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則取天下，不成仍不失為劉備也；鐘會的世家大族綜合癥

曹魏政權啟動滅蜀作戰計劃前夕，執掌大權的相國司馬昭家中來了一位特殊的訪客，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此次滅蜀作戰總指揮鐘會的兄長鐘毓。

鐘毓見到司馬昭后說的話也很不同尋常，他表示：自己的弟弟鐘會，行為浮夸，且野心不小，不應托付大事。

面對鐘毓的擔憂，司馬昭給出的回答是：如鐘會真有叛亂的那一天，鐘毓一家可不受牽連。

事實上，鐘毓并不是第一個出來反對鐘會擔任伐蜀主帥的人。

決定啟動滅蜀作戰前，就有人提出鐘會不能當主帥，理由是曹魏政權的傳統是領兵在外的將帥都得留兒子為人質，而鐘會沒有兒子，這樣的人是不能統領帝國一半兵力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的。

但這些建議，司馬昭都沒聽。

司馬昭堅持啟用鐘會有一明一暗兩方面原因，明面上的原因很簡單，在以河內司馬氏為核心的世家大族統治集團中，鐘會是少數強烈支持司馬昭發動滅蜀之戰的高級官員。

至于背地里的原因則比較復雜，司馬氏通過拉攏曹魏朝堂之上的大多數世家大族，雖然成為了曹魏政權的實際掌權者，但這也強化了權力只在世族小圈子里流通的格局，司馬昭要啟動滅蜀之戰，總指揮必定是世族小圈子里的人，而世家大族本就政治威望巨大，如果再建立了滅蜀這樣的功勛，難保其影響力不威脅到得國不正的司馬家，所以這個統帥的選擇就顯得格外重要。

正如鐘毓所說的那樣，鐘會行為浮虧，也很有野心。

在權力斗爭中，過早暴露出野心，恰恰是對權力，對政治的理解不夠深刻的表現，或許，司馬昭從一開始就是要找一個有小聰明，無大智慧的世族子弟作為統帥，只有這樣，他才能把滅蜀之戰的功勞轉化為鞏固自己權力的基石。

司馬昭、鐘毓，都出身于當時的頂級世族，所以他們最了解世族子弟的弱點，事實證明，這兩人都沒有看錯。

意外之戰

前文提到，司馬昭發動滅蜀之戰這件事，在當時的曹魏朝堂，獲得的支持并不多，因為蜀道崎嶇難行，魏蜀兩國在之前三十年的邊境拉扯基本證明了“誰進攻誰就是自討苦吃”的道理，勞師遠征的不確定性太大。

但司馬昭卻管不了這么多了，因為他太需要一場大勝了。

司馬昭為何如此需要一場大勝呢？

因為三年前，他司馬昭干了當街殺皇帝這樣“前無古人”、“驚天動地”的大事。

為了彌補當街殺皇帝帶來的極端惡劣的政治影響，司馬昭需要一次大勝來裝點他的功勞簿，為此，他必須發動滅蜀之戰。

由于前景高度不確定，多數權力中心的世族子弟都不想淌這趟渾水，但自高平陵之變后就十分想“進步”的鐘會卻強烈支持司馬昭的滅蜀提案，并親自拿出蜀地地圖證明滅蜀計劃的可行性。

司馬氏掌權后，曹魏政權進入了世家大族政治模式，世家子弟們雖然把持了國家權力，但既然是“舉孝廉”入仕，大多數還是要標榜一下自己的“德行”的。

作為天下世族話事人的司馬昭，他的篡位之路，本應走“有德之人得天下”的傳統路線，但天有不測風云，曹髦的突然硬剛，讓措手不及的司馬昭搞出了當街殺皇帝的“歷史名場面”。

“當街殺皇帝”事件對于司馬家的名聲影響巨大，司馬昭日后的篡位模式，恐怕很難再走“有德之人，天命所歸”的傳統路線了。

司馬昭必須換一種路線，新路線下，司馬昭得干兩件事，第一是建立大功業，第二是給支持自己的人大好處。

司馬昭急需大功業，所以必須發動滅蜀之戰，而他又急需證明自己會給支持自己的人大好處，所以鐘會公開支持他的滅蜀計劃時，出于政治利益考量的司馬昭也應該給鐘會巨大的權力。

就這樣，司馬昭急匆匆地啟動了滅蜀計劃，而鐘會也順利成為了此次作戰計劃的最高統帥。

草根搏命

鐘會，是曹操時期名臣鐘繇幼子，出身頂級門閥又以聰慧著稱的鐘會仕途十分順利，尤其在高平陵之變后，因為站隊司馬家，鐘會成為了司馬師、司馬昭兄弟的核心決策層，曾被司馬昭比作漢之張良。

成為滅蜀之戰主帥的那一年，鐘會38歲，是妥妥的政治明星。

鐘會敢于接下滅蜀之戰這個“燙手的山芋”，一方面是如他兄長所言，是“野心”使然，但另一方面，鐘會也有自己的計劃。

彼時蜀漢政權內派系斗爭同樣嚴重，姜維的兵權被削弱，漢中地區防務空虛，此時曹魏出兵，是可以討到一些便宜的。

另外，經過30年的對峙，曹魏的體量優勢不斷發揮作用，魏國巨大的經濟優勢給了它收買蜀漢官員的底氣。

基于以上兩點，鐘會認為出兵伐蜀至少不會完全無功而返。

事實也正如鐘會所言，魏軍分三路出擊，內斗嚴重的蜀軍倉促迎戰，姜維四處轉戰，盡顯狼狽，最終，漢中多地被鐘會率領的魏軍拿下，姜維只能收攏敗軍退守劍閣天險。

魏軍拿下漢中大部，姜維守住劍閣天險，在正常情況下，這場戰爭進行到這一步就該結束了，因為這是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平衡點。

鐘會出兵有所斬獲，司馬昭的功勞簿也可以加上一筆，事情進行到這一步，司馬昭和鐘會都能攢下一定的政治資本，但歷史不會按照任何人設定好的劇本走。

一個出身寒門的攪局者，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讓這場世族游戲出現了巨大變數。

作為伐蜀大軍西路軍統帥的鄧艾，在主帥鐘會已被姜維擋在劍閣天險，不能再前進一步的情況下，毅然選擇偷渡陰平小路，直撲蜀漢腹地。

這本是一場必死之局，因為就算偷渡陰平成功，憑借鄧艾手上那幾千后勤斷絕，沒有援軍的孤軍，幾乎是不可能在四面皆敵的情況下生存的。

但歷史就是這般有趣，蜀地的地方勢力“苦蜀漢政權久矣”，鄧艾的幾千魏軍趕到，蜀地豪強立刻“喜迎王師”，在蜀地地方勢力的不斷加入下，打到成都的鄧艾軍已竟然奇跡般地從幾千增加到幾萬。

圍城之中的劉禪之所以選擇聽從譙周“投降派”的意見，就是因為此時蜀地地方勢力已經完成了用腳投票，如果劉禪體面，就讓他體面，如果劉禪不體面，他們就要幫助劉禪體面了。

鄧艾孤注一擲的軍事冒險，固然創造了戰爭史上的奇跡，但是對于世家子弟鐘會來說，之前預設好的那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大團圓的結局可就不存在了，他得重新評估一下自己的處境了。

如果只是拿下漢中，他鐘會與司馬昭還能繼續當政治盟友，但如果不滿40歲的他成功滅了蜀，這造成了連鎖反應可就要復雜得多了，同樣出身世家，又有滅蜀大功作為政治資本的他，可就是司馬昭的潛在競爭對手了。

權力之毒

鐘會是曹魏集團開國元老鐘繇之子，在世族圈子也以聰慧著稱，他應該能看清此時的權力格局，如果滅蜀之功被記在自己頭上，他與司馬昭的關系就尷尬了，他如果真心想自救，就應該想方設法將這份功勞推掉，而此時理由是現成的，鄧艾偷渡陰平滅蜀不在他這個總指揮的作戰計劃之列，只要把這份功勞歸到鄧艾頭上，他鐘會就解套了，不但解套了，以后還多了鄧艾這個軍中盟友。

但權力這東西是效果最好的致幻劑，以聰慧著稱的鐘會，開始迷失自我了。

以上那個“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辦法固然大概率能保自己平安，但代價是接受此番出兵并未給自己帶來直接的政治資本增幅的既定事實，這個結果，作為力主伐蜀第一人的鐘會不甘心。

面對任何一個問題，都有進退兩種解決方案，除了推掉功勞的后退方案，還有“搏一搏，單車變摩托”的前進方案，關于這一點，歷史給了鐘會一個看似是機會的陷阱。

蜀漢后主劉禪向鄧艾投降后，在劍閣與魏軍主力對峙的姜維，也率麾下4萬蜀軍主力向鐘會投降。

此時的鐘會，看了看手中的底牌：

魏軍三路大軍中，自己率領的10萬主力軍，和先前被收編的中路軍諸葛緒的3萬兵馬此時都在鐘會手中。

如今，又得到了前來投降的4萬蜀軍。

此時蜀地還勉強能對自己構成一定威脅的只剩下鄧艾手中的3萬兵馬了，17萬對3萬，形勢不是小好，是大好。

擁有如此優勢的鐘會，對于將鄧艾的3萬兵馬一同收編的把握是比較大的，到時候20萬兵馬在手，坐擁蜀地和漢中，這景象，妥妥的高祖還定三秦定鼎天下的翻版，那可真是勃勃生機，萬物競發。

有如此底牌在手，他鐘會憑什么還要去聽從司馬昭的調遣？

理論上講，鐘會的想法也有一定道理，但他忽略了一點：那所謂的20萬大軍，真的是他鐘會的人馬嗎？

鬧劇

滅蜀之戰勝利后，司馬昭對鄧艾和鐘會進行了如下封賞：

鄧艾，進封太尉，封邑二萬戶；鐘會，進封司徒，封邑萬戶。

太尉和司徒同為三公，在最重要的官職品級上，司馬昭給了鐘會和鄧艾同樣的等級，封邑方面，直接發動偷渡陰平戰役鄧艾比行動總指揮鐘會多了一萬戶。

面對這樣的結果，不同的思路會有不同的結局：

如果鐘會認為并未直接參與偷渡陰平之戰，卻獲得了三公要職，他們他對于這樣的封賞會非常滿意，更重要的是，讓鄧艾在滅蜀之功的問題上壓自己一頭，他鐘會對于司馬昭的威脅就會變得不那么大，他的安全性會大幅提高。

但如果鐘會認為自己作為頂級世家子弟，又是滅蜀作戰行動的總指揮，得到的封賞卻不如“泥腿子”鄧艾，那么他會很不滿意。

兩種思路間，鐘會選擇了不滿意，更尷尬的是，鄧艾在進入成都后的一系列舉動加重了鐘會的不滿意。

鄧艾占領成都后，多次表示幸虧蜀中百姓遇上自己，要不然不會被保全的這么好，他還擅自封賞蜀地官員官職，并直接上表皇帝要按照慣例封主動投降的后主劉禪為扶風王。

這些都讓曹魏政權的實際掌權者司馬昭非常不滿，當然了，有人認為鄧艾就算再幼稚也不會犯如此低級的政治錯誤，以上罪證可能是鐘會偽造的，畢竟鐘繇鐘會父子的書法造詣可是可以跟王羲之媲美的，偽造幾封書信豈不是易如反掌。

鐘會給鄧艾按上了個謀反的罪名，在上報司馬昭后，就匆匆將其關押并收編了他的三萬軍隊。

他的下一步計劃就是率領手中的20萬大軍反戈一擊，直取洛陽，成則得天下，不成，則入蜀，仍不失為劉備也。

而面對鐘會所說的鄧艾造反一事，司馬昭是這樣回應的：鄧艾野心不小，我恐怕你自己對付他有些困難，我已經派賈充率1萬軍隊支援你，我自己則率10萬大軍坐鎮長安給你壓陣。

司馬昭的回復讓鐘會大驚失色，他立刻意識到自己騙不了司馬昭，這位當初為了防止后方出事，同時帶著皇帝和太后一同平定諸葛誕叛亂的相國，并沒有完全信任他這位所謂“自己人”。

于是，他決定先下手為強，以太后遺詔為名，強迫隨自己滅蜀的魏軍和投降的蜀軍一同反叛司馬昭。

姜維建議鐘會直接殺掉所有魏軍高級軍官，以自己蜀軍軍官來統領魏軍，這個建議并未被鐘會采納，因為一旦這樣做了，這支隊伍到底是姓鐘還是姓姜，這個問題可就微妙了。

鐘會的想法大概率是讓魏軍和蜀軍相互制衡，這樣自己就可以“穩坐釣魚臺”，但現實從來不是只靠算計就能解決的。

被鐘會裹挾著一同反叛的魏軍將領密謀：說造反本是鐘會一個人的野心使然，與我們何干？況且我們一家老小都在魏國，我們跟著鐘會造反，家中老小必定受到牽連。

伐蜀的魏軍大多不愿意跟著鐘會一同謀反，于是開始秘密計劃一同除掉鐘會，當晚，魏軍將領反叛，一舉將鐘會與姜維誅殺，這場所謂十拿九穩的叛亂，還未開始，便已經結束。

如果按照紙面實力進行推演，這次叛亂至少不該這么容易結束，鐘會到底差在哪？

世族的病

世族，是西漢初年文景之治寬松社會環境下崛起的一群豪強經過數次迭代的產物。

漢武帝的鐵拳讓豪強們意識到只有錢沒有權是不行的，于是在武帝死后，豪強子弟順著儒學這個階梯不斷向權力中心攀爬，待到西漢后期，已經成為了整個帝國最有活力的一個群體。

“圣人”皇帝王莽將天下搞亂后，豪族群體追隨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政權，從此完成了與權力的更高級綁定。

此時，高級別豪族們的基本配置是：地方有大量土地和各種產業，掌握地方經濟命脈，中央有自己家族子弟擔任高級官員，這些家族有權、有錢、有人（大量佃戶和家奴，甚至有私兵），豪族這個詞匯已經不足以準確概括這一群體恐怖的能量了，由于這些家族能夠將權力世代相傳，人們習慣稱之為“世家大族”。

世家大族子弟喜歡通過某種知識作為階級壁壘，將其他人拒之門外，最典型的就是流行于漢末世族圈子的經學。

世家大族把持帝國的文官系統，他們之間的斗爭同樣殘酷，但這些斗爭基本上都是以上流社會的權力斗爭形式存在的，他們只負責制定計劃，至于血雨腥風的執行過程，是由“下人”去做的，他們這群世族是不屑去做的。

這樣的行為模式會讓世族群體有一個習慣：將權力的執行過程抽象化。

在鐘會眼里，這群由他率領，或向他投降的20萬軍隊，就理所應得地為他拋頭顱灑熱血，但事情哪有那樣簡單。

鐘會叛亂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魏軍士兵家眷在洛陽，以家眷相威脅，讓將士為自己賣命，是曹魏集團的一個傳統，是被實踐證明了的管用的方法，這些具體經驗，只有在具體實踐中才能被總結出來。

社會各階層的運行邏輯是不一樣的，如果想問鼎天下，就必須清楚所有這些規則。

鐘家與司馬家雖然都是頂級世族，但二者卻有一個明顯的不同：

司馬懿領兵多年，在軍中是有自己人的，這份軍中的影響力再被司馬師和司馬昭繼承，兩代人數十年的積累構成了司馬氏權力大廈的基座，沒有多年經營的在軍中的關系，司馬氏的位置又豈能坐得安穩？

想干事，得有軍隊支持，這一點鐘會是懂的，但他顯然低估了軍權獲取的難度。

想讓一支軍隊效忠于自己，靠的絕對不是證明所謂官職的一紙文案，而是多年生死與共積累的感情，除此之外，還得有利益拉攏和暴力威懾，想在軍隊中建立權力，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沒有十年以上的深度積累是做不到的。

鐘會妄想通過一個司馬昭賦予的統帥身份，以及那虛無縹緲的攻下洛陽高封重賞的承諾，就想讓一支臨時拼湊起來的軍隊為他拋頭顱灑熱血？

《教父》中有一句名言：用一分鐘就能理解事物本質的人，與一輩子都無法理解事物本質的人，注定有不同的命運。

鐘會在世族圈子里以聰明著稱，但從他對權力的理解上看，他充其量有點小聰明，并無真正的大智慧。

雖然有眾多因素影響，但人類社會最終還是要遵循“能力與資源相匹配”的均值回歸原理。

當豪族們抗住了漢武帝的鐵拳依舊向上生長時，就注定了下一個時代會由他們書寫，而當所謂世族子弟變成了一群只知皓首窮經的“念經貴族”，他們的時代也將不可避免地走到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