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長征命運的，不只有會議和槍炮，還有那永不消逝的電波

長征走到四渡赤水那會兒，局面是極險的。紅軍不過三萬，蔣介石調了四十萬大軍，天上飛機偵察，地上碉堡林立，前堵后追，真真是鐵桶一般。若按尋常路子，任你如何驍勇，怕也難逃羅網。可歷史偏偏在這里拐了個彎，紅軍不但跳了出去，還跳得從容，跳得巧妙，后來毛主席自己都說，四渡赤水是他軍事生涯的“得意之筆”。這筆能揮灑得如此淋漓，背后有個極少被人提起的關竅——情報。更具體些，是軍委二局破譯的那一封封國民黨密電。

這軍委二局，在當時是個絕密的單位，別說敵人，就是自己隊伍里，知道他們具體做甚么的也不多。它的來歷，有點“草莽”氣息。1932年春天，紅軍第三次反“圍剿”打贏了，繳獲了好幾部國民黨的無線電臺。那時候電臺可是稀罕物，中革軍委一看，覺著不能光用來聽個響，得讓它生出更大的能耐，于是就把總參謀部下面專管偵聽的攤子單獨拎出來，升格成局，專搞無線電偵察。局長叫曾希圣，是個能人，早年在上海干過中央軍委的諜報科長，是周恩來直接領導過的“老情報”。

起初的日子艱難。機器少，人員也少，就那么五六個人，一兩部電臺，對著天書一樣的電碼，兩眼一抹黑。國民黨軍的密碼，并非一成不變，時常更換，特別是重要的“特別本”、“猛密”，更是難啃。可二局這些人，有種讀書人般的“笨功夫”和“倔勁兒”。他們從大量抄收的電報底稿里，一個碼一個碼地猜，對照著明碼本，聯系著前線戰況，捕捉著電文里慣用的格式和套話——“奉某某電”、“等因奉此”……就這么著，硬是把敵人的密碼一本本給“啃”了下來。破譯了第一個，就有第二個、第三個；到長征前夕，他們已經累計破譯了四百多本，國民黨軍主要部隊的密碼，基本上都能看了。這等于在敵人的指揮系統里，安上了一雙“耳朵”。

但這“耳朵”聽到的東西，得有人會用，用得好，才能變成“眼睛”。長征初期，負責指揮的博古和李德，就不太會用，或者說，不太愿意用。湘江戰役前，二局已經破譯了何鍵、劉建緒等人的密電，清楚顯示湘江一帶布防嚴密，是個“口袋”，而湖南中部相對空虛。毛澤東據此力主轉兵，但建議未被采納，結果紅軍硬闖湘江，損失慘重，八萬多人銳減到三萬。血的教訓，讓更多人開始正視那幾張薄薄的、由二局送來的電文紙。

轉折發生在通道會議。會上正為“去湘西”還是“轉貴州”爭得不可開交，二局送來了最新情報：蔣介石已判明紅軍意圖，正在湘西張網以待。鐵的事實擺在面前，通道轉兵遂成定局，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命運。自那以后，二局提供的情報，逐漸成了毛澤東用兵如神的重要依憑。毛主席后來有個比方，說：“和蔣介石打仗，我們是隔著玻璃杯押寶，看得準，贏得了。”二局，就是那個讓他能看清玻璃杯內玄機的“法寶”。

到了四渡赤水，這“法寶”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戰役，起初不利，就是因為對川軍密碼不熟，敵情不明。激戰正酣時，周恩來滿頭塵土沖到二局工作的地方，對曾希圣、曹祥仁、鄒畢兆他們說：“你們趕快摸清敵情，我們幫你們弄飯！”這幾個人已經連續工作二十多個小時，硬是在炮火中架臺偵收，最終破譯了川軍“正密”，才發現敵人援軍已近，合圍將成。毛澤東立刻決定撤出戰斗，西渡赤水，跳出了第一個包圍圈。

二渡赤水，回師遵義，打得漂亮。這背后，是二局準確掌握了黔北敵軍空虛、而吳奇偉部孤軍冒進的情報。三渡、四渡，更是情報與指揮藝術結合的經典。紅軍伴動川南，誘敵西追，主力卻突然秘密東返，直插貴陽。這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機動，前提是二局對敵軍周渾元、吳奇偉等各部調動了如指掌。最富傳奇色彩的，是南渡烏江前那一出“蔣委員長調兵”的戲。

那是1935年3月底，紅軍準備在金沙縣安底一帶南渡烏江。二局截獲密電：周渾元、吳奇偉兩個縱隊六個師的主力，正快速逼近，一天就能趕到渡口，而紅軍渡江至少需三天。前有烏江天險，后有重兵追擊，背水一戰的危局似乎又要重現。深夜的指揮部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面對地圖，凝神苦思。這時，曾希圣提出了一個大膽至極的想法：利用掌握的國民黨軍密碼和電文格式，模仿正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的口吻，給周渾元、吳奇偉發電報，命令他們改變路線，向別的方向“前進”。

此計可謂洞悉人性。蔣介石向來喜歡越級指揮，朝令夕改，下屬對此習以為常。毛澤東、周恩來一聽，拍案叫絕，但囑咐：電文不能太離譜，只能此一次，免其生疑。于是，一封以“蔣中正”名義發出的密電，從紅軍的電臺發了出去。果然，周、吳兩部接到“委員長”手令，未敢怠慢，乖乖改變了行進路線。紅軍贏得了寶貴的三天時間，主力安然南渡烏江。這封假電報，蔣介石至死都不知道，成了軍事史上一次絕妙的情報欺詐。

二局的神奇，在于它不僅能“聽”，還能在關鍵時刻“說”，用敵人的腔調說。但這工作，絕非易事。長征兩萬五千里，他們走了兩萬五千里，也工作了兩萬五千里。為了保障24小時不間斷偵聽，他們創造性地把人員和設備分成兩個甚至多個梯隊，交替行軍和工作。前面一隊停下開機，后面一隊趕上接班，如此循環。戰士們背負沉重的器材，行軍總是小跑，到了駐地，再累也要立刻架起天線。過度疲勞是常態，很多人走著路就能睡著，時常撞樹、掉溝。局長曾希圣自己也常常因為邊走邊琢磨電碼，摔下馬來。

進入云南后，還發生過一次泄密風險。一位參謀掉隊被俘，身上帶的已破譯電文讓龍云大驚失色，急電蔣介石：“紅軍已將我軍各方往來密電完全翻譯成文！”蔣介石下令全面更換密碼，且種類繁多，每日調換。這給二局帶來了極大困難，但他們迎難而上，加班加點研究，硬是跟上了敵人換碼的節奏，繼續為強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提供著關鍵情報。

這個集體的靈魂人物，除了局長曾希圣，還有一位不能不提的，就是副局長錢壯飛。他是中共隱蔽戰線的傳奇“龍潭三杰”之一，曾潛伏敵營核心，獲取過徐恩曾的密碼本。到二局后，他發揮特長，不僅參與破譯，還負責將情報在地圖上直觀標繪，供領導決策。他編的密碼本，曾用于和十九路軍的秘密談判聯絡。他年近四十，有馬騾卻不常騎，多用來馱機器或讓給傷病員。他會醫術，常給同志看病；會講故事，天文地理，在行軍休息時講來消解疲勞。可惜，這樣一位全能型的英才，在1935年4月南渡烏江后不幸犧牲，年僅四十歲。

長征勝利后，毛澤東多次感慨：“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象的。”“二局是黑夜走路的燈籠，我們是打著這個燈籠長征的。”劉伯承說得更直接：“曾希圣是搞玻璃杯的。”意思是，他讓紅軍能把敵人的部署看得清清楚楚。

軍委二局的傳奇，在于它誕生于簡陋，成長于硝煙，在人類軍事史上最艱苦卓絕的戰略轉移中，以智慧和忠誠，將無形的電波化為有形的坦途。他們沒有沖鋒在槍林彈雨的第一線，卻天天在另一個無聲的戰場上進行著絞盡腦汁的搏殺。他們的故事，鮮為人知，卻深嵌在長征波瀾壯闊的史詩之中，宛如星河里那些不耀眼卻至關重要的星辰，沉默地指引著方向。如今重溫，那“嘀嘀嗒嗒”的電鍵聲，仿佛仍在歷史深處回響，訴說著一種另類的英勇——于無聲處聽驚雷，于密電中定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