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7年5月，蘭州國民黨軍的大營里，塵土飛揚。
在一堆穿著破爛、滿臉油泥的苦力中間，混著個名叫“徐映清”的漢子。
他腦袋上扣著頂爛氈帽，帽檐壓得極低，恨不得遮住整張臉，身上裹著件光禿禿的老羊皮襖，正埋著頭跟俘虜們一塊修路。
就在這過去的一個月里，這人已經被提審了六回，皮肉苦也沒少吃。
可不管對面怎么盤道，他嘴里就咬死一句話：我是大頭兵，啥都不知道。
這層偽裝本來做得天衣無縫。
誰承想，某天他在河邊洗臉的時候，出了個要命的岔子。
有個叫喬國建的叛徒一眼就認出了他，當場指著他對敵人喊：“這是個當官的。”
這一嗓子，直接把“徐映清”推到了懸崖邊上。
一旦真實身份露底，擺在他面前的就只有死路一條。
因為這個“徐映清”的本名，叫徐立清。
這會兒，徐立清得在幾秒鐘的功夫里，跟閻王爺來一場心理博弈。
承認？
那肯定得挨槍子。
否認？
證人就在跟前杵著。
他賭了一把，賭的是人性的盲區——喬國建雖然看著臉熟，但其實并不了解底細，以前只在住院的時候打過照面，壓根摸不清他到底是干啥的。
徐立清腦子轉得飛快，立馬改了口：“我是醫院的醫務主任。”
從“指揮官”變成“郎中”，這個身份既把熟人見面的事兒圓了過去，又巧妙地避開了“紅軍高層”這個催命符。
這不光是腦子活泛，這是他在過去三個月里，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生存本能。
要把這事說清楚，得把日歷翻回三個月前，1937年2月。
那會兒，徐立清面對的攤子，比蹲大牢還要讓人絕望。
西路軍在高臺倪家營子被圍得像個鐵桶，整整打了七天七夜。
主力要想沖出去，必須得有人留下來當靶子，把敵人的火力引開。
這是一道要把心撕碎的選擇題：誰來當這塊誘餌？
徐立清把這活兒攬下來了。
但這還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塞給他帶走的不是什么精兵強將，而是一個超級大包袱——總衛生部、醫院的勤雜工、缺胳膊少腿的傷員，還有隨軍的家屬。
這一千多號人，絕大部分連槍都拿不穩。
徐立清心里跟明鏡似的，上頭把這支隊伍編成“第2縱隊”往西邊大山里趕，就是為了讓敵人誤以為主力在往西跑。
說得難聽點，他和這一千多人，就是扔出去喂狼的那塊肉。
這就是第一個生死關口：手里抓著一把爛牌，怎么既把敵人引開，又能保住大伙的命？
徐立清沒傻乎乎地去硬碰硬，也沒沒頭蒼蠅似的亂跑。
等他發現敵人暫時沒咬上來的時候，他拍板做了一個膽大包天的決定：散伙。
他把勤雜人員和還能走動的輕傷員，拆成了一個個小股游擊隊。
那公家的錢咋辦？
徐立清手里攥著50個金戒指，這是部隊最后的家底。
他沒往自己兜里揣，也沒找人集中管，而是干脆利落，把這50個金戒指分給了各個小組當路費。
這招背后的算盤打得很精：一千多人聚成一坨，目標太大，一旦被圍圓了就是一個都不剩。
撒豆成兵分頭跑，雖然還是危險，但至少沒把雞蛋全裝在一個籃子里。
那50個金戒指，就是發給每個小組的“保命錢”。
等到敵人的步兵騎兵終于圍上來的時候，徐立清早就把大部隊化整為零，讓他們鉆進西南深山里藏起來了。
而他自己，領著醫院院長丁世芳、書記汪運先這么幾個人，繼續在風雪天里跟敵人繞圈子。
接下來的日子，是徐立清這輩子最難熬的時辰。
在往老林子里鉆的路上，隊伍徹底被打散了。
一塊出來的院長丁世芳找不見了，就連他剛結婚一年多的媳婦劉明清——那個四川籍的女紅軍，也走散了。
隊伍沒了，戰友丟了，老婆也沒了。
徐立清身邊就剩下幾個半路收攏的散兵。
這時候，擺在他眼前的第二個難題來了：往哪兒走？
徐立清原本打算是往北走，去寧夏，過了黃河回陜北。
這條道理論上能走通。
可半道上，有個放牧的老鄉一盆冷水潑了下來：“去寧夏得穿大沙漠，沒駱駝馬匹根本就是送死。”
也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他們聽到了個信兒：又有紅軍到河西這邊來了。
徐立清琢磨著，這八成是援西軍到了。
既然北邊是死胡同，西邊也沒活路，那就掉頭，往東走！
去找救兵。
這是一個在兩眼一抹黑的情況下，拿命做賭注的決定。
他們在雪山草地上硬挺了快一個月，白天睡覺晚上趕路。
斷了糧，力氣也耗干了，幾個人互相架著胳膊，發誓就是爬也要爬回陜北去。
到了4月上旬，他們渡過黑河，摸到了甘州（就是現在的張掖）西南的山頭上。
眼瞅著離活路越來越近，一個小小的疏忽卻把一切都毀了。
那天大清早，大伙累得實在不行了。
徐立清安排了一個人放哨，讓炊事員去半山腰的茅草棚找點水，剩下的人原地打個盹。
太累了。
徐立清剛一沾地就睡死了，連那個放哨的兵也抱著槍坐著睡著了。
去茅草棚找水的炊事員讓敵人給摁住了。
壞事就壞在口音上。
炊事員一口四川話，直接就把紅軍身份給賣了。
在敵人的刺刀底下，炊事員心理防線崩了，供出了徐立清他們藏身的地方，還領著敵人摸了上來。
徐立清他們還在做夢呢，就被一鍋端了。
這就是開頭那一幕的前情提要。
被抓以后，徐立清先在甘州蹲了三天大牢，又在涼州關了半個月，最后被押到了蘭州。
在蘭州的這一個月，他靠著“大頭兵”的身份，愣是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混了過來。
哪怕后來被喬國建那個叛徒指認了，他也靠著“醫務主任”這個假身份，不光保住了腦袋，還被轉到了軍官隊。
事情的轉機出在5月份。
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搞起來了，中共駐西安辦事處派人到蘭州來要人。
談來談去，國民黨那邊點頭了，同意把徐立清這批被俘的人送到西安去，然后再回延安。
乍一看，這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可徐立清心里的弦，一秒鐘都沒松過。
6月份，在押送的路上。
國民黨的大兵沿途搶老百姓的東西，回頭卻倒打一耙說是紅軍搶的。
這種栽贓陷害的下作手段讓徐立清看明白了，這趟去西安的路，怕是不太平。
他一路上在俘虜和老百姓中間做工作，揭穿敵人的鬼把戲，同時也瞪大了眼睛找逃跑的機會。
走到平涼地界，機會來了。
路邊有些做小買賣的。
徐立清眼尖，發現里頭有幾個人不對勁。
他假裝過去買東西湊近了點。
果不其然，那是紅軍援西軍派出來的眼線。
那個“小販”壓低嗓門給他指了條活路：往東北方向跑，到鎮原去找紅軍。
這要是換個普通人，估計還得猶豫：都要送回西安了，干嘛還要冒著殺頭的風險跑路？
萬一沒跑掉咋整？
但徐立清心里的賬算得清清楚楚：把命交到敵人的嘴皮子上，永遠是下策。
既然已經知道了紅軍的確切位置，把命攥在自己手里才是上策。
一天半夜，老天爺幫忙，下起了瓢潑大雨。
這是最好的掩護。
徐立清撬開關押室的后窗戶，跳出去，翻過墻頭。
在大雨里，他朝著東北方向撒丫子狂奔。
那是自由的方向。
第二天，徐立清在鎮原摸到了紅軍援西軍政治部的大門。
經過徐太先等人作證，他恢復了黨籍。
到了7月，徐立清當上了紅軍援西軍政治部的宣傳科科長。
說來也巧，他上任后干的主要活兒，就是負責審查那些歸隊的被俘人員。
沒人比他更適合干這個了。
他經歷過當誘餌的犧牲，經歷過分金子突圍的決斷，經歷過被叛徒出賣的驚險，也經歷過在敵人眼皮底下裝孫子的隱忍。
回頭再看這五個月，徐立清能活下來，絕對不是因為運氣好。
在倪家營子，他敢散伙分錢，這是懂得取舍；
在蘭州大營，他敢編瞎話騙人，這是懂得應變；
在平涼的雨夜，他敢跳窗戶跑路，這是懂得決斷。
老天爺沒給他發一手好牌，但他硬是把手里的每一張牌，都打到了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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