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了就怪中國人！”在韓程序員：我們能扛系統，卻扛不動黑鍋

韓國反華勢力借機開始反撲，居然還給李在明扣了頂“反美親華”的帽子。

一場波及超3370萬用戶的個人信息泄露事件，一時間將韓國電商巨頭Coupang推向輿論風口。作為韓國最大的網上購物平臺，coupang涵蓋衣食住行，其商業場景幾乎嵌入每一位韓國人的日常生活。

考慮到coupang的主要用戶都在韓國地區，而韓國人口總共也就才5000多萬，也就是說泄密事件涉及67%的韓國國民，多半個國家的個人信息就這么被曝光了。這種事屬實有些罕見。

隨著事態的進展，這樁單純的“企業數據安全管控失職”事故卻演變為一場裹挾“反美”政治炒作、“中國程序員的陰謀”輿論鬧劇的復雜博弈。

甚至使得韓國總理時隔41年首次單獨訪美。其背后交織的資本算計與地緣考量耐人尋味。

一、事件背景：遲滯的危機應對與失控的泄露規模

2025年11月，Coupang用戶信息泄露事件引爆韓國社會。調查顯示，黑客早在當年6月便利用平臺服務器認證漏洞實施非法訪問，而Coupang直至11月18日才通過用戶投訴確認泄露事實，前后間隔超5個月。

更令人震驚的是，后續核查證實，超3370萬用戶信息遭竊取，涵蓋姓名、聯系方式、配送地址以及消費記錄，甚至小區單元門的玄關密碼，泄露規模遠超平臺初期公布的4536條，幾乎覆蓋其全部注冊用戶。

事件爆發后，Coupang的遲緩應對與信息瞞報引發韓國民眾強烈不滿，輿論聲討直指企業數據安全管理的系統性漏洞。

二、美資企業扣帽子：將合規調查歪曲為“區別對待”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coupang作為韓國人日常生活中幾乎無法避免的最大電商平臺，其卻是背靠美國資本的上市企業，老板早已加入美國國籍。但Coupang及其美國投資方并未直面自身問題，反而選擇以政治手段轉嫁危機。

兩家持有Coupang股份的美國投資公司發布聲明，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提交調查請愿，捏造“韓國總理金民錫下令以掃黑力度整治Coupang”的虛假言論，炒作韓國政府“歧視美國企業”，甚至給李在明政府貼上“反美親中”的標簽，試圖借助美韓外交渠道干預韓國司法調查進程。

這場由企業管理失職引發的合規危機，被美資方蓄意升級為雙邊經貿摩擦議題，其本質是資本為規避法律追責、維護投資收益的刻意操弄。

三、中國程序員背黑鍋：族群化歸因掩蓋企業漏洞

在美資方炒作“反美”議題的同時，更令人哭笑不得的另一場輿論鬧劇同步上演，“中國程序員威脅論”被推上風口。事件發酵后，韓國匿名職場社區出現爆料帖，聲稱“Coupang半數IT人員為中國人，管理層占比超90%”，相關言論經保守右翼媒體放大后迅速傳播。

盡管Coupang代表在國會質詢中以“按國籍評價屬歧視”拒絕回應，但后續披露的簽證數據顯示，韓國境內持專業人才簽證的中籍信息通信管理者中，91%為Coupang員工，再加上中籍開發者主導平臺核心系統研發的專利分析結果，進一步加劇了輿論焦慮。

事實上，這不過是Coupang為降低人力成本、吸納中國電商技術人才的商業選擇，卻被刻意歪曲為“中國技術滲透”，本質是企業將自身監管漏洞歸咎于特定國籍群體的甩鍋行為，更是部分勢力利用族群情緒轉移公眾視線的輿論操弄。

四、時隔41年的韓國總理訪美：高層斡旋管控雙邊誤解

為平息事件引發的外交風波，韓國國務總理金民錫打破慣例，以在任總理身份單獨訪美，這是自1985年以來時隔41年的第二次。當地時間1月23日，金民錫在白宮會晤美國副總統萬斯，雙方就Coupang事件展開磋商。

萬斯則表示理解韓國法律框架下的調查邏輯，雙方達成“及時通報進展、共同管控輿論”的共識。

此次會晤不僅延長10分鐘，雙方還互相交換了各自的溝通熱線，金民錫更是當面發出萬斯訪韓的邀請，體現出韓美兩國管控事件外溢、維護雙邊關系穩定的意愿。

從企業數據安全事故，到牽動兩國高層的政治博弈，Coupang事件的演變軌跡，深刻折射出跨國企業危機中資本、政治與輿論的復雜糾纏。而中國程序員與“反美”標簽的無端卷入，更成為這場風波中極具諷刺意味的注腳。

【——筆者評論——】

評論一：韓國社會對中國議題的高度妖魔化與制度性排外傾向。

從事件演變過程看，Coupang用戶信息泄露原本是一樁典型的企業數據治理失敗案例，其核心問題在于平臺長期存在的系統漏洞、風險預警機制缺失以及事后危機應對遲緩。在部分韓國右翼輿論的敘事重構中，這一“技術性、治理性問題”迅速被轉化為“外部威脅問題”，并被強行指向所謂“中國因素”。

這種敘事轉移并非偶然，而是典型的“族群化歸因”策略。通過將復雜的系統性失敗簡化為特定國籍群體的“道德缺陷”或“安全威脅”，相關輿論不僅成功轉移了公眾對企業責任與監管失靈的關注，還在情緒層面塑造出“外來者有害”的想象圖景。

在當前韓國社會高度政治極化、對外部不確定性高度敏感的背景下，“中國人很壞”的標簽化敘事，極易被動員為解釋社會焦慮的便捷工具。

更值得警惕的是，通過該事件可以發現，韓國社會的部分勢力實際上在推動一種系統性的排外邏輯，為歧視在韓中國求職者、限制其進入高技術崗位提供“合理化”依據。

這種機制并非針對具體個體行為，而是基于身份本身進行預設性否定，其本質已接近制度性歧視的邊緣。

評論二：合規調查被污名化為“親中反美”，凸顯右翼將監管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以攻擊李在明政府的操作邏輯

在信息安全與個人隱私保護領域，韓國長期以監管嚴格著稱。無論企業背景如何，一旦發生大規模信息泄露事件，啟動高強度調查與問責，本應是行政體系的常規反應。

在本案中，針對Coupang的依法調查卻被部分右翼勢力刻意解讀為“政治選擇”，甚至被貼上“反美親中”的意識形態標簽。

這種敘事的荒謬之處在于，其將國家正常履行監管職責，等同于外交立場表達，從而徹底模糊了法治與地緣政治之間的界限。

更進一步，這種話語將中國群體置于極為尷尬的雙重指控位置：一方面，中國技術人員被指為泄露事件的“幕后黑手”；另一方面，政府依法調查企業，又被攻擊為“迎合中國、打壓美國資本”。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人實際上成為被多重敘事工具化、消費化的對象。

從韓國國內政治視角看，這種操作更應被理解為韓國右翼對李在明政府的系統性攻擊策略之一。

通過將一場企業合規調查包裝為外交危機、意識形態斗爭，右翼不僅試圖削弱政府在經濟治理與法治層面的正當性，也意在借助“親美—反美”的傳統政治分裂線，重新動員其社會支持基礎。中國議題在此更多是一種“可被隨意投射的政治符號”，而非討論的實質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