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游戲”：鹽商與明清官場的博弈

在明清王朝的權力棋局中，鹽商是一群特殊的弈者。他們手握鹽引，腰纏萬貫，卻始終在皇權、官場與市場的夾縫中周旋。關文斌的《亦官亦商：明清時期天津的鹽商與社會》以天津鹽商群體為錨點，透視了明清國家、社會與經濟的復雜互動。本書初版于1999年，時隔26年后，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修訂再版，并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對談。這場座談是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社·大學問、方所北京店與Xmind共同發起的“你我皆是歷史現場”大學問·學術沙龍系列之一，本場活動主題為“權力的游戲：鹽商與明清官場的博弈”，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董建中、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何永智與歷史作家宋晨希，通過解讀鹽商與官場的共生，鹽課、鹽規背后的財政博弈，探尋鹽商群體如何影響城市發展，展現了明清社會權力結構的變遷。本文系對談文字稿，部分內容有刪節，內容經主講人審定。

《亦官亦商：明清時期天津的鹽商與社會》書封

宋晨希：《亦官亦商：明清時期天津的鹽商與社會》以天津為例，講述了明清時期天津的近代化發展過程和商業變革，研究了與政治、商業緊密結合的鹽商群體。不少人通過《大清鹽商》《李衛當官》等影視劇，了解鹽商生活的奢靡和官商之間的權力斗爭。本書通過史實，反映了明清官商互動的過程。作者關文斌常年在美國任教，該書起初面向美國學術界和讀者。接下來請董老師結合研究方式和翻譯方向，談談本書的讀后感及亮點。

董建中：幾年前，我的一個學生從國外回來，送了我一本外文書，就是這本《亦官亦商》。這本書比較特殊，先是依據英文書稿翻譯出版了中文版，然后是英文版，后有修訂譯本，現在是今天討論的這本。有意思的是，英文版還將中文版當作參考書。

本書初版于199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主標題是“文明初曙”，副標題是“近代天津鹽商與社會”，隸屬“社會史叢書”。20世紀80年代中期社會史研究興起，南開大學馮爾康先生等是倡導者，以鹽商為主題的此書放在社會史研究叢書中很合適，因其是對群體的研究。如今它放在“中國城市史研究系列”同樣合適。與英文版相比，中文版內容更豐富。該書亮點是有與城市史研究有關的新視角。作者關文斌出生于香港，在美國讀書，曾在南開任訪問講師兩年。本次修訂由他親自操刀。

做研究選題，一是要有問題意識，二是要有機緣。比如“中國城市史研究系列”中的《晚清中國城市的水與電：生活在天津的丹麥人，1860—1912》，這個書名可能會讓你覺得好奇：作者講的怎么是在天津的丹麥人？但是看介紹會發現作者就是丹麥人，他想：“這么多人研究天津，我能夠從哪個角度入手呢？”然后他發現近代天津也有100多個丹麥人。這是他原始的想法。

現在我們談論的這本書是典型的城市史研究。作者在美國讀書，師從黃宗智、施堅雅。城市史研究在西方有著深厚的學術傳統，美國有專門的期刊《城市史研究》。美國學生通過博士生考試成為博士候選人后可撰寫博士論文。本書從寫完博士論文到正式英文出版期間可能有變化，比如出版社要求刪減，所以英文版中沒有中文版附錄中豐富的圖表。第一章天津的歷史、第四章網絡文化里的幾個大案子，在英文版里也只是寥寥幾筆。作者的選題，可能會受導師的影響。1977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施堅雅主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這本書對中國城市歷史研究意義重大，采用的方法我們能理解，分別描寫了選址、發展、城市與腹地關系、城市與其他城市關系、城市格局等。改革開放后，我國城市研究也多采用這套方法論。

在城市史研究中，20世紀80年代中期，羅威廉的《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區（1796—1895）》的出版引起了的關注。這部書很重要，它符合當時美國的中國史研究的潮流——在中國發現歷史。柯文1984年出版《在中國發現歷史》，中文版前言列出代表該潮流的四本書：《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區（1796—1895）》《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如今這些書的中譯本都已經在國內出版。當時美國對中國歷史的看法突破了“沖擊—回應”論、帝國主義論等，主張回到中國發現歷史。

羅威廉把西方關于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內容引入中國城市史研究。在西歐，城市的發展獨立于中世紀王權，有市場經濟、契約精神等特點。到了20世紀70年代，哈貝馬斯提出了公共領域的概念，探討介乎國家和私人之間的領域。羅威廉將此思維模式用于漢口研究，認為漢口是中國內部樞紐、九省通衢且商業發達，寫漢口主要關注兩個重點：一是地域認同的建構，如“漢口人”認同的形成——鹽商這本書中也是如此，提到了“天津人”；二是以行會為代表的組織推動自治形態形成，開展了育嬰堂、堂會、水龍會等慈善事業。他把漢口研究時限放在1895年甲午戰爭前，認為漢口雖然1861年開埠，但受西方影響小，而城市內部已經孕育了市民社會，其研究可稱為“在中國發現歷史”。今天所說的這部書，作者在序言里明確表示借鑒了施堅雅、羅威廉等的研究方法，也談到19世紀就出現了市民社會。

還有一個亮點是，這本書的中文版書名，突出了政治元素。第一版“文明初曙”，講近代天津鹽商與社會，看不到政治元素；而今天這一版“亦官亦商”則有政治元素。本書英文名字是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天津鹽商），副標題是State 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civil society”是市民社會，“state making”（國家的影響、締造）是另一核心概念。有學者也將書名譯為“天津鹽商：國家權力與市民社會”，在我看來譯得很到位。現在修訂版書名叫《亦官亦商》，是很貼切的。所以，大家讀這本書時要有權力概念，首先是要有國家概念，包含朝廷、部分官員等不同層次。由此引出核心認識：這本書不只是社會史研究。

本書的英文版和中文版結構一樣。歷史學并非理論原創地，只是試驗場。問題意識是切入角度，若為理論而理論其實沒有什么意義。如作者在中文版中對“市民社會”提及較少，恰恰是因為有了切入點后要展現“歷史”，而這本書在這方面做得很好。

我看豆瓣對此書有評價說讀后感覺有點亂，可能是讀的時候沒帶問題意識，沒有注意國家在其中的角色。雖從不同角度談問題，但同一事物因問題意識切入點不同，論證結果不同，而真相是通過不同側面表現出來的。總體而言，這本書的創新不僅在社會史研究（城市史屬社會史），更重要的是體現政治無所不在。就像作者說政治與鹽商是共生關系，當然共生不等同于對等。

宋晨希：董老師從西方中國史的研究，以及翻譯角度，講述了這本書的內容。董老師提到，不要僅把這本書看作研究鹽商行業的書，要將其與權力、城市、國家相連，我深以為然。我讀此書的感受是，讀關于鹽商的書或研究城市史時，要打破成見。我們常認為城市建立主要受國家權力機構和自然環境影響，但這本書表明，在城市現代化中商人也貢獻頗多。我想請研究財政史的何老師談談，此書中讓您記憶深刻的內容，或對研究有幫助的地方，也請舉例說說這本書的亮點。

何永智：我個人的研究興趣主要是清代財政，對鹽商關注相對較少，所以在此僅從讀者的角度分享一些讀后心得。

首先，本書系統梳理了長蘆鹽商群體，包括其發家過程、家族文化、脈絡譜系、在長時段變革中經歷的興衰嬗變，以及近代以來長蘆鹽商與天津城市發展脈絡的關系。關于天津長蘆鹽商的群體特征，作者從多個角度進行詮釋。例如其身份塑造，在傳統時期有所謂士農工商，商居于末位。但閱讀本書，我們可以看到長蘆商人的資本積累過程，以及商人與清朝官方包括地方官、皇帝等產生聯系后，主動尋求角色轉換、融入地方社會的一系列實踐活動。總之，本書展現了長時段視野下長蘆鹽商的發家致富、經營智慧、興衰演變，以及其與天津城市發展的關系。

其次，作者在導言中提及本書的英文標題“state making”，映射了本書的問題意識。作者通過長蘆鹽商展現了商人、社會和國家的多維互動。例如商人經營逐利，但明清時期，鹽作為國家資源由國家掌控，鹽商以其特許身份而成為特權商人。為了營利或獲取相關資源，“亦官亦商”身份成為銜接的重要渠道。書中還講述了鹽商與國家構建關系的媒介與途徑。通常而言，鹽商指獲得食鹽販賣或銷售資格的特權商人，但其名為鹽商，本身亦可能是官員，由此體現了鹽商身份的多重性。作者還提到，隨著家族規模的擴大，部分鹽商后代往往會通過科舉入仕，這反映出鹽商階層與官僚階層建立聯系、擴展權力網絡的意圖。由此，本書透過鹽商群體闡釋了商人與國家、社會間的互動關系。

再者，作者的問題聚焦還在于通過長蘆鹽商講述明清以來天津的城市發展史。第一章指出，天津最初為軍事要塞，此后演變為北方商埠。鹽商及其商貿活動在天津長時期的城市發展和地方文化塑造中作用顯著。換言之，作者意在透過鹽商這一群體展現近代天津的城市發展。當然，需加指出的是，本書成書于30年前，部分觀點或內容如今業已成為學界的共識，但在當時的條件下爬梳各類資料并非易事。

宋晨希：需要普及的是，天津當時是“巡鹽之所”，長蘆鹽區負責曬制海鹽。古代鹽引制度催生引岸（亦稱引地），即鹽商擁有鹽專賣權的特定區域，長蘆鹽區的引岸包括直隸的所有府縣及河南開封府、陳州府等地。因為引岸制度，長蘆鹽商群體形成。同時，中國鹽種類多樣，有海鹽、井鹽、河鹽等，造就了不同地區的鹽商發展。

清代頒發給鹽場和鹽商的獎牌。

宋晨希：接下來，想請兩位老師聊一下，書中寫到的長蘆鹽商，跟我們所知道的江淮鹽商、廣東鹽商、四川鹽商等有什么不同？他們在北方的生存，又有什么樣的特性呢？

董建中：清朝按就近原則劃分了十大鹽區，中國幅員遼闊，鹽的形式多樣。常見的有海鹽，四川有井鹽，還有巖鹽、山西的湖鹽等。

我曾讀過一本胡適晚年的談話錄，書中記載了一個細節：1961年胡適患病住院，其夫人帶來雞湯，雞湯味道寡淡了些，他便向護士討點兒鹽。胡適打趣地說，這是“私鹽”。胡適由此又說到，其家鄉績溪，越過一座山便到了旌德，而這兩地卻分屬不同鹽區。績溪食用浙鹽，與之同省卻不同府的旌德則食用淮鹽。浙鹽色澤潔白，兩淮鹽顏色偏黑，若在本應食用兩淮鹽的區域食用浙鹽，便被界定為食用私鹽。他還提及，當年民國政府對井岡山實施了食鹽封鎖策略，企圖使紅軍難以立足。在當時，鹽不僅是生活必需品，還具備藥用價值，因為鹽有殺菌的作用。

《笑林廣記》也記載了一則饒有趣味的笑話。一家人效仿望梅止渴之法，于墻上懸掛咸魚，看一眼咸魚吃一口飯。有天，老二說老大多看了一眼咸魚，其父則說“咸殺他”——咸死他。這雖詼諧幽默，卻讓我們看到因時代變遷，諸多事物已發生顯著變化。在當代，人們關注食鹽問題主要聚焦于如何實現少鹽低鈉，鮮有關注價格的；而在古代，食鹽遠比今天引人注意。或許有人認為，從清代鹽價來看，其價格似乎并不高昂，一斤鹽有時僅售幾十文或十幾文。《亦官亦商》附圖中就展示了長蘆鹽商在不同區域的鹽價，其中一斤鹽售價為20文，而一斤豬肉有時僅售10文。鹽價看似親民，然而，這恰恰凸顯了歷史研究的難點所在：古代百姓大多缺乏現錢，而鹽作為每日的生活必需品，又需以現錢購買，這無疑給百姓帶來了極大的經濟壓力。就是在四五十年前，農村家庭拿出現錢亦非易事。由此可見，食鹽在古代社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我講這兩個故事，想說明的，一是鹽的重要性，二是清朝為便于管理劃分不同鹽區，兩淮規模最大，長蘆也重要，因其與北京密切相關，書中提到長蘆鹽供皇家官用。此外，鹽由國家專控是普遍情況，即便如今鹽的銷售渠道多樣且便利，制鹽管理仍然嚴格。

在這種背景下，鹽商是中國較富有的群體，不敢稱最富——有人認為廣州十三行更有錢，但確實位居前列。不過各鹽場情況不同，通常鹽商指運商，鹽場生產者有小民也有鹽商，如自貢鹽商側重生產，四川運鹽的是陜西商人。

總體而言，鹽成為重要研究對象是因其本身重要。國家控制食鹽生產，委托商人運輸銷售，前提是商人向國家交稅，清朝叫鹽課。如此，國家已參與其中，商人交鹽課后，當然希望提價，但政府絕不輕易準許，哪怕漲一文都是國家大事，會引起上下關注。

鹽商群體與皇帝、官員有關聯，還涉及“私鹽”。鹽區劃分有邊界。離本該銷售食鹽的原產地遠，那離其他產地就近。私鹽分兩種：一是完全不向國家交稅的鹽；二是交了稅但在規定引岸之外銷售的鹽。官府有打擊私鹽和鹽梟的責任，因此鹽商和政府就有了進一步的關系——官府打擊私鹽，就等于幫助了鹽商，商人就相應送好處給各級官員，這就是鹽規，是官員的灰色收入。官府雖有薪俸、養廉銀，但鹽規禁絕不了，特別是清初無養廉銀、官員薪俸低時，鹽規更普遍。清初時，甚至有數字顯示有的巡撫收入僅鹽規一項就有四五萬兩銀，而其一年的正式俸銀收入才150兩。這本書末尾的表格開列了清末長蘆鹽區地方官的鹽規，展現了那個時代的情況。

作者用財政學常用的“包稅制”描述食鹽的專賣：國家將運輸、販賣權讓渡給鹽商，而作為國家重要的收入來源的鹽課也由其總包負責。如今年輕人認為商業很體面，過去卻有“無商不奸”之說，社會看不起商人，因而出現諸多問題。他們面臨的生存問題，并非一般人的糊口問題，而是在這種意識形態下的生存。此外，雖然國家讓渡權力，但鹽商們有時還想爭取更多權力。

宋晨希：對于老百姓而言，食鹽雖價格便宜，但每日必不可少。我小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看《白毛女》，知道了沒鹽吃頭發會變白。

我還想補充一點關于中國鹽鐵專賣制度的內容。很多人知道，鹽鐵專賣始于春秋時期，最早的記載出自《管子》。齊桓公問管子，向天下應該征什么稅，提到房產稅、林木稅、牲畜稅、人頭稅等，管子認為這些稅不行，一加稅百姓會覺得國家要錢，會逼迫他們損毀房屋、砍伐樹木、宰殺牲畜、抑制生育，而鹽稅潤物細無聲，所有人都要吃鹽，利潤會非常穩定，把稅加到鹽價里百姓察覺不出，由此開始“鹽鐵專賣”。到漢武帝時期，桑弘羊正式實行該制度。

中國鹽商、鹽業的發展，貌似都與戰爭相關。桑弘羊推行鹽鐵專賣，是因打匈奴缺錢，將鹽、鐵的經營收歸官府實行專賣以獲資金。唐代劉晏鹽法改革亦是如此。“安史之亂”后濫發貨幣致貨物膨脹，國家缺錢，便把鹽交商人售賣，直接收錢。宋代與西夏打仗，明代乃至清代，也都有因需資金而打鹽的主意的情況。

所謂鹽鐵專賣，如董老師所說，并非官方賣鹽，而是通過“鹽引”將售賣權賦予商人，商人還需交“窩價”（類似保證金，有學者認為“窩”源自山西方言）。可見，國家每次調整鹽的相關政策，定是遇到問題了。該書還提及治河、打仗（如“三藩之亂”時讓鹽商交錢）等情況，十分有趣。

《大清鹽商》劇照

宋晨希：剛才董老師提到鹽商奢靡富足，我想請教研究財政史的何老師：中國人重農抑商，但書中說商人為爭取權力會參加科舉、研習詩文等。清代皇帝對商人是否有不同態度，為何他們能在清代獲得政治資本和權力？

何永智：剛才主持人提到長蘆鹽商與其他地區商人的區別。晉商，俗稱“山西幫”，利用山西北靠邊鎮的有利地理位置而發展起來，主要經營鹽、銅、茶、糧布等，廣泛開設典當、票號等金融機構。其經營范圍在明代以黃河流域的北方地區為主，到清代則擴展至長江流域、珠江流域乃至國外。徽商，即明清時期徽州府休寧、婺源、祁門等縣的商人集團，在鹽業、木業、典業、墨業、布業、漆業等行業中都有很大影響。和徽商、晉商相比，長蘆鹽商亦有其地方特征，從名稱可見一斑。簡而言之，清朝內務府在長蘆鹽區擁有多處引地，并招募長蘆鹽商承辦引地，每年收取一定數額的利銀。鹽商的利益與皇家利益由此被捆綁在了一起。長蘆鹽商盡力維持經營，在獲取余利的同時，為內務府貢獻巨額的利潤。作者在書中也提到，晚清后很多鹽商成為“斜杠青年”，例如從食鹽販賣拓展到近代工商業等不同行業領域，以此規避風險，這點和其他商人有相似之處。

關于清代皇帝對商人的態度問題，時至清代，“士農工商”的排序仍舊存在。有學者指出，清朝統治者對于商人、商業的態度與前代有別，也有學者認為清朝統治者注重利用商人獲取收益、汲取財富。剛才主持人提到，在清朝遇到一些重大問題，如黃河決口、重大戰役等，經制經費不足時，皇帝往往會通過各種渠道動員鹽商捐輸。對于鹽商捐輸，書中也反復提及。“捐輸”本是急公好義行為，鹽商主動報效。清中后期因國家經費不足，皇帝通過鹽政或地方官向商人施壓，或委婉告知其要為國家重大事宜“出錢”。如乾隆帝南巡，兩淮鹽商動輒報效白銀數十萬兩，皇帝或“賞收”，或降旨減免，或予以拒絕。但嘉道以降，清朝財政入不敷出，鹽商捐輸成為清代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補充。根據學者江曉成的最新研究，乾隆時期鹽商捐輸達3930多萬兩，嘉慶朝捐輸數額為6850多萬兩，合計超1億兩白銀。而且在乾嘉年間出現一陣報效熱后，隨著鹽政的敗壞和鹽商資本的衰耗，鹽商的報效盛況不再。道、咸兩朝鹽商報效已屬罕見，同治朝以后，鹽商報效更是寥寥無幾。對此，有學者認為，持續捐輸導致的連年高額負擔，是導致鹽商沒落的主要原因。

宋晨希：因為董老師研究雍正朝比較多，我也想請董老師談一談，雍正對商人是什么態度？

董建中：士農工商，商居末位，這是歷來傳統的認識。但清代時，現實中統治者對鹽商不再打壓，而是以利用為主，這透過書中的鹽商捐輸情況表就可以看明白。

總體而言，雖說講天津不能僅從政治方面理解，但書中線索里政治層面仍很重要。如第一章提到，明初天津由鎮變為衛，雍正年間成州，進而又升為府。變化大，主要因其位置。至于雍正時期，鹽商本身貌似無特別的亮點可講。

宋晨希：這本書提到康熙時期對鹽商較為放縱，并提及鹽商建有著名的水西莊。我想補充天津鹽商文化程度與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

我曾看到文章稱，康熙十三年（1674年），長蘆鹽務中心從滄州轉移到天津，鹽商開始向天津及周邊地區集中。此外，明末清初時期，北方戰亂頻仍，人口、文化凋敝，所以南方士子北上考試，更加容易考取。于是，很多人就北上進行冒籍考試。當時，天津經濟繁榮，城市富庶，故而有一批文人與商人來到天津，形成了繁榮的文化。此外，文字獄對北方尤其是天津影響大，當時南方文字獄嚴格，方苞、查慎行等文人，都因文字獄案，跑到北方躲避，并且與北京的權貴形成權力網絡。加之北方鹽商擁有一些權力，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天津鹽商的獨特性。

剛才提到，康熙早期，鹽商想獲功名，擺脫商人低下的地位，于是找“槍手”代考，獲得功名。此外，也有人，比如問津園的鹽商張霖，通過花錢舉辦雅集籠絡一批文人，并與北京的官員，如大學士明珠建立聯系，形成權力網絡。起初康熙并未在意，后來明珠勢力逐漸擴大，引起康熙的忌憚，之后被逐出權力中樞，張霖也因此受到嚴懲，成為政治犧牲品。雍正延續康熙政策，且因財政緊張，常因西北打仗向鹽商要錢。乾隆時期情況則不同，他提出了“藏富于民”，對鹽商的政策有了變化，經常對鹽商緩征“鹽課”（鹽稅）。

董建中：這里提出了重要問題：鹽商有錢后會做什么？書中提到“網絡”，即鹽商會構建自己的網絡，疏通關系。書中以康熙到乾隆年間為例，構思巧妙，先講天津區位，再講國家鹽政，接著講皇權、清代法律給鹽商的寬松空間，然后說鹽商在此背景下的策略，如建立水西莊。鹽商希望網絡“通天”，但康熙乾隆的個案之后，這樣的情況不多見了。

商人有兩種階層躍升途徑：一是考科舉，如戴震、程晉芳；二是捐納，雍正年間“模范三督撫”中，李衛、田文鏡是捐納出身，鄂爾泰是舉人出身。明清時期，科舉制較開放，鹽商可以參加科舉，可以入仕當官，如南開大學創始人嚴修生于鹽商世家，就是科舉出身。此外還有一項重要的“捐納”政策：國家輕徭薄賦，百姓納稅低，國家遇到財政不足時鹽商捐輸是重要的補充。捐納分兩種，一是直接買官，清初較易，后來難買到官了；二是買身份，如監生身份，能讓鹽商有體面，對其而言相當于投資。

書中也強調了一種矛盾：科舉出身的士人看不起商人出身者，由此有了“紳商”（或“商紳”）與“士紳”的區別，修訂版用此二詞，原版徑直譯為“商人”和“士人”。

學術界對清末商會的研究，起初單純研究商會，后發現能與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相聯系。該書修訂譯本參考了中國學者的研究，作者在原版序言中提到“亦官亦商”“亦公亦私”。

總體來說，書中對鹽商策略的論述讓人眼前一亮，如一個家族可能讓老大經商、老二科舉。有學者研究科舉發現，有些考生中舉后不再參加會試，細究得知是要繼承家族產業。這體現了歷史研究的趣味，雖同是中國人，但我們今天有時可能不理解或很難理解二三百年前甚至更近的事。作者認為商會有市民社會特性，但不具完全自主性，因其依附官府，由官府撥經費。商人在商會中面臨斗爭，還遭士人出身者輕視，如清末咨議局中士人出身者看不起紳商出身者。這些雖非書中核心內容，但能反映當時的環境變化。該書通過康乾時期天津幾個著名商人的案例，談到太平天國北伐時地方商人首領的貢獻，后跨越到清末十年——這正是切入題目的地方。所以從政治史角度看這本書，更好理解。

宋晨希：剛才董老師提到，這本書約一半篇幅講晚清，除太平天國外，還有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北京時，天津鹽商組織抵抗與救助。晚清列強的入侵，賠款的增加，也導致了國家財政危機加劇。請何老師談談，當時清政府如何通過給鹽商加稅等方式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以應對危機，以及鹽商如何規避政府壓力。

何永智：清代國家財政收入主要包括地丁、鹽課、關稅、雜稅等，是地方每年向國家繳納的常規收入。此外，還有一些額外收入，例如捐納和捐輸，作為增收渠道。與鹽商密切相關的是鹽課。鹽課的征收分為“場課”和“引課”，場課是對鹽的生產者的課稅，引課是對鹽的銷售者的課稅，另有各種名目的雜項征收。就數額而言，順治時期清朝每年鹽課征收不足200萬兩，當時國家財政總額未及3000萬兩，鹽課占比可見一斑。康熙末年至雍正時期，鹽課收入規模擴張，約四五百萬兩。乾隆時期，維持在500萬兩、700萬兩到1000萬兩左右。晚清因軍需緊迫，在鹽課之外頻繁加價，還抽收鹽厘。咸豐、同治時增至1300萬兩；光緒末年達2400萬兩，收入規模可謂成倍增長。

嘉慶以前的鹽斤加價，對商人是利好，因為銀、錢比值失調，商人易銀完課，多虧成本，因而清朝通過鹽斤加價對商人進行補貼，稱之為“補貼加價”。嘉慶以后的加價，是由于清廷財政困難，入不敷出，因而加價搜刮，稱之為“因公加價”，如河工加價、海防加價、防餉加價、江防加價、軍需加價、練餉加價等，種種名目。每次加價，數額都很大，如嘉慶十四年“南河大工加價”共收銀400余萬兩，僅長蘆一區，就加價56萬兩。當時，長蘆的正課額入每年不足20萬兩，加價所收之多確實驚人。到了光緒朝，賠款、練兵、筑路、辦學堂等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隨著清廷財政的日趨困難，鹽斤加價更為頻繁，成為清廷補救財政的慣用手段，加價之上又復加價。光緒朝的加價少則每斤2文，多則每斤4文。

鹽斤加價無疑使鹽商利益受損。官商之間的博弈其實就是“討價還價”。鹽商可能利用社交網絡和人際關系，通過信函或稟文陳述加價可能帶來的后果；或者消極應對，在官方加價后停止運輸、販賣或缺斤短兩，導致民眾無鹽可食，造成社會的不穩定，乃至鹽務風波，迫使官方重新做出考量。當然還有更為極端的方式，例如動員鹽場灶丁沖擊鹽政衙門或鹽厘局。

宋晨希：我想起高陽寫的關于私鹽販子的小說《徐老虎與白寡婦》，書中有個場景讓我印象深刻：甲午海戰后，清王朝賠款5000萬兩白銀并向各地攤派。兩江總督劉坤一為完成攤派的賠償款，想出幫鹽商清繳私鹽，讓鹽商給他交錢的辦法，這是一種博弈。書中還提到，很多鹽商表面合法經營，私下可能販賣私鹽或用灰色手段。鹽商應對官府有幾種方式：一是像董老師說的，給緝私營或巡鹽官錢；二是投放誘餌，自己弄點私鹽讓官府抓，官府上報清剿私鹽，鹽商再偷販。晚清這種博弈情況很明顯。

董建中：何老師稱鹽商收入與大環境有關，這本書確實注重體現大環境。我之前說其結構費思量，看序言便知。它講了清末1911年的故事：各界人士到直隸總督衙門請愿，稱不可抄國之棟梁王賢賓的家。

書的最后一章“危機”提到，清末銅元與制錢兌換比例出現了100∶1的情況，這對商人沖擊特別大。書中有諸多此類例子，結尾歸結為國家既能將鹽專賣權讓渡給鹽商，就有權收回。王賢賓案體現了這一點。他雖亦官亦商，身份顯赫，在權力面前卻無足輕重，故事悲壯。王賢賓是天津商會總會長，曾被指拿10萬兩銀子為慶親王奕劻慶壽，后證明是子虛烏有。這本書以此說明鹽商的“抱大腿”策略，如康熙年間張姓商官依靠大學士納蘭明珠，不過這是雙刃劍，明珠倒臺后他也受牽涉，且因其鹽商身份，連康熙都對他印象不好。書中寫王賢賓案件十分精彩，是拍電視劇的好素材。

到了晚清，有鹽商向外國銀行借款七八百萬兩以上，部分到期無力償還。銀行按慣例找長蘆鹽運使，鹽運使忌憚外國銀行，就逼迫鹽商全額還款。而這些欠款的“累商”提出成立集團處理虧損，遭到了官府拒絕，官府不僅收回引岸，還要求每鹽引加銀5兩，以作償還貸款之資。這引發其他鹽商不滿，矛盾眾多。所以，晚清呈現的更多是百姓怕官、官怕朝廷、朝廷怕洋人的現象，本書展現了鹽商在這段歷史制度下的生存策略。鹽商做了不少公益，朝廷本應給予照顧，但王賢賓最終還是被抄家。看書至此，我自己也在思考，有比商人與鹽運使所提出的方案更好的解決方法嗎？

總的來說，這本書圍繞“證據在場”展開，十分精彩。故事按時間線索講述，展現時代的多變，讓我們看到了時代浪潮中鹽商的所作所為。

宋晨希：我發現天津鹽商有點“富不過三代”的感覺，每次繁華后，可能很快就被權力摧垮。如康熙朝，有些鹽商為了討好皇帝、官員，主動擔負皇帝南巡的費用，遇到皇帝、太后壽辰慶典，也會捐輸。但是一旦實施，朝廷就找他們催收鹽課，于是整個商業帝國瞬間土崩瓦解。

《桃花扇》講“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真的是很真實地反映在鹽商身上。比如，鹽商趙冠生，“窮奢極欲”，家庭一切設施都模仿大觀園。水西莊的查日乾，就曾重金買來100多名婢女，選出12名伺候他飲食起居。他的吃飯排場也大，集各省的廚子，供口腹之欲。乾隆南巡蒞臨水西莊，上的是滿漢全席，河豚海蟹，乾隆也自嘆不如。但一代天子一朝臣，乾隆與鹽商之間可謂互相生利，通過政策，比如緩交鹽課，促使鹽商更多捐輸錢銀。可到了嘉慶，嘉慶就催鹽商交欠款，甚至不允許他們對鹽加價，還要求他們出錢修河堤，于是，很多鹽商就破產了。從中也能看到商人與皇權的博弈，很有意思。

宋晨希：董老師提到鹽商做慈善，如捐建寺廟，天津有名的海光寺就是鹽商捐建的，英法聯軍簽訂《天津條約》就是在該寺。鹽商還做了很多慈善事業，如水火會的建立，城墻、道路的修建。那么，他們為何要做地方自治、慈善及城防相關的事，這能為他們帶來什么優勢呢？

何永智：食鹽是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歷代王朝以專賣的方式，對食鹽的生產、販運、銷售加以嚴格控制。鹽商作為享有特許經商權的商人群體，通過獲取國家資源積累資本、開展商業活動，責任大且風險高。鹽商投身地方慈善或興辦教育等，一方面是因為清朝嚴格掌控地方經費，在“經制”財政體系下，地方教育和慈善經費等較為有限。地方官和士紳等都積極參與其中，鹽商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也或許與鹽商將有形資產向無形資產轉化有關。作為“士農工商”之末的商人，需要借助社會資本融入外部世界，獲得社會認可，以提升個人名譽、家族聲望。此外，也可能出于個人的急公好義，鹽商主動關心地方事務，遇災荒時積極救濟、捐款。所以，鹽商并非完全逐利，亦發揮主觀能動性，彰顯其社會責任。

董建中：這本書提到一個問題，即鹽商參與慈善是否受儒家思想影響，其實不能簡單這么看。回顧中國歷史，起碼到宋朝以后，很多基層慈善事業開始由地方鄉紳、士紳承擔。由此涉及市民社會，有人爭論這些慈善事業只是中國傳統慈善的擴大，未上升到真正的公共領域，這點需特別注意。

我想補充一點。有位研究徽州鹽商的學者，其英文書《奢華之網》提到“經世之道”（statecraft）分兩種：一是與皇帝打交道以獲欣賞；二是作為慈善家參與公益，如在徽州建牌坊獲文化資本，類似的做法天津鹽商也有。

此外，現實和過去都存在人格高尚之人，否則歷史就太符號化了。呈現這一點是歷史學者的任務。兩淮有不少鹽商，有錢卻不考科舉或捐官，而是資助讀書人，如馬曰琯、馬曰璐。他們招攬學者校書刻書，這也是他們出名的方式。但今天的學者不是商人，有時難體會鹽商想法，這是研究難點。

宋晨希：古人重視立德和立言，很關心自己身后的評價，這與今人及時行樂的生活方式不同。

董建中：像戴震，年輕時短暫求學后經過商，最終又回歸學術。每個人對人生價值認知不同，我認為不應將歷史人物符號化。

宋晨希：今天談到天津，廣西師大出版社大學問推出的“中國城市史研究系列”連續出了幾本天津相關書籍，像《晚清中國城市的水與電》《天津工人》等，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天津史研究。兩位老師研究清史，我們發現明清時段的上海史、漢口（武漢）史研究很多，天津史近年才受關注。想請兩位老師聊聊天津在近代史上的獨特價值及值得發掘和關注之處。

董建中：從天津發展看，元代它還是鎮，明清尤其清朝后才迅速發展。書中提到農業對天津不重要，作者雖花大量篇幅寫農業，但最終歸結于其具備河運優勢的地理位置。我老家河南北部屬海河水系，就與天津有關了，可見其河運影響廣。天津是北京門戶，兼具海運、漕運優勢，獨特地理位置使其地位迅速上升、人口增多，19世紀末約有五六十萬人。

城市研究眾多，省市級的社科院都會開展城市史的研究，但內容還不夠豐富。希望我們的研究借鑒西方經驗，其切入點和問題意識值得探討。并非西方的一定好，但可參考其著作書寫經驗，中國城市研究可借鑒美國等國家的經驗。我的觀點是，任何選題都要闡明并以好的方式表達，天津史研究也有題可做。

何永智：天津在近代時期，尤其是晚清以來經歷了巨大變革，因而更多學者聚焦晚清、近代的天津。但在此之前的天津，仍有很多歷史現象、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值得關注。我個人對天津城市性格的塑造比較感興趣。例如明清時期天津是漕運的重要中轉點，很多商人、漕運旗丁等在此中轉和駐足。人群的聚集與多元互動或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天津的文化多元性。如果透過長時段視角觀察天津的城市性格，或許能給我們新的啟發。

讀者提問：我聽各位老師講，這本書主要講鹽商和官場間的博弈。那么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們在了解鹽商和國家社會的關系的時候，應該帶著什么樣的問題意識呢？

董建中：讀這本書能讓人理解這段歷史，書中的故事讓人感動，這種感動并非簡單體會主人公的不易，而是源于其發展或故事結局的必然性，畢竟有些矛盾是死結。閱讀中你或許有疑問，如鹽運使為何對王賢賓如此苛刻，為何逼其馬上還款給外國人——連外國人都未要求馬上償還。閱讀有兩個層次的啟發：一是感同身受，從悲劇中獲得“享受”；二是專業研究深入思考會形成學術問題。對普通讀者來說，讀到那個故事，回望距今一百多年的1911年，感慨當時與現在的巨大差別就是很不錯的收獲了。

宋晨希：我們常說，歷史學的目的是求真，探尋人物、故事的來龍去脈。而對普通讀者來說，我覺得，讀歷史有如讀小說、人物傳記，所謂“多看一本書，就多活一生”。讀歷史人物命運，能體會到不同人的人生，在他們面臨抉擇、困境時，（如坐牢、被抓）體會他們的情感，思考如果是自己，會如何應對，感受不同的人性、溫情，同時也體會到人性的殘酷與冷漠。我認為，這或許就是優秀歷史著作的價值所在，對我們讀者是有幫助的。

董建中 何永智 宋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