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門案兇手連設三陷阱，仍被DNA與偵查鎖定

你相信嗎？一個報警求助的孩子，5分鐘后卻成了死者之一。更離奇的是，兇手在犯下滅門慘案后，竟在警方面前連設三個陷阱——血指紋、干洗店標簽、同伙自殺——每一個都差點讓真相永遠沉默。

今天我們要說的，是2010年安徽蒙城那樁被寫進刑偵教科書的滅門案，也是一場關于人性之惡與司法智慧的終極較量。這起案件之所以經典，不僅因為它的殘忍，更因為兇手展現出的驚人反偵查能力。但反偵查能力越強，暴露的破綻往往也越多——于來友設計的每個陷阱，都需要準備道具、預測警方反應，這反而在無形中留下了更多行為痕跡和心理線索。

2010年4月9日晚上11點，安徽蒙城警方接到一個孩子的報警電話。電話里只有哭腔和一句話：“家里有殺人犯……”隨即掛斷。5分鐘后，民警趕到現場。但一切都晚了。

一家五口——屋主戴忠偉夫婦、他們的孩子、兩位老人——全部倒在血泊中。那個報警的孩子，正是死者之一。5分鐘，兇手完成了滅門、清理痕跡，并消失在夜色中。更詭異的是，屋內的4萬元現金分文未動。

犯罪動機不為財，多半為仇。但警方很快發現，事情遠比想象復雜——現場留下的線索，似乎都在“說話”，但它們說的，可能是謊言。

警方在女主人背包里發現了一張名片，上面按有她的血指紋。名片主人叫張建立，是死者的同行朋友。這像極了受害者臨終前留下的線索——但，真的太像了。

警方調查發現，張建立有不在場證明。而那張名片，被發現時“好好地放在背包里”。一個瀕死的人，會有時間把名片收好嗎？警方恍然大悟：這是兇手故意布置的誤導性證據，旨在轉移偵查方向。

從法律證據學角度看，這屬于“偽造證據、干擾偵查”，不僅不能為兇手脫罪，反而可能因其“情節惡劣”在量刑時被從重考慮。但那一刻，它確實讓警方走了彎路。

警方在案發現場附近機井中，打撈出了兇手丟棄的衣物：膠皮手套、絲襪、口罩、黑色外套。外套內襯縫著一個白布條，上面寫著：“王一健欠十”。

警方如獲至寶，全縣排查叫“王一健”的人，最終鎖定了綽號“王一建”的當地混混王鐵忠，并連帶抓獲其同伙王得利。兩人確實是多起搶劫案的兇手，但DNA比對顯示——他們與滅門案無關。

原來，“王一健欠十”是干洗店的標記格式，意思是“王姓顧客有一件衣服未取，欠費10元”。第二個陷阱，再次讓警方撲空。

警方在血跡中分離出兩份不屬于死者的DNA——說明兇手至少有兩人。

DNA技術是破案的“硬核武器”，但它從來離不開人的堅持與信念。為了找到匹配對象，警方開展了大規模排查，甚至采集了全村人員的DNA樣本。這種看似笨拙但無比扎實的“人海戰術”，背后是對司法正義的執著堅持。比對結果一次次讓人失望，但警方沒有放棄。他們注意到一個細節：有個老頭何文學，總鬼鬼祟祟跟著民警。

他的兒子何明明，曾在死者家的“永康門業”打過短工。警方此前采過何文學的DNA，不匹配。但這次，他們轉換思路，采了何明明兒子的DNA——結果高度吻合。

這里涉及親緣DNA鑒定技術：父子基因存在遺傳關聯，通過子女DNA可倒推父系基因特征。這項技術如今已成為重大案件破案的利器，但在當年，它的應用需要極大的專業魄力。

何明明潛逃至吉林農安縣，警方用“女網友”身份引他現身。但約定見面當天，何明明失聯了。警方在殯儀館找到了他——他已服農藥身亡。詭異的是：他死前剛理過發，床上還有頭發碎屑。

一個決心自殺的人，會特意去理發嗎？這個看似微小的反常細節，往往藏著犯罪心理的關鍵密碼。

旅社服務員回憶：何明明死前曾敲隔壁房門，但無人應答。隔壁住客叫于來友，與何明明同天入住，卻在何死后立即退房。警方站在于來友房間窗口，倒吸一口涼氣——街對面的理發店，看得一清二楚。

于來友與何明明曾是廚師師徒，因嫌賺錢慢，合謀搶劫。他們選中何明明打過工的永康門業，于2010年4月9日晚潛入，殺害一家五口。孩子報警后，他們匆忙逃離，只搶到800元。

那張血指紋名片、那件帶干洗店標簽的外套，都是于來友設計的“反偵查道具”。他深知何明明性格懦弱，早已計劃讓何成為“替死鬼”。

逃亡吉林后，于來友買來農藥，不斷給何明明“洗腦”：“如果被抓，不如自殺，免受牢獄之苦。”當何明明剪完頭發、準備見“女網友”時，于來友察覺他要叛逃。當晚，他假裝已服毒，任憑何明明敲門也不應。何明明誤以為“大哥已死”，絕望中喝下農藥。于來友確認其死亡后，悄然退房，繼續逃亡。

教唆、欺騙他人自殺，是否構成犯罪？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教唆、幫助他人自殺，通常以故意殺人罪論處。于來友利用心理控制、營造絕望情境，促使何明明自殺，其行為已涉嫌故意殺人。

于來友最終在河北落網。DNA比對確認，他就是另一名兇手。至此，這起精心設計的滅門案告破。這起案件再次印證了一個鐵律：法律不承認“完美犯罪”，只承認“尚未破獲的犯罪”。于來友以為讓同伙消失就能切斷所有聯系，但他忘了司法實踐中的黃金法則：凡接觸，必留痕；凡設計，必有邏輯漏洞。

此案發生在2010年，如今十多年過去，刑偵技術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像干洗店標簽、住宿記錄這類信息，現在可通過數據系統全網快速關聯，大大縮短排查時間。人臉識別與軌跡追蹤技術使兇手潛逃路線在“天網”系統下更難隱藏。心理畫像與行為分析技術能更早識別兇手的“高反偵查人格”特征。

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技術永遠只是工具，人才是破案的核心。正如本案中，最終找到何明明尸體的關鍵一步，不是靠高科技，而是靠老偵查員“去殯儀館碰碰運氣”的職業直覺與經驗智慧。再先進的技術，也需要偵查員的責任心、洞察力與不懈堅持來驅動。

“兇手在設計陷阱時，也在為自己編織囚籠。”于來友用三個陷阱試圖操控司法，卻不知每個陷阱都在加深他的罪責、暴露他的影子。這或許正是法治社會最底層的邏輯：你可以算計人心，但算計不過證據；你可以設計謊言，但設計不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