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賊王張子強死刑前，態度囂張，揚言：大陸不敢拿我怎么樣

1998年5月3日凌晨，廣州白云機場南側的武警車隊緩緩啟動，坐在押解車中央位置的人渾身戴著鐐銬，卻依舊抬著下巴。他就是在香港呼風喚雨二十多年的張子強。押解途中，他用廣普夾雜的腔調丟下一句，“回到大陸又怎樣？他們不敢槍斃我。”這句話在昏暗車廂里顯得刺耳，押解人員沒有回應，只拉緊了保險栓。

翻查檔案，張子強1955年6月誕生在廣西梧州，四歲隨父母遷港。油麻地的狹窄巷弄培養了他的嗅覺——誰怕事、誰惹得起、誰能被敲上一筆，他看得準。父親經營涼茶鋪，靠與街坊套近乎養家。可少年張子強只覺得那是小打小鬧，他要的是一夜暴富。12歲起，偷車、持刀搶劫成為家常便飯，警署紀錄一行行疊出，可每次又因證據不足或年齡問題被放走。這種反復釋放讓他誤以為法律永遠抓不住他。

1971年前后，他已在區內小幫派混出名號。16歲的年紀，卻帶著十幾號人收“保護費”。其時香港經濟迅速起飛，大量現金在中環、銅鑼灣流動，運鈔車、珠寶行成了他鎖定的獵物。1984年，他伙同同鄉搶劫金行，一次得手七百多萬元港幣，轟動報端。警方在那次行動中首次公開稱其“悍匪”，但依舊沒抓住關鍵證據，他趁機潛到泰國躲了半年。

回港之后，張子強明顯升級了手段。1991年4月，香港啟德機場跑道末端發生一起轟動世界的押款車劫案——七分鐘內被搶走一億六千七百萬港元，作案者不僅攜帶自動步槍，還精準切斷監控。后來警方對比彈道、線人證詞，幾乎確信幕后是張子強，但奈何沒有確鑿實物。也正是這一次，他完成了從“街頭匪”到“賊王”的躍升。

錢來得太快，野心隨之暴漲。1996年3月，他瞄準了李嘉誠長子李澤鉅。策劃過程近三個月，綁架過程僅十分鐘，被押往新界一幢荒樓。李家在接到電話48小時內轉賬十億港元，張子強隨后言之鑿鑿：留條活路，生意還可以再做。次年初，他又把主意打到郭炳湘身上，三億贖金到手。接連兩票成功，富豪圈人心惶惶，特區政府高層壓力倍增。

然而，他并不打算收手。1997年7月回歸在即，他揚言要給澳門“賭王”何鴻燊上課。何家安保極強，綁架計劃屢屢受阻。失手之余，他轉而籌劃更大規模炸彈勒索：從廣東黑市購入炸藥，并嘗試走私回港。正是在這一鏈條上，他露出破綻。1998年1月，深圳警方截獲一批炸藥，順藤摸瓜，在惠州將正進行地下槍械交易的張子強抓獲。當場查獲的，還有跨境綁架策劃草圖。

移交廣州中級人民法院前夕，他陷入短暫沉默。法庭上，他卻再次囂張，“我又沒傷香港人命，頂多非法買槍，大陸不敢判死的。”旁聽席有人倒吸一口涼氣。可案卷列得清清楚楚：走私軍火、爆炸物、非法持槍、綁架勒索，且數額巨大、情節特別嚴重。依照1997年修訂的刑法，足以判處極刑。

7月28日宣判，死緩、無期的幻想同時破滅。聽到“立即執行”四字，他先是錯愕，隨即撂下一句狠話：“不可能！”但判決書落章的一刻，懸念已了。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核后，死刑核準。12月5日清晨，廣州市郊特定場所，行刑車駛入。槍聲響起，張子強的傳奇戛然而止。

梳理這位“賊王”的路徑，可以看到三個關鍵節點：少年時期司法寬松，助長了其無法無天；九十年代港府與內地執法壁壘，為其跨境作案提供縫隙；香港富豪家族不愿意興訴，只求“花錢消災”，客觀上亦助推了其綁架產業鏈的膨脹。值得一提的是，粵港警方從信息互通到聯合抓捕，僅用了不到兩年，這在當時的法務協作史上寫下新章。跨境重案的偵破模式，也由此進入常態化。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張子強在庭審時始終帶著一種“老子玩遍香港”的優越感，“香港法律奈何不了我，大陸又缺證據”——這種盲目自信源于他過往屢次脫身的經歷。然而1997年后，法律銜接體系逐步完善，他最后的退路亦被堵死。試想一下，如果他依舊存活，極有可能沿用“綁架＋恐怖威脅”模式，向更多資本密集區下手，社會風險難以估量。

張子強事件在當年給港澳巨賈及大眾心理帶來的陰影，遠非數字可計。行刑結束后，當年香港多家報紙以整版篇幅報道，標題的關鍵詞只有一個——“終結”。而對于曾被他威脅、被他劫持、被他炸藥恐嚇的受害者而言，這終結來的并不早。香港警隊的一名督察在記錄中寫道：“法律從不會缺席，但有時候需要追趕。”這句話，映照了張子強從囂張到覆滅的完整弧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