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逃難向喬家借銀十萬，喬家僅求四字賞賜

1900年，八國聯(lián)軍炮火轟開北京的城門，慈禧太后倉皇出逃，途經山西時向當地富商籌借銀兩。

山西祁縣喬家是當地有名的富商，自然也躲不過，慈禧開口就是10萬兩，卻只字不提還錢。

離開前，她問喬家要何賞賜，喬家掌門人喬致庸只輕聲回答：賜我四個字就好。

喬家為何只要四個字的賞賜？這四個字又起了什么作用？

1900年的夏天，八國聯(lián)軍的炮火從城外傳來，隆隆作響。

紫禁城內，慈禧太后站在窗前，聽著遠處槍炮聲此起彼伏，終于意識到，這一次，大清是真的撐不住了。

8月中旬，在幾乎沒有任何公開儀式的情況下，慈禧以“西狩”為名，帶著光緒帝和一眾皇室成員倉皇出逃。

沒有盛大的鑾駕，沒有威嚴的儀仗，只有一隊隊喬裝打扮的車馬，混雜在逃難的百姓之中，灰頭土臉地駛離了北京城。

一路上兵荒馬亂，驛站破敗，官府自顧不暇，慈禧的隊伍剛離開京畿，便遭遇了連日大雨，道路泥濘難行，車輪深陷其中。

原本精心準備的糧草很快消耗殆盡，宮女太監(jiān)們只能四處尋找食物，往往忙活半天，也只換來幾鍋粗糲的小米粥。

有人甚至回憶，那幾天里，慈禧能吃上一口熱食，便已經算是“難得的恩賜”。

慈禧不再挑剔膳食，也顧不上講究排場，偶爾能找到幾個雞蛋，便足以讓她心情稍有緩和。

隊伍一路向西，很快便進入了山西地界，相比京畿一帶的戰(zhàn)火紛飛，山西尚未被聯(lián)軍直接蹂躪，秩序雖亂，卻勉強還能維持。

各地官員聽聞太后駕臨，紛紛出城迎接，表面恭敬，內心卻叫苦不迭，因為他們比誰都清楚，迎接慈禧，意味著無底洞般的開銷。

事實也正是如此，慈禧一行剛在幾個州縣停留，當地官府便已被掏得所剩無幾。

多年天災人禍，地方財政本就捉襟見肘，連賑災銀兩都難以湊齊，又哪里還能負擔太后每日的吃穿用度？

不少知縣、知府一邊硬著頭皮應付，一邊暗中發(fā)愁，生怕哪一步沒走穩(wěn)，日后被翻舊賬。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慈禧的目光，開始從官府轉向民間。

她很清楚，官員能榨出的油水有限，而真正有實力、有現銀的，是那些扎根地方多年的大商戶。

于是，慈禧對外宣稱，眼下國難當頭，朝廷暫時失勢，但只要度過難關，清廷仍會東山再起，地方富商若能在此時解囊相助，便是功在社稷，將來必有重賞。

這番話說得擲地有聲，可在場之人心里都明白，這所謂的“籌資”，更像是一種沒有期限的“借款”，至于還不還、何時還，誰也說不準。

但即便如此，也沒有多少人敢當面拒絕，在眾多商戶之中，祁縣喬家，很快進入了慈禧的視線。

早在慈禧離京城不久，一封封快馬密信便已悄然飛入山西晉中各大商號，風聲走漏得極快。

作為坐擁十三個票號、六十余家商鋪的晉商巨族，喬家自然也早早得知了這樁“宮廷驚變”。

彼時，喬致庸年近六旬，正是喬家權柄最穩(wěn)、威望最高的掌門人。

他素來以謀定而后動著稱，接到情報之后并未驚慌失措，而是第一時間召來心腹，號稱“喬家眼線”的賈繼英。

賈繼英不是晉中本地人，祖籍河北，年輕時曾在京城為官，后因卷入一樁政案被貶，流落至祁縣，被喬致庸慧眼識人，收為門客。

他精通官場人情，尤善交際，一向以“消息通達”著稱。

“老佛爺必然路過祁縣。”賈繼英拈須道，“她不是來避難的，她是來找錢的，銀子給得越快，恩典來得越大。”

喬致庸并未直接點頭，而是望著窗外天光將暗的祁縣老街，緩緩吩咐：“把喬家最好的票號協(xié)成號，全部翻修三日，所有的布匹、瓷器、錦緞、銅燈，一樣都不能少。”

很快，祁縣街頭悄然熱鬧起來，油漆工、木匠、漆匠晝夜趕工，喬家票號門前的牌匾重新描金。

室內擺上從景德鎮(zhèn)緊急調運來的青花瓷瓶，案幾上的泥金香爐點燃了最上等的老山檀香。

喬家密令下達至遍布全國的分號，銀兩調配、賬目調撥一一安排妥當。

賈繼英親自坐鎮(zhèn)太原，在三日之內，從平遙、運城、天津、甚至上海等地調動現銀十萬兩，連夜押運至祁縣。

慈禧抵達祁縣那日，天未亮，城門已開，隊伍緩緩駛入喬家院前，所見之處，皆是金碧輝煌、纖塵不染。

慈禧坐在轎中，撩開轎簾，一眼便看見門匾上的“協(xié)成號”三個大字，寫得雍容大氣，不卑不亢。

她微微點頭，對隨侍太監(jiān)福安說道：“倒是識大體的一戶人家。”

當日午后，喬致庸身著素藍長袍，親自率全家長輩迎駕，他跪地叩首之后，并未多言，只是將一份銀票呈上。

慈禧接過，展開一看，清清楚楚寫著：“愿助太后籌復國之資十萬兩，期國家安寧，黎庶有依。”

沒有討賞，沒有求官，一紙銀票，寫得妥帖端正，風骨十足，慈禧心中不由微微動容。

她出逃至此，見多了惶惶求自保的地方小吏，也見過厚著臉皮討恩典的豪商富戶，卻少見這般沉穩(wěn)有度、進退有禮的世家大族。

十萬雪中炭，既救了慈禧于窘迫之間，也埋下了喬家日后立于不敗的深根。

祁縣短暫一宿，慈禧的車駕在第二日晨曦初起時離開喬家，院門外跪送的喬致庸目送黃蓋遠去。

世人都以為，喬家借出十萬兩“籌復國之資”，定會求得一官半職、或某種實利厚賞。

但喬致庸卻偏偏反其道而行，向慈禧開口的，只是一句：“愿得老佛爺親筆賜四字，掛于家祠，以勉后人。”

這句話，傳入慈禧耳中之時，她的第一反應不是驚訝，而是沉默。

她已見過太多商人，借錢后求官，送禮后謀利，有人甚至不惜將女兒獻進宮中，只為換得一個“奉旨經營”的圣旨。

但喬致庸，卻只要四個字，四個字，既無金銀之重，亦無官職之實，于堂堂太后而言，不過是動動筆的事，可也正是這輕描淡寫的請求，讓慈禧動了心。

“賜什么字？”慈禧轉頭問身邊太監(jiān)福安。

福安低聲回道：“家主未提具體，只說請?zhí)箅S意題字，以為家訓。”

慈禧沉吟片刻，旋即命人鋪紙研墨，親筆書寫四字：“福種瑯嬛”。

當這四個字被裝裱起來、送回喬家之時，喬致庸久久未語。

他緩緩展開字幅，細看“福種”二字，意為福澤根本、代代相傳；“瑯嬛”則出自《漢書·東方朔傳》，指代藏書之地、智慧所在。

四字合讀，既是對喬家忠心的褒獎，也是對其子孫后代的期望與祝福，喬致庸當即將字匾懸于家祠正廳之上，列為喬氏家族訓誡，代代遵行。

這四個字也悄然被刻上喬家旗下各大票號門楣、賬簿、信函之上，成為一種隱秘而深遠的“皇家認證”。

世人紛紛傳言：喬家雖不曾得實封，卻得“大清天子親筆賜字”，乃名門望族，非比尋常。

消息傳入商界，頓時令無數原本還在觀望的資金紛紛匯聚而來，原先猶豫是否與喬家票號合作的幾家南方大鹽商，也因此敞開門戶，主動尋求合作。

甚至連原本立場親洋的粵東十三行，也開始與喬家接洽銀匯業(yè)務。

而真正將這一切推上高潮的，是慈禧返京之后的一道秘密指令。

在西狩期間，她親歷喬家援資，不但穩(wěn)住了臉面，也避免了沿途諸多尷尬。

回京后，她公開表態(tài)“晉商忠義可托”，隨后將內務府部分賬務，改由喬家票號代為運營。

同時，清廷部分用于軍費的銀兩，也秘密通過喬家系統(tǒng)在全國調配。

“福種瑯嬛”不僅成了一塊匾，更成了一個品牌。

清末民初，喬家票號遍布大江南北，無論鹽鐵、布匹、礦石、金銀皆有涉獵，而無一家敢拖欠喬家銀賬。

這一場看似“吃虧”的交易，實則是喬家百年之局的關鍵一子，十萬兩不是代價，而是賭注；四個字不是賞賜，而是王牌。

從此以后，無論風云如何變幻，喬家始終立于潮頭，未曾動搖分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