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特雷斯下臺，秘書長候選人出爐，對華態度不一般，中俄未必同意

古特雷斯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任期馬上結束，2026年聯大即將開始新一輪選舉。在幾名熱門候選人中，其中有一人已經受到西方多國的關注，被曝成為美國“重點扶持”的對象，他就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格羅西。

然而根據格羅西過去對華態度疏遠、經常“拉偏架”履歷來看，他如果想上臺中俄倒是未必會同意，所以這屆選舉競爭無疑會非常激烈。

這是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地緣平衡，也是拉美外交圈口口聲聲說的“歷史債權”：我們不是來乞討一個職位，而是按排隊順序取號。

阿根廷最先動了，推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格羅西出來，巴西、墨西哥等國也在暗中權衡，整個拉美圈子默契地認為：這次總該輪到我們了。

但現實從來不會按“該誰上”來走。

美國和一部分西方盟友這時候突然換了劇本，開始質疑地區輪換制是不是“太老舊”。

他們話術包裝得很漂亮，世界正面臨氣候變化、疫情、地區沖突等前所未有的挑戰，秘書長這個位置不能再按“地理輪流”，而要按“能力優先”“選出地球上最強的大腦”。

聽起來仿佛從“論資排輩”升級成了“憑本事吃飯”，誰要是反對，好像就是不講效率、不顧全球利益。

問題在于：誰來界定“最強”？誰來打分“能力”？

規則沒寫死，這就給了話語權最大的幾個國家足夠騰挪空間。

出題的是他們，閱卷的是他們，合格線也是他們定。

這樣一搞，“擇優錄取”就很容易演變成“擇我所用”，表面上看是在篩選專業能力強、協調本領高的人，實質上是挑一個在關鍵爭議上站隊明確、符合特定陣營利益的秘書長。

拉美幾十年累積的“輪到我”的政治預期，一下子就被掏空，變成了可以隨時被推翻的“參考意見”。

難怪非洲聯盟、拉共體這些發展中國家組織立刻跳起來反對。

非盟潛臺詞很清楚，今天可以說“為了效率”打破拉美輪換，明天就可以說“沒合適人選”，直接把非洲踢出備選序列。

俄羅斯更干脆，點名這就是“想改底層規則”，要求如果真要動輪換制，起碼要開個像樣的大會，讓193個成員國一起表決，而不是幾家常任理事國和西方盟友在小圈子里拍板。

對大部分中小國家來說，秘書長來自哪個地區也許影響不大，但“輪流有你一份”的象征意義很關鍵。

一旦接受“能力說”完全蓋過“平衡說”，他們遲早會發現，自己連在候選名單上亮個相的機會都沒了。

表面上看，美國主推“最強大腦”標準，是為了解決氣候危機、健康危機、戰爭沖突這些超難題。

可真要問一句：過去這些年，聯合國秘書長到底掌握多大實權？他能不能真正決定戰爭與和平？

嚴格說，他更多是個“總協調員”，定議程、選發言人、在大國吵起來的時候拉個臺階，讓事情往某個方向滑。

正因為如此，誰坐到這個位置上，對大國博弈的邊界感、對規則的理解，才是華盛頓真正重視的點。

這幾年，美國對聯合國的不滿并不遮掩。

一邊拖欠會費，一邊抱怨體系“親中”“親發展中國家”。

中國的會費占比上升、維和出兵靠前、在發展議題上的話語權增強，讓美國強烈感覺到“場子漸漸不像自己說了算”。

加上安理會表決里，中俄經常聯手卡掉一些對特定國家的動武授權、制裁決議，使得華盛頓更希望在秘書長這條線上多加一層“保險”。

所謂“擇優”，翻譯成直白的話就是：要一個在大國爭執時更傾向西方價值觀和利益取向的人。

這就讓像格羅西這樣的拉美候選人被夾在中間，成了隱形考場上的考生。

他既要向本地區國家交代，得顯出“代表全球南方”的姿態，不能太明顯倒向某一邊。

又要讓西方放心，在核不擴散、制裁執行、人權議題上表現出足夠的“可靠”。

他每一次公開發言、接受采訪時的措辭，都會被分析成“對華態度”“對俄態度”“對發展中國家訴求的敏感度”這些隱性考題。

說多了“規則為本”，就容易被發展中國家貼上“西方口徑復讀機”。

說多了“公平發展”，又會讓美國人擔心上去的是另一個“古特雷斯，嘴上中立，實際上常常讓我們很不爽”。

中國和俄羅斯看得很清楚：爭的是規則，而不只是一個人選。

因此，中國在發言中刻意回避“支持誰當秘書長”，而是把所有話壓在“程序和慣例不能任意改動”上。

耿爽在安理會的態度很明確，秘書長選舉要尊重《聯合國憲章》規定的程序，安理會推薦，聯大通過，地區輪換是長期形成的慣例，是政治平衡的結果。

中方沒有公開押寶任何一個具體候選人，就是不想讓這場爭論變成“誰支持哪個人”的簡單拉票，而是鎖定在“誰尊重既有規則、誰試圖單方面改寫規則”這個更大的框架上。

最終，這次秘書長選舉不管結果如何，真正值得記住的不是某個名字，而是這次爭論暴露的現實：聯合國這套二戰后搭起來的框架，已經走到“要不要重裝系統”的時候了。

是朝著更集中、更聽命于少數大國的方向走，還是朝著更復雜、更麻煩但更具包容性的方向走，現在就是一個節點。

中俄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堅持的，是后者；美國主導的“擇優”說，則把方向盤擰向前者。

東河照常流淌，秘書長遲早會換一任又一任。

但對今天還在戰火、洪水、疫情里掙扎的普通人來說，他們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個某國滿意度最高的“客服”，而是一個在關鍵時刻敢對大國說“不”、能讓更多聲音被聽見的“協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