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人與上海：成為在地者和建設者的“香山人”

在鴉片戰爭后，隨著洋商的腳步，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條約口岸城市的洋行買辦，成為早期溝通中西的橋梁。上海的興盛，除了原住民的貢獻，移民發揮了重大作用。雖然新的移民來自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安徽等省，但“廣東人可以說是上海建設的導演之一”。而廣東人中又以香山人為最早投身于上海的開放和變革，“他們在上海開埠以后即來上海，當買辦，興實業，相當一部分人成為上海工商界成功人士”。

年輕時出外經商、歷游東南諸海口的香山人 徐榮村，1843年后來到上海，在寶順洋行當買辦，經營絲茶生意，非常成功。1851年倫敦舉辦第一屆世界博覽會，他將“榮記湖絲”12包寄往倫敦參展，獲博覽會“制造業和手工業”獎牌，被譽為“世博會中國第一人”。

少時在澳門和香港讀書，英語讀寫比英國人還純正的香山人 唐廷樞，也于1858年來到上海，不久入怡和洋行任買辦，成為怡和洋行舉足輕重的人物。1873年任輪船招商局總辦，1876年在上海創辦宏遠貿易公司，經營絲茶海外貿易，成為上海茶葉和絲業公所董事。還與同鄉徐潤等人在上海創辦仁河保險公司，開華商保險業的先河。隨后，籌建開平煤礦，興建鐵路和水泥廠，經營礦業和商業，成為晚清杰出的洋務企業家。

徐潤也受叔父輩的影響，1852年到上海寶順洋行當學徒，1856年升為買辦間副賬房，1861年升為副買辦，兼營寶源各貨號。1863年后，他投資房地產業，一度擁有地產達3200余畝，所建商業住房每年收租達12.29萬兩銀，是著名的“地產大王”。1868年，徐潤創立寶源祥茶棧，經營茶絲、煙葉等貨物，成為上海有名的富商。1873年后，他受李鴻章委派，成為上海輪船招商局會辦和開平礦務局會辦，致力于航運業、礦業、保險業和實業，并在上海創辦同文書局，石印二十四史及《古今圖書集成》。1904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改組為上海商務總會，徐潤受清政府委派，成為該會的首腦人物之一。

香山人 鄭觀應同樣受同鄉和父輩的引導，1858年應童子試未中后，奉父命到上海，入新德洋行，跟隨叔父鄭秀山學習業務和英語。他1859年入英商寶順洋行工作，1868年與人合辦和生祥茶棧，1872年入太古輪船公司任職，直到1880年轉入官辦企業，參與經營管理，曾任上海機器織布局襄辦、會辦、總辦，上海電報分局總辦，輪船招商局幫辦、總辦，漢陽鐵廠總辦、粵漢鐵路公司總辦等職。

他熱心西學，主張變革圖強，如他自己所說：“初則學商戰于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他著書立說，鼓吹“兵戰”不如“商戰”，其《盛世危言》成為宣傳晚清變法革新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他也被譽為“晚清全面開眼看世界第一人”。

青年時期在美國加州謀生，憑其“英語教育和對西方行為方式的熟悉”，為維護華工權益而與州長面對面談判的 唐廷桂于1861年回國，在江海關任通事。他1870年進入上海英商怡和洋行，1873年接替其弟唐廷樞在上海怡和洋行買辦職位，1881年投資上海榮泰駁船行、上海申光電燈公司及中英合資中國玻璃公司等外商企業。他還積極參與上海城市公共事業建設，力促自來水進入上海縣城，設立中國工學學校，開辦慈善機構，多次出面與上海租界當局交涉華人權益問題，成為上海華商中的頭面人物。

上海不僅給具有經商頭腦和中外商貿經驗的香山精英提供了拓展事業的舞臺，也為眾多香山人移居這里創造了機會。

近代中國時期的香山人秉承香山文化開放創新的精神和務實進取的品格，敏銳地看到了通商口岸的發展前景，不失時機地與西方人同往上海。他們利用與西方人的長期合作關系，發揮“半通夷語”和熟悉中外商貿業務的優勢，因家庭、宗族、鄰里、姻親等關系互相牽引。

像滾雪球一樣，移居上海的人數越來越多。徐潤、唐廷樞、鄭觀應的家族成員就是在家人和族人的牽引下，先后進入洋行做買辦，或在洋場經商、或在官場做官。

徐氏家族的買辦生涯肇始于徐潤的伯父 徐鈺亭。他早年在澳門經商，與英商寶順洋行的合股人必里士關系密切，上海開埠后隨必里士來到上海，成為寶順洋行的上海買辦。

不久，徐潤的叔父 徐榮村也成為寶順洋行的上海買辦。他又引薦了侄子 徐潤和徐蕓軒入寶順洋行工作。徐潤又陸續引薦族人和同鄉入洋行充任買辦。1875年徐潤在滬舉行家宴，出席的有其堂弟扆臣、笏臣、贊臣、枚臣、揆臣及玉生、小勤、述齋等人，其家族在滬人口之眾由此可見。

唐廷植、唐廷樞、唐廷庚、唐杰臣、唐紀常、唐國泰均在上海營生。鄭觀應的叔父鄭秀山、大哥鄭思齊、三弟鄭思賢、四弟鄭官桂、五弟鄭翼之及他的子侄等，大多在上海洋行任職。

除了以徐潤為代表的 徐氏家族、以唐廷樞為代表的 唐氏家族和以鄭觀應為代表的 鄭氏家族，在上海灘的洋場、官場、商場上闖蕩之外，還有不少香山商人和官員在開埠初期的上海社會里打拼。怡和洋行的買辦林欽、寶順洋行的副買辦曾寄圃、一度做過寶順洋行買辦的容閎，以及買辦起家、做過上海道臺的吳健彰和上海知縣葉廷眷，上海小刀會首領劉麗川，都是活躍在開埠初期上海社會中的、頗有影響的買辦商人和政治人物。

雖然在19世紀70年代后，隨著江浙地區買辦商人的崛起和洋務運動的次第展開，香山買辦商人群體在上海受到江浙買辦商人的挑戰，但香山人在開埠初期的上海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仍然不可動搖。一方面，香山人以其特殊的方式方法，改變或影響著上海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另一方面，香山人又受變動中的上海社會、政治、經濟之制約和文化教育之輻射，既是劇作者，又是劇中人，其成敗得失已經與上海這座城市的生長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在長期的磨合和調適中，香山人自覺或不自覺地使自己成為上海城市中的一個在地者和建設者。香山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出色表現，在近代上海城市形成與發展的關鍵時期和上海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或多或少地打上了香山文化的烙印。

（作者為廣東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廣東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大學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高級訪問學者、教授，中山市社科聯原主席）

原標題：《中山人與上海：成為在地者和建設者的“香山人”》

欄目主編：龔丹韻

文字編輯：柳森

本文作者：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