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上海灘,靜安寺邊上一棟氣派的花園洋房里,上演了一出讓專案組既窩火又不得不佩服的鬧劇。
那一晚,警察明明已經堵到了臥室門口,前門后院全是自己人,甚至連學校里的同學都被拉來喊話了。
可結果呢?
煮熟的鴨子還是飛了。
那個自稱是蘇聯專家的“瓦洛嘉”,在聽到風吹草動的那一剎那,簡直就像受過特種訓練一樣——套衣服、翻窗戶、抓著水管往下滑、翻墻頭、推開擋路的人、徹底消失。
這一套動作下來,連氣都不帶喘的。
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后面確認身份的那通電話里,這位所謂的“老毛子”,竟然在那頭飆出了一口地地道道的上海閑話。
這哪是什么抓捕失誤,分明就是被人擺了一道,是一場算計到了骨子里的博弈。
把時間軸往回撥三天。
那時候的情況挺尷尬:線索倒是有一條,人也盯上了,可證據鏈全是斷的。
二十三歲的新手女刑警馬艷田剛進組,領到的活兒就是喬裝打扮,盯著那個叫袁秋亞的女大學生。
跟她搭檔的是張寶山和紀海群,外圍還有專門負責“聽風”的朱養學和汪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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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方則是組長谷鑫基在坐鎮。
這套班子,要經驗有經驗,要技術有技術。
可頭三天的蹲守,簡直枯燥得讓人想撞墻。
袁秋亞除了接了老媽一個讓加衣服的電話,連校門都沒邁出去半步。
至于那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瓦洛嘉”,更是連個鬼影都瞧不見。
這會兒,擺在專案組面前的是頭一個難題:是繼續傻等,還是干脆捅破窗戶紙?
谷鑫基拍板:等。
這筆賬他是這么盤算的:那年頭技術不行,監聽學校總機還湊合,要想監聽袁秋亞家里的私人電話,要么去局里總機房,要么就得在大馬路上給電話線掛“飛線”。
這兩招動靜都太大,萬一被發現,這條線就算徹底廢了。
耐著性子熬到第四天下午,機會來了。
袁秋亞終于有了動靜。
她先回了趟家,下午兩點多又晃蕩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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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艷田二話不說跳上了20路電車尾隨,張寶山騎著摩托車在旁邊策應。
這一回,袁秋亞去的地方有點說道——靜安寺附近的一棟獨棟花園洋房。
緊接著,讓偵查員心里“咯噔”一下的畫面出現了:袁秋亞走到后門,居然熟練地掏出了一把鑰匙。
開門、進屋、反鎖,一氣呵成。
這個動作太說明問題了。
如果是普通串門,那是得敲門的;既然有鑰匙,這就說明兩人的關系早就不止是“認識”,那是好得穿一條褲子,甚至已經住一塊兒了。
這時候,專案組碰上了第二個岔路口:直接沖進去抓現行,還是先摸摸底?
要是腦子一熱沖進去,萬一屋里就袁秋亞一個人呢?
又或者,里面住的真是個有身份的大人物呢?
張寶山沒敢亂動,趕緊聯系靜安寺派出所查房子的老底。
查出來的結果讓人直撓頭。
這房子既不姓袁,也不是什么蘇聯專家的宿舍,房主是個叫段高飛的資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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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這屋子空著,也就是段高飛偶爾過來住兩宿,或者招待個外地親戚。
既然房子跟袁秋亞八竿子打不著,她手里卻攥著鑰匙,那貓膩可就大了。
張寶山立馬向組長谷鑫基匯報,并且大膽猜想:這兒就是瓦洛嘉的老窩。
這當口,谷鑫基面臨著整個案子里最難下的一個決定。
要是普通的案子,這時候早就破門拿人了。
可這里面牽扯到“蘇聯專家”,哪怕明知是假的,在那年月也是個碰不得的雷區。
萬一抓錯了人,甚至惹出外交麻煩,誰也背不起這個鍋。
谷鑫基咬咬牙,定了個看似繞遠路、實則最穩妥的法子:先驗明正身。
咋驗?
他沒讓一線的兄弟直接上,而是兜了個大圈子。
他讓朱養學帶著學校保衛科的人,去找之前的證人張嘉蹈教授。
安排個女同志給那洋房打個電話,假裝打錯了,瞎扯幾句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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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點在于:必須得讓張教授在旁邊豎著耳朵聽。
這招那是相當高明。
只要接電話的是瓦洛嘉,張教授一聽嗓音準能認出來。
朱養學照方抓藥。
電話通了,那邊接了。
張教授聽完把大腿一拍:沒錯,就是那個瓦洛嘉。
但這同時也帶出了一個荒唐透頂的消息:這個“洋人”,上海話說得比本地老克勒還溜。
人是對上了。
谷鑫基不再猶豫,立馬調兵遣將。
為了不出岔子,他還特意讓保衛科把袁秋亞的團支書給找來了,想著編個“學校有急事”的理由把門騙開,最好能不動刀槍地把人帶走。
可恰恰就是這個“求穩”的心思,給了瓦洛嘉最后的一線生機。
團支書在后院門口嗓子都快喊劈了,屋里愣是一點動靜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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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兵法上叫“打草驚蛇”。
既然軟的不行,谷鑫基把手一揮:硬闖!
偵查員們翻墻的翻墻,撞門的撞門,直奔二樓臥室。
眼前的場景印證了之前的猜測,也把行動的滯后暴露無遺。
床上亂得像雞窩,袁秋亞正手忙腳亂地往身上套衣服,可那個男的早沒影了。
就在警察按住袁秋亞的時候,樓下院子里傳來了團支書尖厲的叫聲:“跑啦!
人跑啦!”
原來,就在警察撞門的那幾秒鐘空檔里,瓦洛嘉上演了一出極限逃生。
這家伙心里素質好得嚇人,根本沒慌。
一聽見喊聲,他麻利地穿好衣服,趁著警察在一樓搜查的功夫,扒著后窗的水管子“刺溜”一下滑到了地面。
沖到隔開花園的那堵圍墻前,那個勇敢的女團支書想上去拽他。
瓦洛嘉把人一把推了個跟頭,翻過墻頭,穿過前院,一溜煙跑到了大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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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偵查員追出門去,連尾氣都沒聞著。
這趟行動,雖說摁住了袁秋亞,可正主跑了。
回頭復盤,谷鑫基走的每一步都在理,甚至可以說是嚴絲合縫。
但也正是這種為了確鑿無疑而耽誤的時間,成了瓦洛嘉逃命的窗口期。
面對滿屋子的警察,被堵在被窩里的袁秋亞徹底崩潰了。
在那個年代,沒結婚就跟人睡覺,還是被當場捉奸,對于一個女大學生來說,這輩子基本算毀了,那是社會性死亡。
羞恥、害怕,再加上巨大的心理落差,袁秋亞突然瘋了一樣沖向陽臺,想往下跳。
多虧女刑警馬艷田眼疾手快,一把死死抱住了她。
帶回專案組好一通勸慰后,袁秋亞吐出來的實話,讓所有人都直嘆氣。
這哪是什么浪漫愛情,分明就是個徹頭徹尾的“殺豬盤”。
袁秋亞在張嘉蹈教授家認識瓦洛嘉后,對這位“蘇聯專家”崇拜得不行。
她主動留了電話,沒過三天兩人就去“天鵝閣”吃了頓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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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次見面,瓦洛嘉就把她領到了這棟洋房,還大方地給了她鑰匙。
這種信任感,一下子就把袁秋亞的心防給擊穿了。
那瓦洛嘉圖啥?
圖財。
他拍胸脯保證幫袁秋亞聯系去蘇聯留學。
為了這個大餅,袁秋亞不光“借”給了他八百塊人民幣,還把自己繼父一塊八成新的“英納格”手表也送了出去。
八百塊在那會兒是什么概念?
那是一個普通工人兩三年的薪水。
而這棟洋房的主人段高飛,那是另一個層面的冤大頭。
當警察找到段高飛時,這位資本家看著被撞壞的大門,驚得下巴都要掉了:“這…
這咋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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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高飛家里是做醫藥生意的,祖父臨死前留下一大筆錢,立遺囑說必須買房子地皮,而且得由長孫繼承。
1945年,段高飛順理成章地接手了這套洋房。
本來,段高飛一家和弟弟段高沖一家都住這兒。
解放后,段高飛不知是為了避風頭還是咋的,帶著老婆孩子搬去了長寧區,把洋房留給了老娘和弟弟一家,自己后來又把其中一大半租給了公司。
后來弟弟得了肺癆走了,段高飛也沒趕弟媳一家走,反倒守著“長兄如父”的老理兒,讓弟媳繼續住在洋房的三分之一里頭。
一直到1955年春天,沈陽市政府要在上海設個辦事處,相中了這套房子,想整個租下來。
段高飛動心了。
但這得讓弟媳一家搬走。
正是這個騰房子的亂乎勁兒,讓這房子處在了一種微妙的“半空置”狀態。
雖然故事到這兒還沒完,但路數已經清楚了:瓦洛嘉正是鉆了袁秋亞單純好騙的空子,又利用了這棟房子的空檔期,編了個天衣無縫的局。
這一夜,有人把名聲丟盡了,有人把錢財賠光了,還有人把面子丟到了姥姥家。
而那個操著一口流利上海話的假洋鬼子,正揣著騙來的錢,消失在上海灘茫茫的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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