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講究血脈傳承，五代十國時期為何流行收義子，盛行假子繼位

公元912年，后梁太祖朱溫在病榻上艱難地傳令：召義子朱友文回京，準備傳位。

消息一出，他的親生兒子朱友珪怒不可遏。幾天后的深夜，朱友珪帶兵闖入宮中，手刃病重父親，后梁政權陷入血腥內斗。

這樣令人瞠目結舌的宮廷政變，在五代十國時期卻并非孤例，直接影響著政權更迭。

前蜀開國君主王建收養了上百名義子，史載有明確記載的義子達 45 人，若計入無名者則過百。這些義子多被委以重任，王宗侃封魏王、任太保，王宗吉總管六軍，形成 "滿朝文武半義子" 的特殊政治格局。

李克用的“十三太保”中，十二人都是義子；李嗣源后來成為后唐明宗，李從珂成為后唐末帝；石敬瑭去世后，他的義子石重貴即位，后周太祖郭威將皇位傳給內侄柴榮（即郭榮）；南唐先主李昪本人就是歷經楊行密、徐溫兩代收養的義子，最終卻取代義父家族建立新朝。

這種現象如此普遍，以至于北宋史學家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憤懣地寫下 "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 的批判，卻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現象的深刻影響。

收義子的習俗自古就有，為何偏偏在這一動蕩亂世，達到了“超乎尋常”的規模與影響力呢？

其實這是在歷史積淀中逐步演變而來，只是亂世給了它爆發的土壤。

先秦至兩漢，收養制度已具雛形，但核心功能始終圍繞“宗法制補充”與“政治依附”。

按照宗法原則，當家族某支系絕嗣時，需從旁支過繼男性子嗣以延續香火，這是對宗法制度的補充；

畢竟"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的觀念深植人心，加上古代社會缺乏完善的養老體系，收養義子也包含 "老有所養" 的現實考量。

此時的收養有明確規則，多局限于親屬或特定政治關系，規模有限，更像是“精準補充”而非“批量擴張”，始終在禮法框架內運行。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收養范圍逐漸擴大，但仍未脫離“非主流”地位。士族階層通過收養同族子弟或賢才，強化宗族勢力，鞏固門第地位；

武將群體偶有收養親兵為義子的情況，尤其隋唐邊將，常收養少數民族勇夫，既為增強戰力，也為拉攏異族勢力。

此外宦官因生理缺陷無法生育，多會收養義子，希望“繼體傳爵”，延續宗族榮光，光耀門楣。

但這一時期的收養，仍以同姓同宗為主，數量極少，始終是傳統宗法制度的“邊角料”，未形成社會潮流。

真正為五代風氣埋下伏筆的，是唐代中后期的社會變革。

當時不少胡將進入中原，他們帶來的少數民族社會組織方式對中原產生影響，他們本身缺乏漢民族嚴格的宗法觀念和嫡庶之分，“收養勇士為義子”是其民族常見的社會組織方式。

安祿山“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以為假子”，開啟了大規模收養的先河，而這些義子既是親信，也是核心戰力，能幫將領牢牢掌控軍隊，成了安史之亂的核心力量。

在此之后，收義子逐漸與兵權綁定，安史之亂之后，隨著藩鎮割據愈演愈烈，武將以及宦官的權力膨脹，為了鞏固擴張權力，收義子也越來越離譜。

權宦楊復恭收養六百人為義子，分派到各地擔任節度使、刺史，構建起自己的權力網絡；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也有養子千余人，以此鞏固藩鎮統治。

畢竟此時從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轉變，催生出由節度使直接掌控的 "牙軍"—— 這些精銳親兵待遇優厚但也桀驁不馴，動輒發動兵變更換主帥。

為控制這支危險力量，節度使們自然傾向于將指揮權交給最信任的人，當親子能力不足或數量有限時，收編勇將為義子便成為理性選擇。

唐后期的這種趨勢，讓收義子從“個人行為”逐漸轉向“政治軍事手段”，進入五代十國，收養義子現象突然泛濫，這并非偶然，而是亂世生存法則下的必然選擇。

正如后晉將領安重榮所言："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寧有種耶？" 在兵權至上的年代，義子成為“最可靠的親兵骨干”，成為更堅固的政治聯盟。

畢竟亂世之中，生存環境的極端惡劣，導致人口銳減，許多將領子嗣早夭，如后晉高祖石敬瑭七子中六子早亡，后周太祖郭威親子全被誅殺。收養義子既是對家族血脈的補充，更是構建政治軍事集團的必要手段。

這些義子多為成年將領，與收養者年齡差距甚至很小 —— 李嗣源比李克用僅小 10 歲，石敬瑭認耶律德光為父時比對方還大三歲，這種 "錯位收養" 顯然與傳宗接代無關，純粹是政治軍事聯盟的體現。

五代政權多由少數民族（尤其是沙陀族）建立或主導，李克用、石敬瑭、李存勖等核心人物均為沙陀人。

游牧民族向來不重血緣，更重忠誠與戰力，“收養勇士為義子”是其傳統習俗，目的是壯大部落勢力。

沙陀人李克用的義子群體堪稱這一制度的典范。他精心挑選的十三太保不僅是勇猛戰將，更形成了一個嚴密的軍事體系。

這些義子如李嗣源、李存孝等，既是沖鋒陷陣的銳卒，也是鎮守一方的封疆大吏。這種以義子為核心的組織模式，使沙陀軍事集團保持了高度凝聚力。

其他人一看如王建、朱溫等軍閥，也紛紛效仿，通過收養不同派系的將領、士族子弟為義子，將異己力量轉化為“自己人”，快速整合各方勢力；同時派遣義子鎮守地方重鎮，構建起以“義父子關系”為紐帶的統治網絡，牢牢掌控疆域。

收養義子制度它能帶來短期利益，增強實力，也可能也埋下了權力反噬的隱患，因繼承權問題引發災難性后果。

朱溫晚年欲傳位給才能出眾的義子朱友文，激起親生兒子朱友珪的殺機。這場因繼承權引發的血案，導致后梁政權元氣大傷，迅速走向衰亡。義子制度在強化權力的同時，也加劇了家族內部矛盾。

南唐烈祖李昪（徐知誥）以義子身份奪權成功后，立即恢復李姓，自稱唐室后裔，極力淡化自己的養子出身。這一舉動反映了義子身份在正統觀念中的尷尬處境。

北宋統一后，統治者深刻反思五代亂局。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重建中央集權；完善科舉制度，拓寬士人晉升渠道；重新確立宗法制度，嚴格限制武將收養義子的行為。

隨著社會秩序恢復穩定，“血緣本位”思想重新占據主導。收養制度回歸理性，回歸到延續香火、養老送終的傳統功能。

曾經盛極一時的義子政治，最終隨著亂世結束而退出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