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很忙”的原畫形象其實出自畫家本人

今天的年輕人最熟悉的蔣兆和作品，應該是教科書上的杜甫像。這幅印在杜甫經典詩歌《登高》旁的插圖，曾經因為被學生“二創”成杜甫騎摩托、杜甫端機槍的系列惡搞畫，釀成著名網絡事件“杜甫很忙”。但或許很少有人知道，這幅塑造了人們心中杜甫形象的畫作，其實是蔣兆和按照自己形象為原型畫的。

蔣兆和 杜甫像

這幅作于1959年的《杜甫像》，實際上已經是蔣兆和較為晚期的風格。同一時期，他還創作了《張衡像》等歷史人物畫像，同樣被用于教科書。而在這之前，蔣兆和已經歷經多次創作主題的轉換，他一直在探索中國現代水墨人物畫的創作之路。

《張衡像》蔣兆和

近日，蔣兆和的代表性作品在中國國家畫院集體展出。這不是一場尋常的藝術展覽，也是一個系統性的學術研究項目。同一天，“現代中國書畫大師創作研究系列：蔣兆和藝術研究”啟動，旨在透過中國現代水墨人物繪畫大家蔣兆和的藝術軌跡，追溯中國現代水墨變革的核心精神。

以當代學術視野下的蔣兆和重估

這次學術研究活動系統展出了由家屬提供的大量作品、草圖和文獻，完整呈現了蔣兆和的藝術歷程。通過梳理300多件作品及文獻，以清晰的敘事脈絡梳理了蔣兆和藝術精神的演進軌跡，系統揭示了他是如何在西方寫實之“體”與中國水墨之“魂”之間，探索現代中國人精神的表達方式。

從早期“為民寫真”的現實題材，到新中國成立后描繪勞動者新風貌的作品，再到晚年對歷史人物與文學形象的再創造，300余件作品及文獻構建了一個立體的蔣兆和藝術世界，全面呈現了他半個多世紀的藝術歷程。

蔣兆和 《塞上寫生·劉存滿老漢》 鉛筆 紙本 25.8cm×17cm 1958年0

展陳單元“為民寫真的現代水墨人物畫新路”，集中呈現了蔣兆和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創作的現實題材水墨人物畫。彼時，他對傳統水墨人物畫進行了深刻思變，創立了現代水墨人物畫技法體系；“新社會與勞動者的新象風貌”單元，講述了蔣兆和通過描繪社會主義建設中普通勞動者的日常生活，展現新社會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英雄造像”部分，體現了蔣兆和在嚴謹的造型中注入深沉的情感溫度，實現了現實主義精神的升華與延續；

“歷史人物與文學形象的再創造”，講述了蔣兆和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文化轉型期，對水墨人物畫創作的又一次重大變法。“中西融合的教學體系構建——速寫寫生”和“中西融合的教學體系構建——創作畫稿”中的文獻資料與創作成品互為印證。“文人情懷的生命禮贊”，聚焦蔣兆和的山水與花鳥畫創作，將其深沉的人文關懷拓展至更廣闊的自然天地，彰顯其作為“藝術多面手”的全面修養。

蔣兆和 《流浪的小子》 水墨設色 紙本 117cm×81.5cm 1939年

“這次學術研究活動，既是對藝術大師蔣兆和的致敬，也是對中國水墨人物畫現代轉型之路的深入回望與研究。”中國國家畫院院長、本次活動總策劃劉萬鳴說，作為現代水墨人物畫的開拓者，蔣兆和以“形準·神真”為追求，在傳統與現代乃至民間、東方與西方的碰撞中，開辟出一條既扎根傳統、東西融合，也直面現實的水墨人物畫現代之路。

這次學術研究活動，也有應對新的時代背景的初衷。如劉萬鳴所說，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中國藝術的獨特性并回應現代精神，是當前的重要課題。本次活動進一步從技法、美學、文化、哲學等多維度深化對蔣兆和藝術的理論探討；將其作品置于20世紀社會變遷中，挖掘其歷史價值；進而以他的融合經驗啟發當代創作，探索水墨人物畫在新時代的發展可能。

現場

“識吾畫者皆天下之窮人”

蔣兆和生于1904年，家境清寒，受水災泛濫、鴉片毒害。因此，蔣兆和13歲就開始學用擦碳畫法畫像、布景，補貼家用。16歲后流徙上海為人畫像、打工，上起了“生活的大學”，自學成為傳統國畫和現代美術的名家。1928年的《自畫像》展現了青年蔣兆和微蹙眉頭、目光堅定，對藝術、生活孜孜以求的精神面貌。

在上海的七年，蔣兆和廣泛接觸商業美術設計，從廣告、時裝到攝影、圖案，多元的媒介實踐為他日后融合中西藝術打下基礎。1936年是蔣兆和藝術道路的轉折點，他決定專注于水墨人物畫，開創“為民寫真”的現實主義道路。

上述《賣小吃的老人》正是創作于這一時期，這幅作于1936年的作品，刻畫了一位衣衫襤褸、目光蕭索的滄桑老人，舊社會窮苦人的精神狀態躍然紙上。另一幅作于1939年的《流浪的小子》也是關于底層人民的水墨畫，三個衣服打著補丁的小孩，拄著棍子，雖在流浪，但眼神中不乏生動與活潑。

《賣小吃的老人》

蔣兆和在畫冊自序中寫道：“知我者不多，愛我者尤少。識吾畫者皆天下之窮人。惟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餓殍。”這種與底層人民的情感連接，成為他藝術創作的核心理念。

里程碑之作，是1943年完成的《流民圖》。這幅畫也成為20世紀中國美術的一座豐碑。這幅巨作描繪了上百位戰爭難民的形象，農民、工人、市民、知識分子、老人、兒童殘疾人等不同身份的人物共同承受著戰爭帶來的苦難。中國美協蔣兆和研究會副會長劉曦林評價：“蔣兆和最大的特點就是從一開始的創作便接著地氣，就著眼于底層的窮苦民眾。”

蔣兆和《流民圖》局部

時代巨變，反映在蔣兆和的筆下。新中國成立后，蔣兆和創作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九蘭打夯》等作品，主題從戰爭苦難轉向和平建設。同時，他在中央美術學院與徐悲鴻共同構建了“徐蔣體系”，奠定新中國美術教育基礎，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

這一時期，蔣兆和的水墨人物畫一掃過去的沉郁，充滿了新社會的新氣象。展覽中有一副1953年的《寫給最可愛的人》，兩個小學生戴著紅領巾，在書桌前給志愿軍寫信。1956年，他還畫了一幅《志愿軍楊慶連像》。

《寫給最可愛的人》

《志愿軍楊慶連像》

如何改良中國畫？

2024年，值蔣兆和誕辰120周年之際，蔣兆和的家屬將其水墨人物畫的代表作之一《與阿Q像》，連同其生前所用的書畫用品等共計18件文物，無償捐獻給中國國家畫院，為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一手資料。蔣兆和家屬代表蔣一輝此次重提這次捐贈，“我們期盼在中國國家畫院這一平臺上，這些珍貴的文物能真正‘活起來’，成為研究蔣兆和藝術的基石。”

《與阿Q像》

蔣一輝說，本次研究活動，是一場以‘精神呈現’為核心的學術梳理，它直面20世紀上半葉中國美術的核心命題，即在傳統美學式微與西方美學沖擊的雙重困境中，如何改良中國畫？對此，蔣兆和的藝術實踐，給出了超越技法層面的深刻回答。

20世紀初，西方藝術傳入中國，對中國畫產生了強烈沖擊，是否吸收及如何吸收素描，成為中國畫教學的核心課題。蔣兆和與徐悲鴻秉持相同立場，在堅守中國文化根基的前提下，積極吸納西方的素描、造型知識，成功解決了中國人物畫的造型難題。

蔣兆和明確提出，以白描作為中國畫的造型基礎，融會貫通外來藝術。他分別確立了學習素描和水墨的原則和方法，建立一套較完整的現實主義中國畫教學體系。它與徐悲鴻的教學思想并稱為“徐蔣體系”，在新中國美術院校國畫教學建制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蔣兆和《春播》

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所副所長、本次活動學術主持謝小銓說，作為中國水墨畫現代轉型的重要代表，蔣兆和的藝術突破不僅在于引入素描技術，更在于觀念與方法上的深度融合。在徐悲鴻等前輩影響下，他將西方造型理念融入中國畫寫生，同時結合傳統筆墨與線條表現，創造出兼具堅實造型與筆墨意趣的新風格，成功解決了用傳統語言表現現代人物的難題，建立起素描與水墨融合的新型創作路徑。

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馮遠在觀展后指出，蔣兆和最可貴的貢獻，在于“破解了傳統筆墨語言與現實人物塑造的融合難題”。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于洋表示，從美術史角度看，蔣兆和藝術風格的形成絕非單一路向的創作突破，而是對中國畫“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藝術與社會”三個命題的深刻回應。

此次學術觀摩活動將持續至3月4日，觀眾可在中國國家畫院看到蔣兆和的代表作品。

蔣兆和《給爺爺讀報》

澎湃新聞記者 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