蚯蚓當藥吃、實習生救人、醫生被誤診，我在精神科的60年

今昔對比：中國精神衛生事業的巨大變化

有人說：“要想知道一個社會中的人們的福利情況，就看看這個社會中的精神障礙患者生活得如何。”這句話說得很有道理，因為精神障礙患者是一個社會中境況最差、最被忽視的人群，如果他們得到還不錯的待遇，就說明社會整體不會差。還有人說：“要想知道一個社會的醫療水平如何，就看看其精神病院發展得怎么樣。”這句話說得也有道理，因為精神科是醫學各專科中最被忽視、得到投資最少的，如果精神病院具備一定的條件，就說明這個社會的醫療水平算是夠格的。過去60年來，精神衛生事業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是我們國家快速發展的很好的例子。

之前，社會上普遍存在著對精神病患者的歧視，還泛化到精神病患者的家屬、工作單位、精神病醫院、精神科專業人員等。當時人家若問我們醫生、護士在哪里工作，我們就會閃閃躲躲地講在精神病院工作。人家聽后立刻就會投來異樣的眼光，包括不信任的、懷疑的、好奇的眼光，還帶有嘲笑的口吻，稱“你們也會有職工是精神反常的吧”。我院的對面是龍華醫院，因此我院有的員工干脆說自己在龍華醫院工作。上海市民常常以我院地址“600 號”來打趣或羞辱別人。然而，隨著社會對精神專科醫院的歧視明顯減少，“600 號”也在民眾的半戲謔半包容的心態中變成一個相對中性的名詞。

之前，社會和家庭對患者照顧不足，甚至有極個別家屬不把精神病患者當親人對待，而是把他們當作累贅、廢人，將他們逐出家門，讓他們流落街頭。之前在上海的馬路上常常會看到披頭散發、胡子纏結、衣衫襤褸、全身骯臟還發出惡臭的乞丐或流浪者，不時獨自發笑。后來，慢慢地把他們收住進精神病院，全身擦洗一清，理發剃胡，穿上醫院統一的清潔服裝，精神面貌大為改觀，和剛入院時相比煥然一新。

之前，精神病院處于封閉狀態，不與國內外的同道和專家交流，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精神病院設備、建筑太破舊，若給人家看實在擺不上臺面；該科缺乏技術含量，交流不出什么東西；患者會突然發病，很危險，萬一把外來參觀交流人員打傷就很難收場；有極個別患者有政治性言論，影響不好；是國家的陰暗面，不能開放讓人家來參觀，更不能給外國人看。如今，精神病院和其他綜合醫院一樣，都大大方方地展示了。甚至我院在院中開辦的一個展示精神障礙患者作品的“600 號畫廊”，成為一個受公眾喜愛和熱議的地方，衛健委領導和外賓也蒞臨參觀。

20世紀80年代時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正門

之前，精神科的工作很簡單，就是把吵吵鬧鬧的患者關起來，不讓他們在社會上惹是生非。如果他們有行兇或自傷自殺行為，就會把他們約束起來，人們將這種處置方式生動而簡單地稱為“關押捆綁”。如今，精神科有多種治療手段（比如，藥物治療、物理治療等），近年來還出現了深部腦刺激等精神外科手術，使得患者得到有效治療。即使有約束也是短暫的，病房中也安靜、平和多了。

之前，大家不愿意來精神科工作。醫生和護士人數很少，有些病房里有近百名患者，只由一名醫生統管著。原因包括：國家投入太少，只能把有限資金投到傳染病、寄生蟲病、內外婦兒等大科上去，精神科沒有充足的資金發展；精神病院的名聲難聽，在這里的工作人員會受到社會歧視；在這里工作經常會挨打，甚至會發生刺傷、刺死等事故；待遇差；工作條件差；業務學習內容少，無法鉆研深入；醫院都設在城市的邊緣、郊區等處，上下班極為不便；沒有專門的技術職稱，缺乏上升通道；工作單位、工作特色和工作內容等常會被社會遺忘；往往作為社會陰暗面的象征。如今，上述情況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精神病醫院已大變樣，不少醫學生愿意來做精神科工作。精神病院人手短缺的現象已一去不復返。

之前，很多地方的精神病院的住院環境很差。不少是臨時找幾所無人居住的破舊房子，打掃裝修一下，門窗上加上幾把鎖，就開始收住患者了。甚至還有利用破廟、倉庫、柴房等改建的，房屋建筑破破爛爛，沒有醫院的模樣。許多醫療設備也是缺乏的，甚至連心電圖儀也沒有。如今，許多精神病院煥然一新，門診和住院部都是亮亮堂堂的高樓，門診間和辦公室都很寬敞、明亮，還有漂亮的花園。包括磁共振和CT等高端設備都配備齊全，已經和綜合醫院沒什么區別了。

王祖承在衛生站診治患者

往事如茵：精神科的三則故事

在60年臨床中，除了見證中國精神衛生事業的發展，我也遇到很多人與事。可以說每位患者都是一本故事書，有時候，他們表現出來的一些荒謬和怪誕，讓人在大覺新奇的同時又感到若有所思；有時候，在社會上怪現象的襯托下，反而顯得這些患者更加有理和可愛。

故事一：地龍餛飩

1970年，當全國的精神科在大力提倡用民間土法治療精神疾病時，有人提議，民間流傳用地龍治療精神病，我們不妨試試看。所謂“地龍”，就是蚯蚓。只要去地里挖，捉幾條蚯蚓給患者吃就行了，方法簡單，既省錢又安全，當然可以。說干就干，全病房的醫生、護士、護工，十幾個人一起出發，去醫院的菜園子挖，半天下來，竟然挖出 100 多條蚯蚓。

大家看著這一大堆活蚯蚓在籃子里不停地蠕動著，黏糊糊、滑膩膩，如果直接吞下去，不嘔吐才怪呢！所以，總得設法“加工”一下吧！有人說可以放湯里燒了吃，有人說可以放點油炒了吃，還有人說可以煮熟后浸醬油、麻油吃……主意倒是不少，但都不切實際，哪一個患者肯吃？最后，還是護工老孫開動腦筋想出一個好主意：把它們和青菜一起剁成泥，加上佐料，做成餡，包在餛飩里，也不要對患者講明，讓他們稀里糊涂吃下去再說。大家一聽，都說主意妙，接著就是挑選患者了。

有一名姓丁的男患者，40 歲左右，胖胖的，平時待人和善，常主動幫忙照顧其他患者，大家對他的印象都很好。他目前唯一的癥狀，就是每隔三五天就會突然聽到有人叫他去敲東西的講話聲。他一聽到那個聲音就會毫不猶豫地摔杯子、飯碗、凳子，或是敲玻璃窗。我們對他想盡了各種辦法，還是無法緩解他的癥狀，因此只能讓他長期住在院內了。

現在既然有這么一個方法，就拿來給他吃吃看。我們給他暫停了服用的氯丙嗪，讓他每天中午吃一大碗餛飩，看看效果如何。

一開飯，他捧著一大碗熱氣騰騰的，夾著蔥花、飄著麻油香的，外表白白嫩嫩的大餛飩，當眾大吃大喝起來，常吃得滿頭大汗。吃得舒坦時，他會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還故意搖頭晃腦，惹得其他患者都直直地盯著他，垂涎欲滴、羨慕不已。工作人員在一旁看他得意的樣子，都暗暗發笑。

當天晚上，他不停地起床，說自己睡不好，要值班護士給他吃安眠藥。央求了多次，值班護士只好給了他藥，他吃過后才入睡。

第二天一早，見他眼神呆滯、精神恍惚，有時答非所問。看來地龍沒有起作用，于是決定晚上再給他加一碗餛飩。晚上，他又不肯睡，還不住地找人要談心，說是要“一幫一 、一對紅”，還說“要宣傳革命思想”。半夜里，他忽然爬起來，把整個病房的患者都叫醒，當眾大唱革命歌曲，弄得其他患者意見紛紛。無奈，值班護士又給他服用安眠藥，他才入睡。

第三天，他從早到晚嘴巴都沒有停止過，一會兒唱歌、一會兒罵人，還摔東西、砸凳子，甚至在女護士面前脫褲子。于是，醫生只好把他約束到小房間的床上。

接下來，大家討論要不要再給他吃地龍餛飩。有的說，恐怕他吃得還不夠，應該早上也加一餐；有的說，應該生吃地龍，現在又是切碎、又是燒煮，地龍里的“有效物質”早已被破壞了，怎么能治病呢？“有效物質”又是什么呢？大家又七嘴八舌地爭論起來，但爭論了半天也講不出什么來，說最好把地龍送到什么地方去分析一下。送到哪里呢？最后還是講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再說回老丁。到第四天時，他的病狀又倒退回剛住院時的樣子——雙眼發紅、情緒激動、又吵又鬧、行為紊亂，只能整天被約束在床上。可是，他又極不安分，不停地朝四周吐痰液、吐口水，墻上、地上、被子上、枕頭上，到處都是痰液，不小心就會沾到大家的手上，黏糊糊的。他只要看到有人進來，就會立刻朝那人臉上吐一口濃痰，大家見了他都怕，只能遠遠地站著和他講話。護工老孫索性手拿一只枕套，猛沖過去，往他頭上一套，方才止住他的“黏彈”。緊接著，大家七手八腳地給他換被單、換衣褲、揩痰跡，又忙乎了一陣子。老孫說，看來他不能再吃地龍餛飩了，因為現在他已經成“地龍精”了，只會吐黏痰，要是再繼續吃，他就真成一條地龍了。大家聽后都笑起來了，于是一致提議不再讓他吃地龍餛飩，重新再用氯丙嗪，打針、吃藥，雙管齊下。

第五天一早，老丁又恢復了前幾天的原狀，可以在病房里自由活動、待人和藹可親。雖然他后來還是會每隔幾天發病一次，但總比他吵鬧不休、約束在床、發射“黏彈”要好上不知多少倍了。

病房內景

故事二：實習醫生小朱

1981年的一個上午，我們在男病房中進行例行的示范教學，內容是示教精神科特殊治療。工作人員有醫生、護士、護工，聽者則是二醫的實習醫生。這些實習醫生是 1976 年后第一批正式招收的本科生，現在已到了五年級，明年就要畢業了。也就是說，他們是1976 年后第一批畢業的醫科大學生。

由于精神科特殊治療是精神科疾病中最常用的治療方法之一，因此要確保實習醫生對其有所了解。它還有一個輔助教學功能，就是可以補充在神經科實習時見不到的一種疾病表現，讓大家親眼觀察到這個疾病發作的全過程，因此要介紹得詳細。于是，我們在治療前就進行了一次臨床小講課，講解內容包括適應證、禁忌證、操作方法、注意要點等，以及歷史、現狀、展望、機理等，應有盡有。講解時，我們講得有聲有色、有深有淺、條理分明、層次清晰。只要仔細聽，或許就可以成為半個精神科特殊治療的內行了。講課完畢，接著就要開始操作了。

這次治療共有四名患者，工作人員也是四名（一名醫生、一名護士、兩名護工）。在治療臺的周圍，五名實習醫生站著觀看。前三名患者的操作治療過程十分順利、進行得很自然，就像流水生產線一樣，做好一個再做一個，一個個輪流下去。最后，輪到第四名患者了。該患者 40 歲，身強力壯。他很配合，主動躺到治療臺上，治療開始。

按規則，在治療開始后，他就會進入正常的短暫呼吸暫停期，接著就是自主呼吸，這樣治療就算完成了。不料，這次等了一小會兒，他的自主呼吸動作竟然見不到、不出來。只見他躺在治療臺上，一動也不動，臉色竟變得青紫起來。一下子，大家都“騰”地緊張起來，見情況不妙，趕快搶救，人命關天，絕不能拖延。此時的搶救真可謂分秒必爭，生死在此一搏。照理說，這種治療方法是很安全的，國內外都是作為常規進行的，而且基本上都能順利完成，發生意外的情況微乎其微，今天卻碰上了。于是，大家分工搶救，有做人工呼吸的、有接氧氣的、有聽心臟的、有拿張口器的、有去取強心針的，忙得四名工作人員撞來撞去，叫過來、喊過去，手忙腳亂。那五名實習醫生則驚得呆站在那里，礙手礙腳，不知如何是好。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名男實習醫生“嗖”地跳上治療臺，橫跨在患者身上，迅速抓起他的兩只手臂，上下伸展地進行人工呼吸。一下、兩下、三下、四下， 幅度大、節律齊，十分認真。他這一幫忙，工作人員騰出手來，心里有了一種踏實感，搶救動作協調起來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患者突然“呼”地吐出一大口氣來，臉色馬上轉為紅潤。緊接著，他的自主呼吸恢復了，大家立刻歡呼起來。生死一瞬間，把他從險境上扳回來，大家都高興不已，好像一下子卸了千斤重擔似的。接著，大家都紛紛表揚、感謝這名參加搶救的實習醫生，對他贊不絕口，是他在關鍵時刻幫了大忙，可以說是立了大功！

接下來，病房里的工作人員乘隙召開了一次討論會。會上，大家都紛紛表揚這位實習醫生，在關鍵時刻主動迅速參與搶救，幫了大忙，真是好樣的。席間，順便詳細地問了他的情況，知道他姓朱，于是大家都叫他“小朱”，而且他在學校里也是一名優秀學生。這么好的學生、這么好的表現，應該向學校反映，給予表揚。有的還說，最好在畢業后分配到我們這里來工作吧。他回答說，他也很喜愛精神科。大家一聽，更起勁了，相約明年在分配時不要忘記叫他來。

不久，小朱就輪轉到其他科室去實習了。大家便寫了一封表揚信寄到了學校。

第二年，二醫的應屆畢業生要畢業了，病房里的工作人員倒還記得這件事，不時提起來，還說希望他來我院工作。于是，他們特地向醫院領導提出，并請二醫的精神病學教研室人員去聯系，不論是分配到教研室（留校）還是醫院，只要是精神科，都是歡迎的。

那時的畢業分配，當然是學校方面說了算的，個人是需要服從組織分配的。結果，我院的工作人員到二醫的供需單位見面會上一打聽，方知小朱早已被瑞金醫院的婦產科搶去了，真是“先下手為強、后下手遭殃”。怎么辦？去幾個部門商量一下吧，看看還有沒有挽回的可能。于是，我院的工作人員就在教務處、學生處、人事處、瑞金醫院婦產科等幾個席位上忙來忙去，講理由、講要求，試試是否有希望能像去年把患者扳回來那樣。可是，真的能扳得過來嗎？談了半天，一點希望都沒有。瑞金醫院那邊一口回絕，說是“這么好的實習醫生，我們要定了”。我們這邊的人急了，干脆說：“小朱是男同志，去你們婦產科總是不相配的。況且他又沒有月經、不會懷孕、生小孩，要他干什么？不如換個女的吧。”不料，婦產科的醫生聽后笑了起來，馬上反駁說：“你們干精神科的，是不是個個都要得了精神病才可以做？是不是沒得精神病就沒有體會、不能做好醫生？”一頓搶白，倒把我們的人說得只會“嘿嘿”干笑。于是，談判失敗，無功而退。

后來，我慢慢打聽，得知小朱表現出色，已是很有名氣的教授了。他每天正忙著迎接嗲溜溜、嬌滴滴、探頭探腦但又不想鉆出來的“懶得生” ［英文 ladies（女士）的諧音］和欲進又退、猶豫不決而又故作矜持的“出得慢”［英文 gentleman（先生）的諧音］到世界上來，其樂融融。有時見到我們，還提出要和我們合作，搞些科研設想，情意深深。

小朱真名叫朱鐘治，在網絡上一查，不得了，他非常有名，給他的評語也非常好。如今他擔任瑞金醫院特需中心的婦產科醫療主任、教授，已是 70 多歲的老人了。

20世紀80年代，醫院的半全景

故事三：給精神科主治醫師做心理治療

1999 年 10 月，我正在上海瑞金醫院看病。有一天，骨科主任來找我，說務必要請我去會診一名患者。為什么？因為這名患者是精神科醫師，而且還是主治醫師，他患有腰椎間盤突出癥，做過手術。手術過程良好，拆線也好，回家后過了一段時間卻不妙了：凡是在坐著或站著時，背部都會先強直起來，繼則雙肩搖晃，然后全身抖動不已。奇怪的是，一躺下去就好了，抽動完全消失。因為之前沒聽說過這種情況，所以曾請過不少骨科專家會診，討論來討論去，大家都說不出什么名堂。

患者自己也在東想西想，會不會是手術中留下了一塊紗布之類的異物，刺激了脊髓神經呢？他曾堅持要求再做一次手術探查，但手術醫師則一口回絕，稱即使有異物，也只能壓迫局部，怎么會導致全身抽動呢？患者又拍了幾次片，該做的都做了，仍沒有發現任何異物。鑒于他這樣無端猜疑，看來是有心理障礙了，醫院便又請過心理科醫師會診，給他用過百憂解、賽洛特、舍曲林、黛力新、阿普唑侖等藥，但服下后毫無好轉。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請一位精神科專家給他做做精神治療。還說，已定在某日舉行全市大會診，屆時請當場給他做精神治療。

經那骨科主任一說，我才清楚原委了。要給我們的同行精神科醫師做精神治療，而且是一位主治醫師，真是頭一遭。而精神科主治醫師要接受人家的精神治療，那精神問題真是大大的了。

好吧，既然要做精神治療，我就需要先與他談談。有一天下午，我去了他的病室，見他正躺在床上。他年約 45 歲，我不熟悉他，但他熟悉我，他自我介紹說是上海某區精神衛生機構的醫師，曾聽我講過課，還參加過有關的學術活動。他見到我很高興，雙方很自然地交談起來。

交談之余，我發現他除了這個病之外，沒有其他不順心的事。既沒有思想問題，也沒有心理障礙，更沒有什么幻覺妄想，他言談適切，分析在理，還當場演示他的病狀：先坐起來，接著腰部強直，繼則肩部晃動，最后就是上身乃至全身抖動不已，停不下來，一躺下去就有好轉。雖然我說不上是什么病，但我覺得，總不是什么癔癥或抽動癥之類的疾病吧。要想對他做精神治療，竟然無從著手了。他自己也說，因為他這種情況算不上是病，所以沒有病假，只好去上班。看來，病房的醫師工作是不能做了，就去做門診醫生吧。但一坐下來，全身就抖個不停，驚得周圍來診的患者目瞪口呆，感覺他比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問題還嚴重。無奈，他只好躺下來診病，與患者交談、開處方。也就是說，患者坐著，醫生躺著，醫患關系完全顛倒。不知情的人看了都覺得好笑、不可思議，認為這個醫生不正常。有些患者干脆稱他為“抖抖醫生”。

大會診這天，全市骨科、神經內外科的專家都來了，他單位也來了人，擠滿一屋子。他是躺在輪車上被推進來的，繼而當場“表演”一通。接著，在場的會診專家詢問了他的病史、常規體檢等情況，讓他退出會場。于是，會診現場展開了激烈的討論。骨科和神經外科醫師都說，從來沒有看到過這種情況，這種情況屬于癔癥，要做“思想工作”。他們的發言有條有理、有根有據。乍聽之下，他們才是經驗豐富的精神科醫師，但仔細一聽，外行話很多。我聯合神經內科醫師也不甘示弱，爭辯說他不是癔癥，也不是做“思想工作”的對象，最好重新手術，能否試試切斷神經根（據他們說有這種手術，但從未做過），發言也很有條有理、充滿自信。乍聽之下，我們才是經驗豐富的骨科專家了，但瞎指揮的話也說了不少。

爭論了半天，大家都意識到錯位了，于是退回，重新分析。退一步說，如果他患的是癔癥，那么早上發晚上發、有人時發無人時發，不管在什么場合下都能發，真是發得成精了，目的是什么？簡直不可思議。最后，骨科醫師讓步，愿意做一次從未有過的大膽探索，進行神經根切斷手術。就這樣，一場爭論才告結束。對患者的精神治療沒有做成，卻做成了對幾位外科醫師的“思想工作”。

不久，骨科醫師給這名患者做了手術，過程很順利。半年后，他單位領導見到我時說，他已上班，人能站立，但走路時還一瘸一拐的。最近，在幾次學術活動中遇到了他，我們都很高興，他站得筆直、走路自如，工作生活都很好。每次見到他，我都會想起那場爭論，可笑的是作為精神科主治醫師，他竟然也會在好長一段時間里被誤診為患了精神疾病，還要接受精神治療，而且已經是最后唯一的一種治療手段，真是有“冤”無處伸、有氣無處出了。

好了，這幾則小故事就講到這里了。

目前精神醫學蓬勃發展、今非昔比，而我則慢慢走到了職業生涯的晚期，盡管心中滿懷感慨，但更多的是欣喜。當年我剛進入醫院時，還是一個一腔熱血且略帶青澀的青年，再回首，也算是陪伴中國現代精神醫學事業度過一個甲子的光陰了。現在把這些真實的故事串起來，在我的心中，這些回憶就當是我對醫院的一封長達60年的情書吧。

《宛平南路600號：我做精神科醫生的60年》

作者：王祖承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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