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女老師來我家要賬，我沒錢還，她紅臉：要不你當我男人

1989年的夏天格外漫長，梧桐蟬鳴從破曉纏到日暮，柏油馬路被烈日烤得發軟，空氣里混著熱浪與梔子花的淡香，黏在皮膚上揮之不去。我叫王勇，二十四歲，在城東老街上開了家二十平米的電器修理鋪，門前那塊手寫木牌“勇子電器修理”，被曬得褪了些顏色。

半年前，為湊開店的啟動資金，我厚著臉皮找老同學李萍借了一百塊。在那個普通工人月薪七八十塊的年代，這無疑是筆巨款。我至今記得初春那個傍晚，揣著皺巴巴的借條敲開她家大門，她穿著淺藍色毛衣，頭發松松挽在腦后，見了我眼睛彎成月牙：“王勇？怎么是你？”

局促地說明來意后，她沒多問，轉身進屋拿出一張嶄新的百元鈔票遞過來：“拿著，不用著急還。”我堅持寫下借條，她接過去隨手扔在桌上，臨走時笑著拍我肩膀：“你手藝好，肯定能成。”這句話，成了我開店初期最足的底氣。

可現實遠比預想艱難。修理鋪生意時好時壞，我修過老式收音機、黑白電視機、吱呀作響的電風扇，甚至幫街坊擺弄過一臺日本進口洗衣機。但除去房租和日常開銷，攢下的錢寥寥無幾。那一百塊像塊沉甸甸的石頭壓在心頭，每次在街上偶遇李萍，我都羞愧得含糊其辭，總說“下個月就還”，卻一次次食言。

李萍在城西小學當老師，溫柔又體面。我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熟人，小學時她坐在我前排，馬尾辮系著紅蝴蝶結；初中一起參加數學競賽，她拿第一我墊后；高中畢業她考上師范，我去了技校學電器維修。命運岔路讓我們境遇迥異，我愈發覺得，那一百塊不僅是債務，更是差距的見證。

七月流火，熱浪裹著蟬鳴讓人喘不過氣。那天下午，我光著膀子在店里修一臺“雪花”牌電視機，滿頭大汗調試顯像管，頭頂老式吊扇吱呀呀轉著，吹不散滿室悶熱，背上搭著的毛巾早已濕透。“王勇。”輕柔的聲音從門口傳來，我慌忙抓過工字背心套上，抬頭就看見李萍站在逆光里。

她穿白色短袖襯衫和淺灰長褲，馬尾扎得干凈利落，額前碎發被汗水打濕，手里提著淺藍色布袋，臉上帶著幾分猶豫。“李、李老師，你怎么來了？”我語無倫次，心里已然猜到她的來意——定是家里急用，來催我還錢了。

“路過，來看看你。”她走進店，目光掃過凌亂的工作臺、墻角堆著的待修電器，還有我放在椅子上的剩菜飯盒。我慌忙收拾干凈椅子讓她坐，她卻站在原地，輕聲問：“生意還好嗎？”“還行，還行。”我含糊搪塞，心跳得越來越快。

沉默在悶熱中蔓延，只有蟬鳴和吊扇聲格外清晰。終于，她咬了咬唇開口：“王勇，我媽媽生病了，需要錢買藥……”我腦子“嗡”的一聲，最害怕的時刻還是來了。我攥著衣角反復道歉，話到嘴邊卻卡殼——所有積蓄加起來只有三十七塊五，連房租都還沒湊夠，根本無力償還。

李萍靜靜看著我，眼神清澈得像城郊那條我們小時候常去的小溪。就在我羞愧得想找地縫鉆進去時，她突然紅了臉頰，輕聲說：“要不……你當我男人。”時間瞬間靜止，所有聲響都退到遠方，我愣愣地看著她，大腦一片空白。

見我失神，她深吸一口氣，眼神里透著破釜沉舟的堅定：“我們結婚，那一百塊就不用還了。而且我有工資，能幫你把店經營好。”“你瘋了？”我脫口而出，“我連一百塊都還不起，店鋪又小又亂，跟著我只會吃苦。”“日子是兩個人熬出來的，你肯干、踏實，這就夠了。”她的話，像一顆石子投進我混沌的心里。

那天晚上我徹夜未眠，躺在店鋪后間的木板床上，反復回想白天的對話。我想起小學時她幫我包扎摔傷的膝蓋，初中時“不小心”多給我的雞蛋，高中畢業晚會上她唱《茉莉花》的清澈嗓音。原來那些被我忽略的瞬間，早已藏著她的心意。三天后，我提著一袋蘋果，站在李萍家樓下，鼓起勇氣敲響了門。

李媽媽臥病在床，眼神卻溫和：“萍萍都跟我說了，你是實誠孩子，我放心。日子苦點沒關系，人品正就好。”得到長輩認可的那一刻，所有猶豫都煙消云散。我們沒有隆重儀式，只在李萍家吃了一頓家常飯，紅燒肉、西紅柿炒蛋，配著一瓶橘子汽水，就定下了終身。

七月底，我們領了結婚證。兩張薄薄的紙片上，我表情僵硬，她笑眼彎彎。從民政局出來，她晃著結婚證打趣：“現在債務自動消除，這是法律常識。”我笑著點頭，心里的重壓終于消散，卻又生出新的顧慮：“我們住哪兒？”

我的修理鋪后間只有一張單人床，她的集體宿舍也不方便。不等我發愁，李萍拿出一個小本子，上面畫著店鋪改造草圖：“把這里隔一下，前面做生意，后面當臥室，一百塊就能搞定。”我驚訝地看著她，才知道她早已為我們的未來盤算妥當。她拿出三年教書攢下的積蓄，成了我們小家的第一筆啟動資金。

接下來的兩周，我們忙著改造店鋪。她白天上課，下班后就來幫忙刷漆、釘木板；我包攬重活，手上磨出了水泡也不覺得累。街坊們紛紛伸出援手，張大爺送來了舊衣柜，趙阿姨給了新被面，雜貨店小劉幫忙裝電燈。那個夏天，我渾身沾滿灰塵油漆，心里卻滿得快要溢出來。

八月中旬，十八平米的小店終于改造成了家。前半部分是修理區，工作臺、工具架擺放整齊；后半部分八平米，擠下一張雙人床、一個衣柜和小桌子，墻上貼著她喜歡的風景掛歷，窗臺上擺著那盆她帶來的茉莉花。屋檐下搭了個小棚子當廚房，煤爐和鍋碗瓢盆一應俱全，雖簡陋卻溫馨。

婚后的日子平淡卻充實。她早上七點去學校，我八點開門營業；中午她帶飯回來，我們在小桌上共進午餐；下午她下課早，就幫我整理零件、接待客人，慢慢也學會了簡單的電器檢測。九月初，一臺牡丹牌彩色電視機讓我們的生意有了起色。

那天，一個中年男人抱著彩色電視機焦急趕來，說兒子結婚要用，卻突然沒了圖像。我檢查后發現是顯像管損壞，本地買不到配件。李萍見狀，主動提出去省城培訓時幫忙代購。男人付了定金，千恩萬謝地離開。我擔心被騙，她卻篤定：“他手上有戴戒指的痕跡，想必是把婚戒給了兒子，不會賴賬。”

果然，電視機修好后，男人不僅付清余款，還多給了十塊錢茶水費。這筆生意讓我們賺了六十塊，李萍把額外的十塊錢放進鐵盒：“這是我們的夢想基金，存夠了去南方看新式電器。”她的遠見，總能給我意想不到的指引。

秋天來時，梧桐葉泛黃，修理店的口碑越來越好。李萍帶的班級考了年級第一，學校獎勵的二十塊錢，她也放進了夢想基金。她鼓勵我報考工學院夜大，圓我設計制造電器的夢想：“你有天賦，不能只停留在修理。”我看著她為我規劃未來的模樣，暗暗下定決心，要給她更好的生活。

冬天來得猝不及防，一場小雪讓小城添了幾分寒意。我們買了煤爐取暖，小店后間雖擁擠，卻暖意融融。李萍織了兩條圍巾，花紋簡單卻厚實。我趁她去學校，悄悄買了一件紅色羊毛衫——那是我攢了半個月的私房錢，也是我給她的第一份正式禮物。她試穿時眼眶泛紅，撲進我懷里說：“謝謝你，王勇。”

那個晚上，她告訴我，從高中時就喜歡我，畢業晚會唱《茉莉花》時，眼睛一直盯著我，可我卻在和同學閑聊。借我一百塊時，她就偷偷盼著我還不起，好給自己創造機會。我愣在原地，原來這場看似偶然的婚姻，是她藏了多年的心意。

十二月末，夢想基金已經攢了一百二十塊，足夠支付夜大的學費。我們在圣誕夜買了一只烤雞，慶祝結婚半周年；新年前夜，相擁坐在小屋里，聽著遠處的鞭炮聲，規劃著1990年的日子。她希望母親身體健康，我能順利考上夜大；我希望能快點成長，成為配得上她的男人。

1989年的最后一場雪，輕輕覆蓋了老街的痕跡。那一百塊的債務，早已在婚姻的溫情里消散，卻牽出了我們一生的緣分。如今回望，那個炎熱夏日的午后，她紅著臉說出“嫁給我”的模樣，依舊清晰如昨。

后來，我的夜大夢得以實現，修理鋪也換成了電器店，我們有了可愛的孩子。但我始終記得，在那個狹小的修理鋪里，是她的勇敢與堅守，給了我直面生活的底氣。原來愛從不是轟轟烈烈的誓言，而是煙火氣里的相濡以沫，是用一生償還的、最珍貴的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