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君匋與他的《戰(zhàn)地組印》| 王琪森

錢君匋在刻印

“藝兼眾美”的錢君匋先生曾親歷了抗戰(zhàn)風云激蕩的歲月，積極投身于當年的抗日救亡運動，為我們留下了散文集《戰(zhàn)地行腳》與篆刻集《戰(zhàn)地組印》的雙重敘事、印文合璧與筆刀鐫錄，呈現(xiàn)了可貴的國家記憶、歷史圖像與民族精神，極具文獻作用與時代價值。

《戰(zhàn)地行腳》于1939年由烽火出版社出版，桂林文化生活社總代售，1983年被列為“上海抗戰(zhàn)時期文學叢書”再版，《戰(zhàn)地組印》附錄于后（后亦收于《錢君匋論藝》，西泠印社出版社1990年），從而形成了獨具匠心的以印載史與精練簡括的邊款文學。在1985年8月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40周年時，我專門去重慶南路166弄4號“抱華精舍”訪問了錢先生。我當時問他怎么會想起鐫刻《戰(zhàn)地組印》的，錢先生動情地講：“俗話說金石千秋，印上乾坤。錄在紙上的文字不易保存，刻在石上的文字可以傳之千年。在那個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我作為一個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有責任將這段記憶鐫刻于石，銘錄于章。誠如大先生（魯迅）所言：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從中可見錢先生的家國情懷、社會責任與創(chuàng)作追求。

錢先生作為文人中的印人，從抗戰(zhàn)軍興時起，他就相當敏感地準備以章紀事，充分發(fā)揮自己的藝術(shù)擅長，擬篆刻一套《戰(zhàn)地組印》，以記錄在烽火歲月中的艱難險阻和不屈抗爭。

整部《戰(zhàn)地組印》，除了篆刻藝術(shù)上刀筆精嚴，遒勁俊逸而樸茂奇崛外，在印的邊款上或文或詩，文字簡練生動，文采斐然，構(gòu)成了一部相當獨特的抗戰(zhàn)史述與救亡紀事，可以循著印跡追尋錢先生當年的一路行腳。

《戰(zhàn)地組印》中有“廿年塵夢”印，先生云：“自余民十年（1921）來滬，至民廿六（1937），已近二十年矣。初以負笈為業(yè)，后任書店編輯，再兼大學教授，并研習書畫金石。歲月流轉(zhuǎn)，雖得浮名，卻不料八一三抗戰(zhàn)爆發(fā)，美夢破碎，日敵毀我安寧！”此印簡要地回顧了他在上海負笈求學、工作的經(jīng)歷及從藝生涯，痛恨這近二十年的安寧生活被日寇的炮火所破碎，為此他發(fā)出了抗爭的怒吼。

錢先生的回憶跨越了漫長歲月的溝壑和曲折時光的長廊，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人們的生活、工作、安全乃至生命受到了嚴重威脅，他只得偕妻帶子及親戚從上海回浙江老家桐鄉(xiāng)屠甸。不久，日寇從金山衛(wèi)登陸，錢先生一家又匆忙逃難，經(jīng)湖州、安吉轉(zhuǎn)入安徽廣德、績溪。到績溪后，他還專門去八都上莊拜訪胡適老屋，老傭人告訴他，胡適一家早就去廣州了。然后是從屯溪到祁門，錢先生有“中宵月黑宿祁門”印，他回憶說：“在黃山十二村的車程過后，我于深夜月黑之際抵達了祁門，在這幽暗的時刻，林間的豺虎不時發(fā)出驚嘯，路途的艱險與風寒的侵襲更讓我心驚膽寒。此詩記錄了我西撤流亡至皖南時的那段擔驚受怕的歲月。”詩云：“車過黃山十二村，中宵月黑宿祁門。林荒豺虎頻驚嘯，路險風寒斷客魂。”

離開績溪經(jīng)歙縣入江西，面前是碧波浩渺的鄱陽湖，為躲避日寇的炮火，錢先生等人連續(xù)三晚宿于船上，有印“三宿鄱陽湖上”，先生回憶：“遙望鄱陽湖，萬頃碧波蕩漾，亭亭玉立的壁嶼宛如青螺般點綴其間，千帆競發(fā)，迎著朝日翱翔天際，我亦乘一葉扁舟，躲避著日寇的侵襲。”第四天清晨，冒著冷凜的寒雨，拖著疲憊的身子，他們終于進入了南昌城。數(shù)日后繼續(xù)西行，錢先生刻有“一途寒雨入瀟湘”印，其長跋對此行程做了細致描述：“居南昌三日，驚魂未定。欲入湘，苦無舟車，后以六百金得一轎車，于三時渡江過牛行西馳。約行十余里，跛一前輪，時斜日已晡，暮色四合，腹空不能得食。五時修復，再西行。岡巒洶涌，若大海之波濤，道途崎嶇，車顛簸幾覆……”并以詩為證：“險艱歷盡過南昌，浩劫魂驚鬢乍霜。顛沛西行馳夜月，一途寒雨入瀟湘。”

1938年1月，錢先生抵達“荊豫唇齒、黔粵咽喉”的中南重鎮(zhèn)長沙。這也是錢先生流亡途中的重要轉(zhuǎn)折，他此后不再作單純的逃難，而是正式加入了抗戰(zhàn)文藝的隊列。當時長沙的抗日救亡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錢先生在此遇到了從香港來長沙的茅盾，還見到了作家樓適夷、田漢、張?zhí)煲怼⒘文车热恕Ｋe極加入全國文藝界抗敵后援會，擔任了由長沙文抗會主辦的《大眾日報》的編輯，并參與組織聲勢浩大的長沙抗日群眾大會，邀請郭沫若、茅盾前來演講。“流寓長沙”印的邊款述曰：“既抵長沙居‘居之旅館’，風塵勞頓，狼狽極矣！半月，遷教育會西街潘宅，與天翼兄同處一室。欲去渝，苦無舟車，遂滯行。時茅盾、沫若、壽昌、伏園、春苔、孟克、牧良諸兄先后蒞止，客中雖緬懷故里為苦，然得此故知，頗不寂寞矣！”

錢先生在長沙住了將近三個月，每日忙于辦報及抗日救亡活動，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每天都要忙得七葷八素”。這時長沙到上海的火車又開通了，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投身抗戰(zhàn)文藝，錢先生將他妻子的妹妹及另外四位親友送上了回上海的火車，他和妻子則在長沙繼續(xù)辦報宣傳。當他知悉郭沫若在“戰(zhàn)時首都”武漢出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時，就從長沙乘火車到武漢拜訪郭沫若，想進第三廳工作，郭很熱情地接待了他，但卻婉轉(zhuǎn)地告訴他“名額已滿”。他在“漢口半月”印的邊款云：“長沙多雨，匆匆三月，放晴不及十日，某日雨中，與胡平女士同車赴漢，居半月，為右任先生治數(shù)印。遇滬上書賈甚眾……”

登上高高的黃鶴樓，武漢三鎮(zhèn)的無限風光盡收眼底，錢先生感到心事浩茫。真應了崔顥在《黃鶴樓》詩中所云：“日暮鄉(xiāng)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就在這時，他接到了巴金從上海發(fā)來的電報，說文化生活出版社廣州分社缺少編輯，希望他立刻到廣州加盟。面對老朋友的召喚，錢先生立即與妻子冒雪前往。“雪行三省到黃花”印邊款記曰：“廿七年三月九日漢口大雪沒脛，余與采臣兄乘粵漢車赴廣州，經(jīng)湖北湖南廣東各站盡為雪封，瓊瑤萬里，玉屑黏天，列車疾馳其間，似鐵龍之逶迤而行也，流亡至是漸脫大苦。”

錢先生到達廣州三天后，巴金等人也從上海來到南國花城。錢先生和茅盾、巴金、靳以一起編輯出版了抗戰(zhàn)文藝雜志《烽火》及《文叢》，茅盾在《烽火》創(chuàng)刊號上激情澎湃地寫道：“大時代已經(jīng)到了，民族解放的神圣戰(zhàn)爭要求每一個不愿做亡國奴的人貢獻他的力量。”“中華民族開始怒吼了！中華民族的每一個兒女趕快從容不迫地站在各自的崗位吧！”《烽火》一經(jīng)在廣州推出，頓成燎原之勢，社會反響熱烈，成為嶺南抗戰(zhàn)文藝的一面旗幟。巴金為此感嘆道：“那不是文字，而是正義的呼聲和血的實錄。”但日寇的炮火隨即侵犯到了廣州，錢先生只得和巴金、靳以等人乘火車避難于香港九龍。當時茅盾正在香港主編《文藝陣地》。茅公作為錢的同鄉(xiāng)前輩，對他多有提攜，錢還為茅公的小說《蝕》《虹》及主編的《小說月報》等設計裝幀，而今在這動蕩的烽火歲月再度重逢，自然是倍覺親切。茅公邀他為《文藝陣地》設計了簡潔莊重而富有戰(zhàn)斗精神的封面。錢先生《戰(zhàn)地組印》的代表作“廣州三月作書賈”巨印有邊款記之：“廿七年三月十一抵廣州，所經(jīng)冰雪載道，奇寒切膚。至此則花葉彌望，嬌暖侵衣，卜居鹽運西，與巴金、茅盾諸兄，設書肆、出雜志，滬上故人，敘首者甚眾。五月十六，寓外落一巨彈，未發(fā)，得免于死。是夕即與巴金、靳以諸兄，乘車離廣州而赴九龍。計為書賈之日，適得三月。”此方印章不僅是錢先生在現(xiàn)場的真實記錄，而且是往事并不如煙的歷史留痕，展示了抗戰(zhàn)文化藝術(shù)圈的集體記憶、群體雕像、全體意志和整體風骨。惟其如此，錢先生篆刻的巨印、長跋與組印，在中國篆刻史上才具有紀念碑式的意義。學者、書畫家葉恭綽評謂：“體裁之倡造，藝事之精能，皆昔所未嘗有。”

1938年6月，錢君匋與妻子在香港乘法國郵輪“阿杜斯號”回到上海，結(jié)束了他漫長而艱辛的流亡生涯，而《戰(zhàn)地組印》則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史上閃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