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網絡戾氣，比特殊年代更具殺傷力：孫濤的沉默與委屈

曾幾何時，“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滌蕩風氣、凝聚人心的優良傳統，而“公道自在人心”“為友發聲”是為人處世的坦蕩準則?？扇缃?，當閆學晶深陷輿論漩渦，與她舞臺攜手多年、默契十足的搭檔孫濤，卻因一場莫須有的“力挺謠言”被迫發聲澄清，甚至被網友追問“為何不敢說幾句中聽的話”。這不禁讓人深思：力挺多年搭檔，難道就成了不可饒恕的過錯？網絡空間的戾氣已然兇猛到何種地步，竟讓真誠的搭檔情誼也成了“引火燒身”的隱患？孫濤在這場無妄之災中，究竟藏著怎樣不為人知的委屈？更令人脊背發涼的是，這樣的網絡戾氣早已具備“殺人”的力量，比起那個特殊年代的批斗，有過之而無不及。

首先必須明確：力挺閆學晶，從來都不等于犯錯。搭檔一場、共事多年，彼此見證過舞臺上的高光時刻與幕后的默默堅守，在爭議面前說幾句中肯公道之語，本是人情世故的常態，更是坦蕩品格的彰顯，無關站隊、只為情誼，無關辯解、只為公道，既不違公序良俗，更不碰法律紅線，這般純粹的善意與擔當，何錯之有？但輿論場的吊詭與可怕之處在于，孫濤自始至終根本沒有過“力挺閆學晶”的任何言論。

據公開可查的信息，1月2日孫濤的直播有著明確的主題，全程未提及閆學晶半個字，所謂“拍案而起力挺搭檔”“為護閆學晶怒而關播”等沸沸揚揚的說法，全是營銷號為博眼球、蹭流量而刻意編造的虛假信息。這些謠言毫無事實根基，卻借著極具煽動性的措辭在網絡空間迅速蔓延：有人惡意造謠他“帶貨時因提及閆學晶引發爭議，怒而關閉直播間”，可事實上孫濤已近十年未涉足直播帶貨領域，這一基本事實有諸多佐證可查；還有人憑空捏造“他在春晚彩排現場為閆學晶公開發聲”，但真相是他已連續4年未登上春晚舞臺，這些鐵一般的事實，本應能擊碎謠言，卻沒能擋住惡意傳播的步伐。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這種造謠并非孤立的惡意行為，而是一套環環相扣、精心設計的“輿論羅織”套路，先憑空捏造孫濤“力挺閆學晶”的虛假行為，再順勢給他扣上“包庇劣跡藝人”的大帽子，繼而衍生出“靠老婆上位”等毫無根據的人身攻擊言論，最后甚至偽造“孫濤道歉信”在網絡傳播，以此坐實他“心虛理虧”的假象。這一套操作，與特殊年代那種“羅織罪名、無限上綱”的套路如出一轍，唯一的區別只是施暴工具從街頭巷尾的大字報，變成了指尖可發的網絡帖子；傳播范圍從局部的鄰里街坊，擴大到了無遠弗屆的全網覆蓋，其影響力與破壞力早已呈幾何級增長。孫濤后來的公開澄清，從來不是否定“力挺搭檔”這一行為的正當性，而是為了駁斥謠言、捍衛自身名譽，澄清那些“從未說過的話”，而非懺悔“不該說公道話”，這份被誤解的無奈，藏著難以言說的酸楚。

這場無妄的謠言風波，帶給孫濤的委屈與傷害遠比外界想象的更為沉重，其本質就是一場針對個體的無差別“精神圍剿”，與特殊年代的批斗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卻更顯殘酷。這種殘酷，首先體現在株連式攻擊的不公之上。特殊年代常以“成分”“關系”給人定罪，不問是非、不論黑白，如今的網絡戾氣完美延續了這種荒唐邏輯，孫濤僅僅因為曾與閆學晶有過長期搭檔合作的經歷，就被強行貼上“同謀”“包庇者”的標簽，無需任何實質性證據，僅憑“搭檔即一伙”的主觀臆斷，就被硬生生拖入輿論泥潭。輿論對他的評判，無視了個體的獨立性，也無視了事實真相，只憑片面關聯就定罪，讓無辜者在鋪天蓋地的指責中無處可逃。

其次，是親友誤解帶來的精神孤立。謠言的威力從不局限于虛擬網絡，它早已穿透屏幕，侵入到孫濤的私人社交圈。那些與他相交30多年的戰友、相知多年的摯友，也被鋪天蓋地的虛假信息所誤導，紛紛向他求證、追問，甚至產生了難以消解的誤解。比起陌生網友的無端指責，至親至信之人的疑惑與疏離，更能刺痛人心、令人寒心。孫濤一邊要應對網絡上潮水般的惡意攻擊，一邊還要耗費大量精力向親友解釋真相、化解誤解，陷入“百口莫辯”的孤立境地，這份被親近之人質疑的痛苦，與特殊年代“眾叛親離”的絕望感別無二致。

而最讓人無法容忍的，是謠言對其家人的牽連與侮辱，這已然觸及了每個人最珍貴的底線。營銷號為了博取更高的流量關注度，毫無底線地將矛頭指向孫濤的家人，刻意編造“靠老婆上位”等極具侮辱性的言論，將無辜的家人也拖入這場無厘頭的鬧劇之中。家人是每個人內心最柔軟的牽掛，也是最后的精神防線，這種牽連家人的惡意造謠，早已超出了正常輿論討論的范疇，淪為赤裸裸的人身攻擊，讓孫濤的憤怒與委屈達到了頂點。這種對家庭防線的摧毀，堪比特殊年代“抄家”所帶來的傷害，直擊人心最脆弱的地方。

更讓孫濤煎熬的，是辟謠無門的無助與絕望。風波初期，他選擇冷處理，希望謠言能不攻自破，可這種克制卻被別有用心之人解讀為“心虛默認”，反而讓謠言愈演愈烈、越傳越廣；當他嘗試站出來解釋真相時，又被網絡輿論扣上“洗白”“找借口”的帽子，話語被斷章取義，解釋被惡意曲解；直到偽造的“道歉信”在網絡流傳，他徹底陷入了“越描越黑”的困境之中。這種“無論如何解釋都無效”的絕望，與特殊年代“申訴無門、百口莫辯”的壓抑感如出一轍，最終他不得不選擇啟動法律程序維護自身權益，可維權之路漫長且艱難，謠言所造成的名譽傷害、精神損耗，早已無法挽回。

不少網友不解，孫濤為何不能為多年搭檔說幾句中肯的話，卻忽略了網絡戾氣背后致命的殺傷力，此時的沉默，從來不是懦弱妥協，而是身陷絕境后的生存本能。從事實層面而言，孫濤本就未參與任何與閆學晶相關的話題討論，直播有明確的內容主線，全程未提及對方一字，“說中肯話”的前提本就不存在，何來“不敢說”之說？從輿論風險來看，閆學晶的爭議牽扯“哭窮”“稅務”“子女入學”等多個敏感話題，早已形成多方混戰、是非難辨的輿論場，公眾人物此時任何與之關聯的發聲，都極易被解讀為“明確站隊”，哪怕是客觀公正的評價，也可能被別有用心之人歪曲，扣上“洗白”的罪名，從而引發新一輪更為猛烈的網暴。

從自我保護與家人守護的需求而言，孫濤彼時已然深陷謠言泥潭，自身名譽與家人生活都受到了嚴重影響，當務之急是澄清自身的謠言、與虛假信息切割，而非貿然卷入另一場爭議之中。這就像特殊年代的“明哲保身”，不是不想說公道話，不是不愿為搭檔挺身而出，而是不敢說、不能說，在洶涌的網絡戾氣面前，公道話會被扭曲，善意會被利用，真誠會被踐踏，最終只會讓自己和家人付出更為慘痛的代價。這份沉默的背后，是成年人的無奈，是對現實的妥協，更是對網絡戾氣的無聲控訴。

如今的網絡戾氣，之所以說它“比特殊年代批斗有過之而無不及”，核心就在于其兼具隱蔽性與無邊界性，傷害更悄無聲息，也更難以抵擋。特殊年代的批斗，尚且有明確的時間、地點和針對對象，有相對清晰的邊界，而網絡戾氣卻如附骨之疽，如影隨形、無孔不入。它可以通過手機屏幕，在深夜侵入每個人的生活，打破私人空間的寧靜；可以借著匿名賬號的掩護，讓施暴者毫無顧忌地肆意攻擊，無需暴露真實身份；更能依靠算法的精準推薦，將謠言與惡意無限放大、持續擴散，形成“全天候、無死角”的精神壓迫，讓人無從躲避、長期處于緊繃狀態，最終被精神壓力壓垮。

特殊年代的批斗有物理空間的邊界，影響力局限于特定區域，而網絡戾氣卻能輕松突破地域、時空的限制，一條謠言幾分鐘內就能傳遍全國，一個惡意標簽就能讓人事先遭受億萬網友的“網絡審判”。孫濤的謠言風波，短短幾天內就從營銷號的刻意編造，擴散到親友圈、全網各個平臺，這種無邊界的傳播，讓“精神批斗”的范圍無限擴大，其傷害也遠超局部影響，足以摧毀一個人的名譽、職業生涯乃至整個人生軌跡。更可怕的是，網絡施暴者幾乎無需承擔任何責任。特殊年代的批斗者，或許還會面臨后續的追責與良心的譴責，而如今的網絡攻擊者，躲在匿名賬號背后，造謠辱罵零成本、零風險，這種無代價的惡意，倒逼營銷號為了流量肆意編造謠言，也讓普通網友為了宣泄情緒盲目跟風攻擊，形成“人人皆可施暴，人人皆可能受害”的惡性循環，讓網絡戾氣愈發猖獗，難以遏制。

孫濤的遭遇，從來都不是個案，而是網絡時代無數人面臨的困境縮影。從聚光燈下的明星藝人，到平凡普通的普通人；從公共事件中的當事人，到私人生活里的無辜者，網絡戾氣正在一點點吞噬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溫度，將本該理性溝通的輿論場，變成了充滿惡意與攻擊的“斗獸場”。特殊年代的批斗早已成為歷史，我們本應從過往的教訓中汲取智慧，珍惜當下的理性與包容，可網絡戾氣卻在悄然重演“批斗邏輯”，用謠言羅織罪名，用站隊劃分陣營，用辱罵代替溝通，用偏見取代理性，既嚴重侵犯了個體的合法權利，更破壞了整個社會的公序良俗與風氣。

力挺搭檔本無錯，說幾句中肯公道話更無可厚非，這份真摯的情誼與坦蕩的品格，本應被尊重、被珍視。我們懷念“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懷念那種有話好好說、有理慢慢講的溝通氛圍，更期盼一個能容下公道話、容下真摯情誼、容下不同聲音的輿論環境。愿我們都能保持一份理性與清醒，不被情緒裹挾，不做謠言的傳播者，不做戾氣的幫兇；愿網絡空間不再是“精神批斗”的舞臺，不再是惡意滋生的溫床，而是理性溝通、彼此尊重、充滿善意的家園。畢竟，當戾氣成為社會常態，沒有人能獨善其身，守護他人的尊嚴與權利，亦是在守護我們自己的生存空間，而人與人之間的溫暖與善意，才是支撐一個社會穩步前行的最珍貴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