朝、明朝，甚至清朝沿用了下來。這也足以證明，這個讓很多人感到壓抑、憋屈，甚至逼瘋了一些人的考試制度，在古代中國，已經是能避免社會陷入血腥廝殺的最好的選擇了。

科舉從誕生那天起就在不斷變化。它見證了唐朝的強盛、宋朝的富足，但到最后，它自己也變了味，成了“孔乙己”身上那件脫不下的破長衫。我們只有弄明白這“長衫”是怎么穿上去的，才知道該怎么把它脫下來。

要搞懂這些，我們還得從頭說起。

儒和墨，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科舉考的大多是儒家經典，所以我們先得看看儒家是在什么背景下產生的。

春秋戰國時期，舊有的秩序崩壞了，諸侯國之間打來打去，沒完沒了。

有亂世就有思考，那個大爭之世，也催生出了“百家爭鳴”的思想盛況。各派學者都說自己找到了拯救亂世的藥方。

其實，在那么多學派里，孔子給出的答案算不上多新鮮。他的核心思想，還是想用一套規矩去約束大家的行為。儒家的很多觀點，其實是從更早的“周禮”演變來的，并沒有特別與眾不同的地方。

那么，在諸子百家里，誰的觀點和儒家最合不來呢？

是提倡“無為”的道家嗎？還是主張“嚴刑峻法”的法家？

都不是。真正和儒家觀念水火不容的，其實是墨家。

這個說法可能讓人一愣。墨家不是講“兼愛”（愛所有人）、“非攻”（反對戰爭）嗎？聽起來和儒家提倡的“仁愛”很像啊，怎么會水火不容呢？

如果覺得這兩家的“愛”差不多，那就錯了。

墨家的“兼愛”，追求的是人與人之間完全、絕對的平等，最終目標是天下大同。

而儒家的“仁愛”，從一開始就承認人和人是不一樣的，有高低尊卑之分。儒家首先要肯定這種差異是合理的，然后用“對等”的義務和責任，來代替“平等”，讓社會達到和諧。比如，君和臣、父和子，地位本來就不平等。孔子認為這很正常，天經地義。但雙方都要遵守自己的本分：君王要賢明公正，父親要慈愛。只要各自做好自己的事，關系就能和諧。所以，孔子心中的理想國，不是人人平等，而是人人“對等”。

無論是墨家絕對的“兼愛”，還是儒家講究的“仁愛”，在那個靠拳頭說話的戰國時代，都顯得有點“不實用”。最終幫助秦國統一六國的，是功利、高效、目的性極強的法家。

但法家的問題在于，它是一劑“虎狼之藥”，能打天下，卻很難治天下。打仗的時候，可以通過掠奪外部資源來維持；一旦戰爭停止，這部冰冷的戰爭機器就會開始吞噬自己。強大的秦朝，僅僅傳到第二代就滅亡了，嬴氏子孫也慘遭屠戮。依賴法家到最后的秦帝國，結局充滿了諷刺。

門閥世家：另一個難題

秦朝滅亡后，劉邦打敗項羽，建立了漢朝。

天下一統，戰國時沒什么市場的儒家思想，反而被統治者看中了。儒家那套源于“周禮”的倫理體系，之所以在周朝失效，是因為周天子管不住分封的諸侯。但到了中央集權的漢朝，皇帝能管得住了。所以，到了漢武帝時，儒家被正式定為了國家的主流思想，這個選擇一直被后來的王朝繼承。

儒家能在天下安定后被捧上高位，確實是因為它有利于維護穩定。它用家庭里的父子關系，來類比國家的君臣關系，并給這種關系設定了一套詳細的行為準則。

選擇儒家的漢朝，確實享受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內部和平，避免了殘酷的軍閥混戰。但事情都有兩面性。既然用家庭關系來構建國家模型，就很難避免家族勢力的無限膨脹。具體表現就是：門閥世家的崛起。

漢朝用“舉孝廉”（推舉孝順廉潔的人）的方式選官。但這個制度很快就被世家大族把持了。這些家族以血緣為紐帶，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在地方上穩步擴張自己的影響力，積累土地、財富和權力。這個過程雖然慢，但一旦開始就很難阻擋。

世家大族不斷擴張，皇權就在不斷收縮。最終，當矛盾越過某個臨界點，帝國的統治就崩潰了。東漢滅亡后，中國陷入了長達數百年的分裂和混戰，那些世家大族依靠自己積累的力量開始爭霸，而普通百姓，則成了他們爭霸過程中的犧牲品。

在這場漫長混戰的后期，南朝梁國發生了“侯景之亂”。出身底層的侯景，幾乎憑一己之力，從肉體上消滅了許多傳承幾百年的世家大族子弟。這場動亂可以看作是漢代以來階級矛盾的一次總爆發。雖然它沒有消滅所有世家，但標志著世家大族的統治模式已經走不下去了。

新的和解方式：筆桿子的競爭

為了避免社會矛盾再次以“侯景之亂”那樣極端的方式爆發，隋唐的統治者開創了科舉取士的道路，給底層的讀書人一個向上的通道。

在這片土地上，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一直非常激烈。春秋戰國時，諸侯用刀劍競爭；漢朝以后，競爭變成了“禮法”、財富、土地和家族聲望的比拼。這些東西，普通百姓基本無緣。所以矛盾不斷積累，最后爆發。

科舉制度確立后，競爭開始轉向相對溫和的“筆桿子”。唐朝初期，還有不少有實權的貴族（比如關隴集團），他們的權力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傳給子孫。但隨著落第秀才黃巢起義的那一把大火，關隴集團成了中國歷史上貴族勢力的絕唱。

到了宋朝，為了避免晚唐五代時期那種失控的武力爭斗再次上演，科舉的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斗”成了人與人競爭最主要的方式。

科舉地位的提高，確實給了底層子弟更多機會，“早上還在田里干活，晚上就可能進入朝廷大堂”成了一種可能。就算出身貧寒，只要考取功名就能做官，獲得資源。于是，一個叫做“士大夫”的特殊群體登上了歷史舞臺中心，從宋朝到清朝，他們始終是政治的核心。

士大夫集團和過去的世家大族不同，其成員是經過科舉考試篩選出來的。在古代中國，權力永遠是分配資源的核心，而權力必須通過科舉獲得。一個貧寒子弟考中后，能憑借權力積累財富和土地；相反，一個富可敵國的家族，如果后代沒人考取功名，失去權力的保護，他的萬貫家財遲早也會落到有權的人手里。這就是科舉制度下社會競爭的殘酷邏輯。

因為科舉能決定一個人甚至一個家族的命運，它對人的精神的塑造和扭曲也是巨大的。所以像“范進中舉”后高興得發了瘋這樣的荒唐事，也就不奇怪了。

明朝有這么一個故事：一個家財萬貫的地主，逼兒子讀書逼得特別狠。旁人看不下去，問他：“你都這么有錢了，干嘛還把孩子逼得這么苦？”地主說：“別看我現在有錢，如果我兒子考不上功名，我們家族就會被士大夫圈子拋棄。沒了權力的保護，我這點家產，遲早是別人碗里的肉。我嚴厲，是沒辦法啊！”

大幅提高科舉的地位，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社會階層的流動與和解。但同時，圍繞科舉的競爭也變得白熱化，科舉對其它社會活動的“擠壓”效應也越來越明顯。

孔乙己的“長衫”

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和范進的中舉發瘋一樣，都是科舉競爭走向極端的產物。

因為科舉帶來的利益太大，孔乙己們用一生去死磕，也就可以理解了。但這場競爭注定只有少數人能勝出，大部分人都成了失敗者。那件代表讀書人身份的“長衫”，就成了他們最后的體面和執念，也是他們融入不了現實世界的枷鎖。

看到這里，你可能會問：既然科舉讓這么多人痛苦，為什么還能存在上千年？如果沒有它，中國古代會不會發展得更好？

這是個好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明白，科舉競爭之所以那么慘烈，是因為在古代中國，它幾乎是普通人快速獲取社會資源的唯一正道。

科舉向所有讀書人開放，門檻相對較低，只要識字、買得起書本就能參與。參與的人太多了，競爭自然就變得無比殘酷。

科舉的本質，是把對社會資源的爭奪，簡化成了一種方式：所有人坐在考場里，憑一張試卷定高下。

這片土地上，人與人競爭的烈度自古以來就很高，這跟古代的產業結構有關。中國有大片的平原，注定農業是絕對的主導產業。農業的特點是穩定，但也很少有一夜暴富的機會。在一個國家的資源總量幾乎固定的情況下，怎么“分餅”往往比怎么“做餅”更重要。

土地，就是古代社會最重要的“餅”，人人都想要。所以，圍繞土地分配權的競爭，注定異常激烈。

如果放任這種競爭不管，很容易就演變成軍閥混戰，殺得血流成河。而農業恰恰又是一個最需要穩定環境的產業，連年戰亂會直接摧毀農業生產的基礎。所以，古代中國對“穩定”有著近乎執著的追求。

科舉考試，正是上面所有這些訴求綜合作用下的產物。

現在，我們可以把“周禮”、“儒家”和“科舉”背后的邏輯串起來了：

古代中國以農業為絕對支柱。農業生產本身不復雜，不確定性小，所以競爭主要集中在如何分配有限的資源（尤其是土地）上。人人都想多分點，競爭自然極其激烈。

同時，農業又極度需要穩定，動蕩會動搖國本。所以統治者必須想方設法，避免競爭直接變成武力沖突。

從周禮到儒家治國，再到科舉取士，目的都是給這種激烈的競爭套上“韁繩”，把烈度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內。

周禮想避免國家間的軍事沖突，但失敗了。脫胎于它的儒家思想，在中央集權建立后找到了用武之地。它確實在一定時期內規范了行為，帶來了穩定，但卻無法阻止以家族為單位的競爭，導致門閥世家崛起，壟斷權力，激化矛盾。

科舉制度出現后，世家大族世代傳襲權力的特權被收回。任何人想獲得權力，都必須經過科舉這道關。這等于把社會上最核心的競爭，都集中到了一個考場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階層流動與和解，但圍繞它的競爭，其慘烈程度也可想而知。

因為科舉是獲得一切的前提，所以范進會為它發瘋，孔乙己會把那件“長衫”看得比命還重。

代價與土壤：長衫何時能脫下？

孔乙己的“長衫”，是農業社會在無數矛盾斗爭后形成的一個奇特現象。但是，相比于整個社會陷入“以命相搏”的武裝沖突，瘋掉的范進和落魄的孔乙己，是古代社會能夠接受的“代價”。

那么，怎樣才能讓“孔乙己”們脫下長衫呢？

既然“長衫”是農業社會的產物，那么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當社會不再只依賴農業這一棵大樹時，長衫自然就容易脫下了。但這只是第一層邏輯。

鴉片戰爭后，清朝國門被打開，雖然處境艱難，但現代工商業還是獲得了一些發展空間。投身工商業，成了死磕科舉之外的另一個選擇。那段時期，確實有一些“孔乙己”脫下了長衫。

但當時的民族工商業生在夾縫中，受著外國列強和本國封建力量的雙重擠壓，所以真正能脫下長衫、成功轉型的人并不多。

真正讓中國人開始大規模思考是否要“脫下長衫”的時代，是改革開放以后。當時，數以百萬計的公務員放棄了體制內的“鐵飯碗”，選擇“下海”經商。公務員工作體面又穩定，這和農業的“穩定性”很像。但當看到經商可能帶來的巨大收益時，很多人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改變。

理解了那次“下海潮”，才能真正明白“長衫”存在的土壤是什么。

“鐵飯碗”代表穩定，就像古代的農業。當社會出現了新的、充滿機遇的領域，并且改變帶來的預期收益，遠遠大于保持現狀的穩定時，人們根本不需要誰來說教，自己就會理性地選擇脫下那件束縛行動的“長衫”。

所以，關于“長衫”的討論，答案終究要回到經濟上來。當一個社會的經濟活力充沛，發展路徑多樣，成功不再只有“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這一條路時，那件無形的“長衫”，也自然會從越來越多的人身上悄然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