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中“社會性”與“利誘性”的司法誤讀與破局

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控辯戰場上，“社會性”與“利誘性”常常是決定案件走向的命門。然而，司法實踐中，這兩個要件卻最容易滑向形式化認定的陷阱——或是將“多人”簡單等同于“社會公眾”，或是把一切回報預期都視為“保本付息”的承諾。這種脫離實質的誤讀，不僅可能傷及無辜的商業創新，更違背了刑法謙抑的精神。辯護律師的價值，正是在于撥開這些迷霧，用證據和法律還原行為的本質。

一、“社會性”要件

對“社會性”最普遍的誤讀，莫過于將其簡化為一道算術題。一旦集資對象達到一定數量，便想當然地認為具備了“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特征。這種思維忽略了“社會性”的本質在于資金募集行為的?開放性與不可控性?，其核心是行為人是否面向一個隨時可能擴展的、缺乏特定身份紐帶的社會面招攬資金。

有效的辯護，必須完成從“數量統計”到“關系深描”的轉向。我們的任務不是否認人數，而是全力構建一個關于“特定性”的完整證據鏈。例如，在一起被指控的企業融資案中，面對數十名出資人，我們并未糾纏于數字本身，而是通過調取長達數年的工資發放記錄、內部會議紀要、私人社群聊天記錄以及家庭間的密切往來憑證，向法庭生動地呈現出一個畫面：這些出資人無一例外，都是與企業主有著長期、穩定、且高度信任關系的核心員工、事業伙伴或至親密友。他們的出資決策，基于對企業和個人多年深耕的深度了解，而非面對社會公開宣傳后的盲目投入。

這實質上是一個基于強信任關系的“內部共同體”融資，其封閉性與信息對稱性，與面向不特定公眾“撒網”的非法吸存行為存在天壤之別。最高檢在國盈系私募基金案（檢例第174號）中明確指出，通過“拼單”“代持”規避合格投資者要求，恰恰是破壞了私募基金應有的“特定對象”范圍，從而具備了“社會性”。這從反面啟示我們：辯護的著力點，正在于證明當事人的募集活動始終未曾突破一個真實、封閉、基于特定身份或職業聯系的圈子。即便信息通過“口口相傳”在小范圍內擴散，只要這種擴散源于既有信任關系的自然延伸，而非行為人主動、概括性地向社會公開推介，就不應認定為具備刑事意義上的“公開性”與“社會性”。

二、“利誘性”要件?

“利誘性”認定的誤區，往往在于混淆了商業活動中的收益約定與刑事犯罪中的“誘餌”。刑法所打擊的“利誘”，核心在于行為人給出了?還本付息的確定性承諾?，這種承諾消除了投資的風險屬性，扭曲了出資人的判斷。實踐中，任何帶有回報色彩的表述都可能被機械地套入此框架。對此，辯護需構筑兩道防線。

第一道是?性質辨析防線?：

必須嚴格審視所有書面協議與口頭溝通的實質。關鍵在于區分“固定債權承諾”與“浮動投資預期”。以常見的養老項目“預存服務費”模式為例，檢察機關常將承諾的“消費補貼”或“收益”指控為變相利息。辯護律師則需精準論證，這筆錢的法律性質是?預付式消費款?，所謂“收益”實質上是未來購買服務時的價格折扣或會員權益，其兌現與具體消費行為掛鉤。這與不同經營結果、到期必須兌付的金融性“利息”存在本質區別。

若能進一步證明資金實際流向了養老公寓的裝修、設施采購等實體運營，則更能強化其“服務合同對價”的屬性，而非單純的資本運作。同理，在影視投資、項目合伙中，若回報明確與票房、利潤浮動掛鉤，則屬于典型的風險投資，應排除在“利誘性”之外。

第二道是?主觀與客觀耦合審查防線?。

不能僅因承諾最終未兌現就倒推“利誘”成立。辯護必須深入審查行為人在做出承諾時的主觀心態與客觀基礎。這需要精細分析審計報告和資金流水：在吸收資金時，項目是否擁有足值的抵押物、明確的應收賬款或合理的盈利預測？行為人是否真誠地相信并致力于通過經營來兌現承諾？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即便后期因市場風險經營失敗，也更接近民事違約或經營不善，而非刑事欺詐。

相反，若資金從一開始就主要用于“借新還舊”或個人揮霍，則指向非法占有目的，可能升格為集資詐騙。對于一線銷售人員，辯護策略則可側重于其認知層面，通過其從業背景、培訓內容、自身是否投資等證據，論證其缺乏“明知”系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故意，從而進行責任切割。

三、構建“非罪化敘事”與倡導“實質危害性”裁判?

最高層次的辯護，并非對“四性”要件的逐個擊破，而是致力于為當事人的整體行為構建一個更具說服力的“非罪化敘事”，并將法庭的注意力引向對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實質性判斷。

首先，?敘事重構?。辯護律師應像一個導演，用證據將分散的情節編織成一個邏輯連貫的故事。例如，將一系列資金往來重新定義為“基于緊密合作關系的項目共同投資”。在這個敘事里，出資人是“特定”的商業伙伴，預期收益是“風險共擔”的投資回報，資金用途指向“真實”的經營項目。如此，指控所依賴的“社會公眾”和“保本付息”標簽便失去了立足之地。這種整體性的定性，遠比孤立地爭論某個要件更有力量。

其次，?危害性之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符合形式上的“四性”僅是入罪的基礎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犯罪的本質在于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在新的司法理念下，辯護律師應積極倡導并推動法庭進行“實質危害性審查”。如果所吸收的資金絕大部分用于實體生產經營，未造成重大財產損失，也未引發區域性金融風險或群體性事件，那么其社會危害性就尚未達到必須動用刑罰嚴厲懲治的程度。尤其是在一些因政策變動、市場風險導致的經營失敗案件中，更應審慎評估刑事介入的必要性，防止刑法淪為單純管理市場失序的工具，避免客觀歸罪。

律師結語?

面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中“社會性”與“利誘性”的司法誤讀，辯護律師的使命，是成為最冷靜的觀察者和最堅定的辯駁者。我們的工作，是在復雜的商業事實與嚴厲的刑法條文之間，搭建一座理性溝通的橋梁。每一次成功的辯護，不僅是為當事人爭取了公正，也是在為市場經濟中那些充滿風險卻也必不可少的融資行為，厘清法律的邊界，捍衛其應有的生存空間。這要求我們不僅精研法理，更要洞悉人性與商業的復雜邏輯，用專業與智慧，在刑事規制的鋼索上，走出那條保障權利、促進活力的平衡之路。

關鍵詞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辯護；? ?社會性 司法認定；??利誘性 破局；?

?刑事律師 找律師；? ?集資案件 律師；? ?特定對象 辯護；?

非法集資辯護律師；?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辯護律師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師?

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林智敏律師專注于經濟犯罪刑事辯護多年，尤其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金融犯罪領域享有盛譽。其執業以對?構成要件的精深解構?與?司法裁判邏輯的敏銳洞察?見長，擅長在錯綜復雜的商事融資活動中，精準剝離民事違約與刑事犯罪的邊界。

針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林律師形成了獨特的辯護方法論：?深度介入“社會性”與“利誘性”的實質審查?。他善于引導案件焦點從形式化認定轉向對“特定對象關系網絡”、“承諾真意與商業回報本質”的實質性論證，通過重構案件敘事、引入金融邏輯與商業慣例，成功在眾多重大疑難案件中實現無罪、罪輕或改變定性的辯護效果。其辯護實踐不僅關乎個案勝負，更致力于推動此類犯罪司法認定標準的精細化與合理化。

林智敏律師的著述與觀點，始終根植于一線實戰，兼具深厚的理論功底與鮮明的實務導向，在《人民司法》、《法律適用》等核心期刊發表多篇專業論文，其關于非法集資犯罪構成要件限縮適用的系列文章，在業內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被譽為“為辯護注入法理靈魂的實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