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馬的馴化利用,使古代人類社會在交通、生產、戰爭等領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強勁動力。它拓寬了人類改造自然的領域,加速了民族之間的交融,促進了各種文化的沖擊和進步,推動了城市文明的到來。在工業尚未充分發展的古代,馬是社會生產力的主要成分,甚至代表一個國家、一個王朝的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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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出土的銅馬車。供圖 /韓國才
得馬者得天下
據《周禮·夏官》記載,周朝馬按用途可分為供繁殖用的“種馬”、供軍用的“戎馬”、供儀仗及祭典用的“戒馬”、供驛運用的“道馬”、供狩獵用的“田馬”和僅可充雜役的“駑馬”六類。
馬經過馴養后在作戰時逐漸應用到戰車中,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些詞語“御駕”、“千乘之國”等就是因為馬拉戰車的緣故而出現的。
馬拉戰車對軍事作戰影響非常重大,增加了兵種的多樣化。大約到了西周時代,馬拉戰車已成為陸軍的主要兵種和主要突擊力量。馬拉戰車的出現,不僅對陸軍的兵種產生了影響,而且對戰爭的規模、大小也有影響。車戰的規模小者數百乘,大者上千乘。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戰車發展到頂峰,戰車不僅成為陸軍的主要突擊力量,而且成為國家軍事力量的標志。春秋時代,衡量一國國力的強弱、兵力多寡,都是以“乘”來表示。當時的大國,如秦、齊兩國戰車各多達八千乘。
戰國時期,各國為了對付北方游牧民族的騎兵,紛紛改戰車為騎兵。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就是最好的典范。他易祖宗之法,改軍制,推廣胡服騎射,組建大規模的騎兵部隊,使得趙國成為可以與當時的大國秦、晉抗衡的強國。
漢代的楚漢戰爭中,由劉邦衛隊中選拔的騎兵,最初人數不過幾千,但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支騎兵在戰爭中逐漸壯大并為西漢帝國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
“國之大政在戎,戎之大政在馬,其追逐馳驟,馬力居先。”明太祖朱元璋深知騎兵的好壞決定著國家軍事實力的強弱,然而洪武年間馬少,全仰步兵。朱棣作燕王時守衛北平數與蒙古騎兵作戰,對馬的用途體會頗深,因此他繼位后開始大力發展馬政。到永樂二十年,軍隊中的馬已達到150萬匹,可想而知當時的軍馬有多么繁榮。這一盛況對整個明朝的馬政發展都是舉足輕重的。
綜觀歷史,幾乎可以這樣說,在冷兵器時代,騎兵的強弱,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軍事戰斗力的強弱,也同時決定著一個國家的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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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型馬車 供圖 /韓國才
馬拓寬了人類活動的空間
除了被用作戰爭武器,馬對人類社會的杰出貢獻主要體現在為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提供了強大動力。借助馬的速度和力量,人類可以走得更遠,可以在更廣闊的土地上生產生活。
古代的人們大都是沿河而居,他們利用水上交通工具進行運輸,在馴服馬作為騎乘和運輸工具以前,人類陸上的交流仍然是靠徒步行走來實現,這種原始的交通方式很難及遠。而有了馬之后,人們移動的速度、里程、可到達范圍都有了巨大提升。
以短距離速度快聞名于世的純血馬,跑1000米最佳紀錄為53秒71600米為1分31秒82400米為2分23秒。而以耐力和速度俱佳聞名的汗血馬,曾創造了84天跑完4300公里的驚人成績。
商周時期的甲骨文、青銅器銘文中都有車的象形字,說明車早已出現。人類不但用車運送貨物而且還供人騎乘,而馬車的出現更是大大改善了人們交通運輸的便捷性。馬車載運能力大、速度快等,提高了貨物流通速度和數量。
同時,有了馬車,便有了修筑道路的要求,促進了陸路交通道路網的形成。中國很早就有了供馬行走的道路,據《古史考》記載:“黃帝作車,任重道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駕馬。”也就是說,最遲在少昊和奚仲時我國就有了供牛車和馬車行駛的古老道路。
以馬喻人
馬在古代社會生活中有重要地位,它們不僅是一種品質優良的動物工具,而且也被賦予更多的人文色彩。
白居易在《八駿圖》中寫道“穆王八駿天馬駒,后人愛之寫為圖。”周穆王的八駿其實比喻他的人才集團,才華卓具,本領非凡,各自用特殊的能力在共同輔佐周天子的天下大業。“千金買骨”的典故更是以馬來喻重視人才。與之對應,人才的埋沒或缺乏表現的沉悶局面則被稱為“萬馬齊喑”。清朝著名的文人龔自珍有一首詩就說:“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本文摘編、整合自《森林與人類》雜志2011年第10期。了解更多請點擊閱讀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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