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澳洲工簽的尾巴，我在澳洲迎接我的30歲

當一個“優等生”主動放棄高薪和光環，去澳洲海島后廚做最臟最累的活，她真正想對抗的，不是職場，而是被奪走的注意力和人生選擇權。

澳大利亞昆士蘭州一個海島廚房的后廚，29 歲的阿黃正麻利地搬著堆疊的餐食貨箱，夏季的雨水混著游客吃剩的食物殘渣，海水濕氣裹著廚房的油煙貼在她的手臂上。她的手指關節因為持續搬重物而一直酸脹，掌心磨出了薄繭，每天 8 到 10 小時的體力活，讓她告別了寫字樓里的精致通勤。

從中山大學人類學本科生，到紐約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再到新能源企業港股上市項目的公司秘書，按照常人的預期，阿黃應該努力工作，擁有非常好的事業發展。

但因為難以承受令人窒息的職場環境，阿黃放棄了國內世俗意義上的 “優質工作”，她選擇親手推倒了那個由海歸學歷、投行高薪構筑的精英濾鏡，試圖在最原始的體力消耗中，找回對生命最真實的解釋權。

她申請了澳大利亞工作假期簽證（WHV，Working Holiday Visa），在偏遠海島做起了廚房幫手，一頭扎進了繁重的體力勞動中。在這里，阿黃觀察著不同國籍的背包客，以親歷者的身份感受著中西方職場的差異，也拓寬了自己的能力邊界。

她發現，自己不僅能做寫字樓里的白領工作，也能做最臟最累的藍領活，她收獲了 “什么工作都能做” 的底氣，在體力的疲憊與心靈的松弛中，重新定義著人生的價值與幸福。

叛逆的優等生游戲

“我一直很叛逆，但一直是個好學生。”阿黃這樣評價自己。從小到大，她就摸索出了一套生存邏輯：如果你想獲得“不做某些事”的權力，你必須先證明自己擁有“把這些事做到頂尖”的能力。

為了獲得填報志愿的自主權，高三最后三個月，她不再跟隨學校的進度，而是按照自己的節奏自學自測，最終沖進了中山大學；為了看一眼世界的頂峰，她拿下了紐約大學的碩士學位。在曼哈頓的金融機構實習，在頂級律所周旋，她精準地踩在每一個社會評價體系的“優等生”步點上。

她像一個冷靜的玩家，為了通關而不斷給自己疊加buff（增益）。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并不愛這些獎杯。

“我就是很想學能觀察人類社會、理解世界基本運轉方式的專業。”中山大學的社會學與人類學同屬一個學院，大量交叉的課程讓她得以沉浸在自己熱愛的領域。在追求 “實用” 年代，人類學被很多人視為 “冷門無用”，但阿黃卻在其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思維方式：學著看待世界，去理解社會的結構。

她去云南邊境做田野調查，在那里她遇到一位當地的女性，那是云南小縣城村莊里很普通的年輕女性：年紀輕輕，生了兩個孩子，無奈做了全職媽媽，沒有收入，在家中也沒有什么話語權。

阿黃剛認識她的時候，她的狀態消極，看起來總是很疲憊。后來阿黃回到學校，她們依然保持著聯系，在微信里關注著對方的狀態。一年之后，這個年輕的媽媽去鎮上找了一份房地產銷售的工作，她由內而外、煥然一新的變化讓阿黃感到欣喜和震撼。“經濟獨立帶來的改變是非常翻天覆地的，我一直想做對社會有用的事，能在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給人帶來真正改變。”她回憶道。

這也影響了阿黃后來的求職取向，她認為，要解決真正的社會問題，需要讓金融工具參與其中。大學畢業后，阿黃到深圳工作，在社會價值投資聯盟做可持續金融相關的工作，那家機構通過對上市公司開展可持續價值（ESG）評估，發布指數基金來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地與監管。

2021 年，拿到紐約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阿黃，奔赴美國，攻讀公共管理碩士學位。她希望自己能在紐約，這座美國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感受最前沿的行業動態。

剛到美國，為了練習語言，緩解在陌生環境中的焦慮，她自己去找當地的優秀學生練習口語，了解美國文化。她還把找到的資源整合，分享給學院面臨相同困境的國際生。她主動且大膽的舉動，很快被看到，她被學院國際學生協會邀請擔任副主席，還拿到了學校的國際領導力獎項。“很多時候在國內，好像我們拼命付出才能拿到某種結果，但紐約讓我感覺，只要你做了，就會有人看見你的價值。”這種被認可的感覺，讓她對闖蕩世界多了一份信心。

但在紐約讀書、實習的兩年，也讓阿黃完成了對“西方敘事”的祛魅：紐約沒有那么美，沒有那么安全，曼哈頓的金融機構也并非如想象中光鮮亮麗。

她越是成功，就越是感到一種被圍困的虛無。那個曾經在高三最后三個月拼命自學的女孩，開始思考一個新的問題：如果我已經證明了我有玩贏這個游戲的能力，那我現在是不是可以申請退賽了？

在職場，交出注意力的代價

2023 年，阿黃從紐約大學畢業回國，她先在醫療器械創業公司做線上營銷，后來又跳槽到一家新能源公司參與港股上市項目，這份工作，在外人看來 “前途無量”：日常工作中，她對接的是手握核心項目的行業內總監、總經理甚至董事會成員，如果努力工作，未來就能獲得豐厚的回報。

如果說紐約是阿黃觀察世界的窗口，那么這份工作，則是她近距離觀察“資本異化”的實驗室。

但慢慢地，阿黃發現，這份工作正在一點點消耗她的生命力。“那是一個被利益斗爭裹挾的環境，工作強度大到極致，從早上7 點到晚上 12 點，甚至凌晨 1 點，生理和心理都承受著巨大的沖擊。”這份工作讓她經歷了國內職場幾乎所有的 “惡心事”：職場 PUA、辦公室政治、無底線的內卷……

在這里，時間不是按“天”算的，是按“秒”和“情緒”算的。

“那種環境是極其壓抑的。”阿黃回憶道。更讓她崩潰的是，這份工作讓她偏離了自己的價值觀——她所堅持的 “創造社會價值”，在冰冷的利益博弈中蕩然無存。最艱難的時候，阿黃曾多次產生放棄生命的想法，“我差點讓父母失去我。”

“當你發現，你連自己的注意力都無法支配時，這種生活和坐牢有什么區別？”

她決定在30歲之前，行使那項她拼命成為優等生才換來的權力——拒絕權。

阿黃非常好的一個朋友曾到澳洲打工度假，她與阿黃分享她在澳洲的見聞和經歷。那種自主、獨立、充滿生命力、對未來充滿期待的生活狀態，令阿黃非常羨慕。那個時候開始，阿黃便關注了很多國家的打工度假、互惠生項目，此后，她不止一次有過體驗出國打工的想法，但她內心不敢嘗試，她擔心在國外打工兩年再回去，會讓她錯失很多機會。但現在，工作上糟心的事情令她窒息，阿黃終于下定決心：“我快 30 歲了，這是我最后兩年能抽中這個簽證的機會，我必須試一次。”

她申請了澳洲的打工度假簽證（WHV），也就是傳說中的“462簽證”。她的決定，得到了家人和男友的全力支持。父母因為目睹了她在工作中的痛苦，只希望她能開心就好；男友告訴她，“我喜歡你做自己的樣子，你該回到屬于自己的狀態。”

「她沒有帶走精致職業裝

將行李精簡到一個 23k的托運行李箱和一只登機箱」

2024 年，阿黃抽中了澳洲打工度假簽，她毫不猶豫地辭職，在國內邊玩邊旅游一段時間后，帶著簡單的行囊，踏上了前往澳洲的旅程。“一個名校生，放棄國內的好工作去澳洲做藍領，太可惜了。”盡管身后還有一些不理解的聲音，覺得她 “浪費” 了自己的學歷和能力，但阿黃清楚自己的內心：“我可以不要多高的收入，但我要自由支配我的人生和注意力。”

體力的苦，遠不及職場的心理創傷

阿黃的澳洲之旅，從悉尼開始。落地悉尼的那一刻，她被這座城市的干凈、友好和安全感打動——與紐約的臟亂差和危險不同，悉尼讓她感受到了久違的松弛。

她住進青旅，一周內就交到了很多朋友，一邊辦理稅號、酒牌等打工必備的證件，一邊在求職網站上瘋狂投遞簡歷。她的目標很明確：去海邊工作。找工作沒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五六十份簡歷投出后，阿黃終于等來了昆士蘭州一個海島廚房的試工電話。

當時的她已經訂好了機票，決定前往另一座小鎮按摩店工作。但接到試工電話的瞬間，她果斷改了行程，帶著全部家當飛往海島。“這家公司相對靠譜，我不想錯過這個機會。” 試工時，聽到阿黃帶了所有家當飛過來只為一個試工機會，主管感到很驚訝。

“你從悉尼那么遠的城市飛過來，試工萬一沒有通過的話怎么辦？”

“我非常需要這份工作，有了這份工作，我才可以租房，才可以在這里生活。”

阿黃非常坦誠，幸運的是，主管和主廚最后都表示非常喜歡她，也希望她能留下來和他們一起工作。

阿黃工作的廚房主要為海島上的游船準備餐食，她的崗位是廚房幫手，負責回收、清洗游船的餐具和貨箱。這份工作的辛苦，遠超她的想象。她的上班時間是中午 11 點半到晚上 8 點，卻幾乎每天都要加班到 9 點半，甚至更晚。每天要備幾百人的餐食，回收 60 到 70 個貨箱的餐具，清洗幾百個托盤。在冷庫與廚房之間來回奔波，搬重物、擦油污、處理食物殘渣，成為她的日常。

“第一天工作，我覺得自己要死了。” 阿黃是長期健身、跑過半馬的人，體力和耐力都不錯，但第一天 9 個半小時的連續工作，讓她連喝水、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下班回到青旅后，癱在地上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手指關節的疼痛、手臂的麻木，成了她每天的 “標配”，甚至到現在，她的手也時常無法正常握拳。但即便如此，阿黃卻覺得這份體力的苦，遠不及國內職場的心理創傷。“在這里，身體的累是真實的，但心里是輕松的，沒有PUA，沒有辦公室政治，不用時刻提防著別人”。

阿黃的基礎時薪為 32 澳元，因持打工度假簽證需繳納 15% 的稅費，稅后基礎時薪約 29 澳元。按照澳洲的薪資規定，周末及公共假日上班均有加班費：收入高峰期時，阿黃一周能賺 1500 澳元，折合人民幣近 7000 元，月收入約合人民幣兩萬多元。她所在的廚房團隊有 10 個人，主廚是倫敦人，其他主管都是澳洲本地人，他們非常友好，愿意主動提供幫助。第一天阿黃加班一小時，主管特意提醒她：“你要記住，這一小時是有工資的，這是你的權益。”這句話，讓阿黃瞬間紅了眼眶。

亞洲人的名字在公司系統里面沒有辦法識別，因為這個事，阿黃求助主廚幫忙，因為是在對方工作時間去打擾他，阿黃一直在說抱歉，聽到這些，主廚對她說：“你永遠不用感到抱歉，你可以在任何時候打擾我，因為你是我的員工，我會罩著你。”搬貨箱時有人搭手，清洗餐具時有人配合，每個人都想著為下一個人提供便利，這種純粹的職場關系，讓阿黃感受到了被尊重、被重視的滋味。

海島過客——背包客百態

在澳洲的這段時間，阿黃接觸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也看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生活態度與人生選擇的差異。

她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澳洲打工的年輕人，被分為明顯的“推”與“拉”兩派。

那些來自歐洲、巴西的背包客是被“拉”來的。他們帶著“It is what it is（這就是生活）”的松弛感，沒錢了就打工，攢夠了錢就去沖浪。他們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自己的成功。

而亞洲面孔的打工人，更多是被原籍國的焦慮“推”出來的。他們哪怕在刷碗，也帶著一種“不能輸”的緊繃，甚至在休息日也忙著精算下一份工的性價比。

阿黃在后廚的蒸汽中思考：為什么澳洲的藍領可以活得如此體面？

在這里，一個搖奶茶的、當司機的或是在后廚刷碗的，只要認真勞動，就能賺到養活全家的薪水。藍領工人下班后釣魚、聚會、出海，沒有人會因為你滿手油垢而輕視你。而在她曾經熟悉的環境里，藍領往往意味著底層、勞累與卑微。

這種強烈的文化錯位，徹底治好了阿黃的“名校包袱”。

她發現，當一個人的生活被簡化到“工作與休息”這兩個支點時，內心反而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她不再需要為了維持“話語權”而戴上面具，也不再需要為了那虛無縹緲的成功而焦慮。

在國內，她習慣了“時間被過度擠壓” 的生活。在職期間幾乎無休，一旦放假，就報復性娛樂，晚上吃飯、喝酒、唱歌、生活被各種社交填滿，熱鬧之后依然要面對內心的空虛；而在澳洲，她的生活回歸簡單，每天騎著電動滑板車從住的地方到廚房上班，穿過山林和海邊，晚上再沿著同樣的路回家。

生活簡單到只有 “工作和休息”，下班之后，偶爾和朋友在山腳下喝杯啤酒、聊聊天，或者去海邊燒烤、釣魚，接近自然的生活，讓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簡單的生活帶來的穩定感和秩序感，會讓人的緩沖地帶變厚，能夠承受住突如其來的打擊。”

當然，澳洲并非完美的 “烏托邦”，阿黃也遇到過歧視與不公。作為亞洲面孔，她曾被公交車司機刻意刁難，明明有公司的免費乘車權益，卻被對方拒絕；室友也經常在超市被單獨查包，只因是亞洲人。在工作中，作為兼職員工，她的工時會被優先分配給全職員工，公共假期的高額加班費，也與她無緣。“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斗爭，這是無法避免的。”

寫給想出發的人：

要活在自己的節奏里

阿黃很清楚，自己并不會在海島后廚刷一輩子碗。

對于未來，阿黃沒有定下確定的目標，卻有著清晰的方向。她的澳洲打工度假簽目前有效期到 2026 年 9 月，完成 88 天的偏遠地區工作后，她將申請續簽，把簽證延長到 2027 年 9 月。

她已經獲得了一種“向下扎根”的底氣：即便明天所有的寫字樓都倒塌了，即便她的碩士學歷不再值錢，她依然能靠這一雙手，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體面地活下去。

這種“什么都能干”的底氣，才是治愈精英階層“精神內耗”的終極良藥。“二十歲的時候，我以為成功是活給別人看；三十歲的時候，我發現成功是能支配自己的注意力和時間。”

現在的阿黃，已經在悉尼完成了咖啡師的培訓。或許海島后廚之后的下一份工作，會是在一家咖啡館里。

男友今年博士畢業后，將前往阿聯酋阿布扎比任教，她計劃今年下半年前往阿聯酋，與男友一起生活。“我是體驗派，新鮮的東西我都想嘗試。” 阿聯酋是一個阿黃從未去過的國家，她希望獲得新的人生體驗。至于未來會做什么工作，她并不強求。“我現在可以做任何工作，白領也好，藍領也罷，我都能適應。先去體驗，不適應了再說，生活本就充滿了未知。”

阿黃在社交媒體記錄著她在澳洲的打工生活，也吸引了很多想要申請澳洲打工度假簽的年輕人，其中不乏很多女生向她咨詢經驗。對于這些想要出發的人，阿黃有著最真切的建議。“首先要想清楚，你是為了錢，還是為了換一種生活方式。”

如果只是為了錢，澳洲的打工度假會讓你覺得無比辛苦，這里的高收入，都是用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換來的，甚至有人會因為長期的體力活落下腰椎間盤突出等慢性病；但如果是為了換一種生活方式，感受世界的另一種活法，那么澳洲會給你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獲。

阿黃騎上電動滑板車，再次穿過那片寧靜的山林。海風依舊，而她已經在那雙發麻的手中，握住了屬于自己的、不再搖晃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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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輕舟

編輯 / 云路

版式 / Al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