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上海灘，靜安寺邊上一棟氣派的花園洋房里，上演了一出讓專案組既窩火又不得不佩服的鬧劇。
那一晚，警察明明已經堵到了臥室門口，前門后院全是自己人，甚至連學校里的同學都被拉來喊話了。
可結果呢？
煮熟的鴨子還是飛了。
那個自稱是蘇聯專家的“瓦洛嘉”，在聽到風吹草動的那一剎那，簡直就像受過特種訓練一樣——套衣服、翻窗戶、抓著水管往下滑、翻墻頭、推開擋路的人、徹底消失。
這一套動作下來，連氣都不帶喘的。
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后面確認身份的那通電話里，這位所謂的“老毛子”，竟然在那頭飆出了一口地地道道的上海閑話。
這哪是什么抓捕失誤，分明就是被人擺了一道，是一場算計到了骨子里的博弈。
把時間軸往回撥三天。
那時候的情況挺尷尬：線索倒是有一條，人也盯上了，可證據鏈全是斷的。
二十三歲的新手女刑警馬艷田剛進組，領到的活兒就是喬裝打扮，盯著那個叫袁秋亞的女大學生。
跟她搭檔的是張寶山和紀海群，外圍還有專門負責“聽風”的朱養學和汪明化。
大后方則是組長谷鑫基在坐鎮。
這套班子，要經驗有經驗，要技術有技術。
可頭三天的蹲守，簡直枯燥得讓人想撞墻。
袁秋亞除了接了老媽一個讓加衣服的電話，連校門都沒邁出去半步。
至于那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瓦洛嘉”，更是連個鬼影都瞧不見。
這會兒，擺在專案組面前的是頭一個難題：是繼續傻等，還是干脆捅破窗戶紙？
谷鑫基拍板：等。
這筆賬他是這么盤算的：那年頭技術不行，監聽學校總機還湊合，要想監聽袁秋亞家里的私人電話，要么去局里總機房，要么就得在大馬路上給電話線掛“飛線”。
這兩招動靜都太大，萬一被發現，這條線就算徹底廢了。
耐著性子熬到第四天下午，機會來了。
袁秋亞終于有了動靜。
她先回了趟家，下午兩點多又晃蕩了出來。
馬艷田二話不說跳上了20路電車尾隨，張寶山騎著摩托車在旁邊策應。
這一回，袁秋亞去的地方有點說道——靜安寺附近的一棟獨棟花園洋房。
緊接著，讓偵查員心里“咯噔”一下的畫面出現了：袁秋亞走到后門，居然熟練地掏出了一把鑰匙。
開門、進屋、反鎖，一氣呵成。
這個動作太說明問題了。
如果是普通串門，那是得敲門的；既然有鑰匙，這就說明兩人的關系早就不止是“認識”，那是好得穿一條褲子，甚至已經住一塊兒了。
這時候，專案組碰上了第二個岔路口：直接沖進去抓現行，還是先摸摸底？
要是腦子一熱沖進去，萬一屋里就袁秋亞一個人呢？
又或者，里面住的真是個有身份的大人物呢？
張寶山沒敢亂動，趕緊聯系靜安寺派出所查房子的老底。
查出來的結果讓人直撓頭。
這房子既不姓袁，也不是什么蘇聯專家的宿舍，房主是個叫段高飛的資本家。
平時這屋子空著，也就是段高飛偶爾過來住兩宿，或者招待個外地親戚。
既然房子跟袁秋亞八竿子打不著，她手里卻攥著鑰匙，那貓膩可就大了。
張寶山立馬向組長谷鑫基匯報，并且大膽猜想：這兒就是瓦洛嘉的老窩。
這當口，谷鑫基面臨著整個案子里最難下的一個決定。
要是普通的案子，這時候早就破門拿人了。
可這里面牽扯到“蘇聯專家”，哪怕明知是假的，在那年月也是個碰不得的雷區。
萬一抓錯了人，甚至惹出外交麻煩，誰也背不起這個鍋。
谷鑫基咬咬牙，定了個看似繞遠路、實則最穩妥的法子：先驗明正身。
咋驗？
他沒讓一線的兄弟直接上，而是兜了個大圈子。
他讓朱養學帶著學校保衛科的人，去找之前的證人張嘉蹈教授。
安排個女同志給那洋房打個電話，假裝打錯了，瞎扯幾句閑篇。
關鍵點在于：必須得讓張教授在旁邊豎著耳朵聽。
這招那是相當高明。
只要接電話的是瓦洛嘉，張教授一聽嗓音準能認出來。
朱養學照方抓藥。
電話通了，那邊接了。
張教授聽完把大腿一拍：沒錯，就是那個瓦洛嘉。
但這同時也帶出了一個荒唐透頂的消息：這個“洋人”，上海話說得比本地老克勒還溜。
人是對上了。
谷鑫基不再猶豫，立馬調兵遣將。
為了不出岔子，他還特意讓保衛科把袁秋亞的團支書給找來了，想著編個“學校有急事”的理由把門騙開，最好能不動刀槍地把人帶走。
可恰恰就是這個“求穩”的心思，給了瓦洛嘉最后的一線生機。
團支書在后院門口嗓子都快喊劈了，屋里愣是一點動靜沒有。
這在兵法上叫“打草驚蛇”。
既然軟的不行，谷鑫基把手一揮：硬闖！
偵查員們翻墻的翻墻，撞門的撞門，直奔二樓臥室。
眼前的場景印證了之前的猜測，也把行動的滯后暴露無遺。
床上亂得像雞窩，袁秋亞正手忙腳亂地往身上套衣服，可那個男的早沒影了。
就在警察按住袁秋亞的時候，樓下院子里傳來了團支書尖厲的叫聲：“跑啦！
人跑啦！”
原來，就在警察撞門的那幾秒鐘空檔里，瓦洛嘉上演了一出極限逃生。
這家伙心里素質好得嚇人，根本沒慌。
一聽見喊聲，他麻利地穿好衣服，趁著警察在一樓搜查的功夫，扒著后窗的水管子“刺溜”一下滑到了地面。
沖到隔開花園的那堵圍墻前，那個勇敢的女團支書想上去拽他。
瓦洛嘉把人一把推了個跟頭，翻過墻頭，穿過前院，一溜煙跑到了大馬路上。
等偵查員追出門去，連尾氣都沒聞著。
這趟行動，雖說摁住了袁秋亞，可正主跑了。
回頭復盤，谷鑫基走的每一步都在理，甚至可以說是嚴絲合縫。
但也正是這種為了確鑿無疑而耽誤的時間，成了瓦洛嘉逃命的窗口期。
面對滿屋子的警察，被堵在被窩里的袁秋亞徹底崩潰了。
在那個年代，沒結婚就跟人睡覺，還是被當場捉奸，對于一個女大學生來說，這輩子基本算毀了，那是社會性死亡。
羞恥、害怕，再加上巨大的心理落差，袁秋亞突然瘋了一樣沖向陽臺，想往下跳。
多虧女刑警馬艷田眼疾手快，一把死死抱住了她。
帶回專案組好一通勸慰后，袁秋亞吐出來的實話，讓所有人都直嘆氣。
這哪是什么浪漫愛情，分明就是個徹頭徹尾的“殺豬盤”。
袁秋亞在張嘉蹈教授家認識瓦洛嘉后，對這位“蘇聯專家”崇拜得不行。
她主動留了電話，沒過三天兩人就去“天鵝閣”吃了頓西餐。
到了第二次見面，瓦洛嘉就把她領到了這棟洋房，還大方地給了她鑰匙。
這種信任感，一下子就把袁秋亞的心防給擊穿了。
那瓦洛嘉圖啥？
圖財。
他拍胸脯保證幫袁秋亞聯系去蘇聯留學。
為了這個大餅，袁秋亞不光“借”給了他八百塊人民幣，還把自己繼父一塊八成新的“英納格”手表也送了出去。
八百塊在那會兒是什么概念？
那是一個普通工人兩三年的薪水。
而這棟洋房的主人段高飛，那是另一個層面的冤大頭。
當警察找到段高飛時，這位資本家看著被撞壞的大門，驚得下巴都要掉了：“這…
這咋回事啊？”
段高飛家里是做醫藥生意的，祖父臨死前留下一大筆錢，立遺囑說必須買房子地皮，而且得由長孫繼承。
1945年，段高飛順理成章地接手了這套洋房。
本來，段高飛一家和弟弟段高沖一家都住這兒。
解放后，段高飛不知是為了避風頭還是咋的，帶著老婆孩子搬去了長寧區，把洋房留給了老娘和弟弟一家，自己后來又把其中一大半租給了公司。
后來弟弟得了肺癆走了，段高飛也沒趕弟媳一家走，反倒守著“長兄如父”的老理兒，讓弟媳繼續住在洋房的三分之一里頭。
一直到1955年春天，沈陽市政府要在上海設個辦事處，相中了這套房子，想整個租下來。
段高飛動心了。
但這得讓弟媳一家搬走。
正是這個騰房子的亂乎勁兒，讓這房子處在了一種微妙的“半空置”狀態。
雖然故事到這兒還沒完，但路數已經清楚了：瓦洛嘉正是鉆了袁秋亞單純好騙的空子，又利用了這棟房子的空檔期，編了個天衣無縫的局。
這一夜，有人把名聲丟盡了，有人把錢財賠光了，還有人把面子丟到了姥姥家。
而那個操著一口流利上海話的假洋鬼子，正揣著騙來的錢，消失在上海灘茫茫的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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