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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永貴干了5年總理,去世后葬禮冷清,高層均未到,僅此一人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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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8月的一個午后,北京中南海勤政殿氣氛正熱烈。毛澤東忽然一揮手,說出那句后來家喻戶曉的話:“農(nóng)業(yè)要學大寨。”自此,山西昔陽那個山溝里的名字飄進全國人的耳朵,也把陳永貴推上了時代的風口。

      若把鏡頭倒回去,1914年,陳永貴出生在昔陽縣一個貧苦農(nóng)家。戰(zhàn)亂、饑荒、苛捐雜稅,把少年硬生生磨成了一個不易服輸?shù)那f稼漢。為躲饑荒,全家遷到大寨,一個石多土薄的小山村。就是這片看似貧瘠的黃土,日后成了全國聞名的“試驗田”。

      進步突如其來卻又合乎邏輯。1948年,34歲的陳永貴在老黨員介紹下入黨。籌糧、修渠、背石頭,他樣樣沖在前面。村干部發(fā)現(xiàn),這人嘴笨,卻能把幾百號農(nóng)民凝到一處。1952年,初級農(nóng)業(yè)社在大寨掛牌,他已是支部書記兼社主任。

      大寨地少坡陡,想多打糧,非得“削山造田”。于是,硬是用肩挑背扛,把300畝坡改梯。1956年,合作化進入高級社階段,土方繼續(xù)翻騰。有人算過,大寨人挖山的土石量,相當于搬走了整座小山。畝產(chǎn)連年遞升,大寨賬面出現(xiàn)盈余,陳永貴頭一次帶隊把公糧挑到縣里,不少人直呼“見了新鮮”。

      省里注意到了這面紅旗。1960年前后,“大寨經(jīng)驗”在山西層層推廣。最考驗人的,還是1963年的那場洪災。水沖走梯田、糧種、房屋,大寨一夜回到解放前。陳永貴卻亮出“三不要、三不少”:不要糧、款、物資;口糧、收入、公糧一樣不能少。隊里人哭笑不得,還是跟著干。結果,當年畝產(chǎn)突破700公斤,還上交國家12萬公斤。這組數(shù)據(jù)擺到省里會議桌上,震住了所有人。

      正因如此,大寨成了新中國農(nóng)業(yè)的一面鏡子。1964年起,全國掀起“農(nóng)業(yè)學大寨”,越來越多的縣團干部甚至技術員跑到昔陽取經(jīng)。輿論聚光燈下,陳永貴的身份迅速改變。他當上昔陽縣委常委、平遙專區(qū)副專員,再到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大上,當選國務院副總理,人們驚呼“農(nóng)民進中南海”的故事成真。

      高位并沒讓陳永貴習慣西裝和條紋領帶。國務院機關食堂里,外地干部見他端著搪瓷缸子,就一口一個“陳大哥”。不久,國家進入調(diào)整階段,政策重點轉(zhuǎn)向經(jīng)濟體制改革。陳永貴的“天天抓生產(chǎn)、處處搞大會戰(zhàn)”理念,顯得與時俱進不足。加之與華國鋒在若干具體事務上產(chǎn)生分歧,他索性遞了辭呈。1979年12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批準他的辭職,副總理任期定格在五年。



      離開中南海,陳永貴被安排到北京東郊農(nóng)場擔任顧問。他仍穿那件舊中山裝,蹲地里看禾苗,跟工人嘀咕幾句就樂呵。可是,癌癥悄悄襲來。1986年3月26日凌晨,72歲的陳永貴在北京醫(yī)院病房閉眼前,對家人只說一句:“我沒有給他老人家丟臉!”隨后再無聲息。

      遺愿寫得清清楚楚:8365元存款全部交黨費,葬禮從簡,不驚動組織。昔陽來的鄉(xiāng)親抬來兩麻袋黃土,撒在靈堂,兩根高梁稈插在門口,算是“大寨味”。中央沒有派人,花圈也不多,整個禮堂顯得空蕩。可就在遺體告別那天,一輛老舊黑色伏爾加停在門口,華國鋒悄然走進來。他走到靈柩前,深深鞠了三躬,眼眶濕紅,卻沒說一個字。守靈的老鄉(xiāng)愣在原地,沒人敢出聲。鞠躬完,他轉(zhuǎn)身上車,很快駛離。

      華國鋒為何到場?坊間推測頗多:有說是私人情誼,有說是共同的革命經(jīng)歷,也有人講那“五年副總理”里,兩人在某些戰(zhàn)線互有扶持。原因難考,但那三躬足以說明態(tài)度——政治分工歸分工,人情難斬斷。

      陳永貴的一生,完美符合“時代造英雄”這句話。他的成功,是在特定政治與輿論氛圍里被放大;他的式微,又是另一個潮頭涌來的必然結果。把一個不識字的山村支書推到國家決策層,本身就足夠戲劇。遺憾的是,戲劇落幕時,他沒能像其他副國級那樣,接受一個宏大葬禮,只留下質(zhì)樸、簡單、甚至略顯冷清的別離場景。

      不可否認,大寨模式有其局限,過度動員、粗放投入,部分做法難以長期復制;但也同樣不能忽視,在自然條件極差、基礎薄弱的年代里,它確實讓一座晉中小山村擺脫饑餓。凡事有功有過,歷史會給出相對公允的注解。

      72年的生命,總結起來無非“兩個舞臺”:溝壑縱橫的昔陽縣和燈火輝煌的國務院。舞臺之間跨度巨大,可他始終保留鄉(xiāng)音、保留那口搪瓷缸子,哪怕在人民大會堂,也照樣一口大碗面下肚。有人評價他“土”,卻也正是那股“土”味,讓當年許多人相信,只要肯扒命去干,就能改天換地。

      陳永貴的墓碑立在昔陽的山坡上,四周種著耐旱的油松。春風吹過,松針簌簌作響,似乎在提醒后人:在那段充滿理想和激情的年月,的確有一群人,把苦難土地當成信仰,把汗水當成禮炮,試圖用雙手重塑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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