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茅盾先生誕辰130周年：茅盾的最后饋贈

2025年3月27日，值北京茅盾故居對外開放40周年之際，我隨畢飛宇、李洱、徐則臣、喬葉四位曾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家，一起來到位于后圓恩寺胡同13號的茅盾故居。久居北京的三位作家對這里或許并不陌生，唯獨來自南京的畢飛宇是第一次瞻拜茅公晚年最后的居所。走走停停，在仔細看過后院茅盾臥室里的陳設后，畢飛宇嚴肅地與我低語：“在七八十年代，這是我無法想象的作家的生活”，言語間，流露出對茅盾為中國文學文化所建立功績的慨嘆。1981年3月14日，深知自己長病不起的茅盾鄭重地提出了兩個遺愿，一是希望為他恢復黨籍，二是將稿費25萬元人民幣捐出，為中國長篇小說創作設立茅盾文學獎，而今這一獎項，已然成為當代作家心目中分量最重的文學殊榮。茅盾何以留下這一對中國文學影響深遠的遺愿？

正是在后圓恩寺胡同的居所里，茅盾回顧了自己一生走過的不平凡的道路，串聯起編輯生涯、文學評論、投身革命、小說創作的人生軌跡，在家人的協助下撰就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暮年的茅盾此時一邊回溯個人與新文學共生共長的軌跡，回望20世紀風云激蕩的時代變局，一邊見證并推動新時期中國文學重煥生機，《我走過的道路》的寫作，勾勒出他書寫歷史與參與當下相互交織的獨特文本世界，正如茅盾在這本回憶錄里對他文學生涯的回望和記錄一樣，其一生所有的文學活動，始終與革命征程、政治實踐深度交融、密不可分。而茅盾對長篇小說的重視以及茅盾文學獎設立的精神源頭，乃至茅盾對中國文學未來的期許，或許都能在這部回憶錄中找到答案。

進入新時期，由評委和群眾共同參與的文藝評獎，成為重要的文藝組織形式。1978年，中國作協舉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茅盾作為中國作協主席在該獎評委會中，并在評選發獎大會上發表講話。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所藏的《一九七八年全國短篇小說評選發獎大會上的講話》手稿上看到，茅盾在講話中繼續舉起魯迅和郭沫若的旗幟，表示魯、郭取得高成就的關鍵在于博覽群書、學貫中西，且具備科學知識基礎，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背景下，文學創作要反映四個現代化，創作者必須掌握科學知識，以科學素養支撐文學創作，其間，茅盾還特意點出“像葉永烈同志就取得了很好的成績”（這句話在發表時刪去）。此時葉永烈已出版《小靈通漫游未來》等少兒科普作品，他的小說復蘇科學人文思維，成為20世紀70年代末科普啟蒙的典范之作，迅速引發社會對未來科技的廣泛討論。憑借對文學潮流的精準洞察，茅盾敏銳捕捉到新的文學方向，并對具備潛力的作家給予及時的肯定。正如茅盾與姚雪垠建立在長篇小說創作基礎上的文學情誼，1974年至1980年間，兩人在88封通信里展開了關于《李自成》的深入討論，從小說的內容結構、藝術手法到出版策略等問題，茅盾都給予了姚雪垠具體的建議和指導，而《李自成》成為新時期最明確繼承“茅盾傳統”的長篇小說，在篇幅規模、描寫社會生活廣度、多線索敘事等藝術手法上，與《子夜》遙相呼應，更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剖析史實與人物，秉持客觀冷靜的敘事態度，將茅盾所開創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向前推進，而這部凝結了兩位作家文學心血的作品最終獲得首屆茅盾文學獎。

茅盾逝世前致中國作協的信，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就在全國短篇小說評選發獎后不久，1979年，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團中央、中國作協等七個單位聯合發起舉辦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茅盾也在評委會成員之中。這次評獎中，徐光耀的《小兵張嘎》、洪汛濤的《神筆馬良》、歌曲《讓我們蕩起雙槳》等幾代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兒童文藝作品均榜上有名。1980年5月30日，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授獎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這一獎項，也成為1986年中國作協設立并主辦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的先聲。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有關設立一個長篇小說的獎項的想法，在茅盾心中逐漸順勢而生。而1980年，當回憶他最重要的作品《子夜》的創作歷程時，茅盾以1939年在《新疆日報》社發表的講演稿《〈子夜〉是怎樣寫成的》為底本，增補潤色而成《〈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然而，由1939年到1980年，茅盾始終堅持《子夜》是運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通過對社會現象的細致觀察和科學分析來構建小說，也就是說他所說的“大規模描寫中國社會”的創作理念。中國現代文學館所藏《子夜》大綱、記事珠等手稿，展示了他運用政治經濟學方法揭示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的隱形結構與運作機理的過程，以及通過長篇小說的人物設定、情節結構服務于對社會整體的反映，而茅盾這些對長篇小說的認識和創作方法，被馮雪峰、汪暉等概括為“茅盾傳統”。

盡管茅盾并沒有規定茅盾文學獎需要依據某種“傳統”，然而，這一“傳統”依然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坐標，眾多論者從對茅盾文學獎的觀察、期許和批評視野中，對中國長篇小說各持己見地展開論述，并在所有論述中，不斷回到茅盾這里，解讀他所開創的“傳統”，重溫他設立獎項時的初衷。評論家李敬澤就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談到“茅盾先生代表著五四新文學的傳統，評一個武俠小說或者張恨水式的小說恐怕就是矛盾”，而談及麥家《暗算》獲獎的意義，李敬澤依然以“茅盾傳統”為出發點，表示“過去小說的審美品質都集中于現實主義或者寫實主義，而麥家的小說則代表了一種獨特的文學風貌，這也會促進未來文壇的創作面貌向更加多元的方向發展”。學者孫郁曾言，如果把對茅盾本人的理解，以及對茅盾文學獎的定位，始終局限在寫實主義的框架內，這種認知不僅遮蔽了茅盾創作傳統中極具先鋒性的一面，更將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固化為僵化的模式。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看到嚴家炎《2005年4月9日第6屆茅盾文學獎終評會記錄》手稿，以嚴謹著稱的嚴家炎記錄了包括自己在內的各位終評委的發言：“嚴家炎：……《檀香刑》在文學想象力、藝術才能方面說是最突出的一部。它著力揭露鞭打凌遲這種酷刑，包括用了調侃筆法，有沒有欣賞？有，那是莫言有點陶醉在自己的藝術想象里，不是欣賞殘酷。語言很能抓住人，但表現錢丁的語言——文言的運用方面有點相形見絀?！稏|藏記》可以“典雅”二字概括，文化品位蘊含量很高?！稛o字》真是用兩代女性的命運和體驗為代價寫成的書，深刻，貼切，厚實，有分量，顯示著難得的才華，是應該評上的?！笨梢哉f，這類討論，從歷屆評委會，到作家、評論家，再到媒體和廣大讀者，四十余年來從未停止，而且每個人心目中都有獨屬于自己的答案。

于是，茅盾文學獎逐漸成為茅盾留給中國文學的雙重饋贈，它既是一筆由中國作家在20世紀革命歷程中創造的厚重文學遺產，更是一道跨越時空、面向未來、召喚所有熱愛文學的人共同回答的開放性提問。這道提問，讓茅獎早已超越了單純的獎項范疇，成為推動中國長篇小說不斷突破邊界、走向更深廣未來的動力。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學術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