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因“年收入幾十萬不夠花”引發的輿論風暴,讓“國民媳婦”閆學晶在短短幾周內經歷了職業生涯的劇變——品牌解約、代言終止、社交賬號受限。然而,這場風暴的余波遠未止步于她一人,而是像失控的洪流般席卷了多名無辜者,揭開了自媒體時代輿論場的殘酷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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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暴眼中的無辜者
孫濤,一位實力派演員,成為這場風暴的第一個“附帶傷害”。就在閆學晶事件發酵之際,多個自媒體賬號言之鑿鑿地聲稱,孫濤在直播中“力挺閆學晶”,甚至繪聲繪色地描述他“拍案而起”的細節。這些編造的情節迅速傳播,引發了針對孫濤及其家人的大規模網絡暴力。事實上,當天的直播中孫濤從未提及閆學晶,所謂的“支持”全系惡意剪輯與憑空捏造。這場無妄之災迫使孫濤不得不發布長達23分鐘的澄清視頻,并啟動法律程序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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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杭州歌劇舞劇院的舞蹈演員徐夢迪。僅僅因為與閆學晶兒媳同名,她就被卷入了“吃空餉”的謠言漩渦。不明真相的網友涌入她的社交賬號,發出各種質疑與指責。杭州歌劇舞劇院不得不緊急發布澄清公告,明確表示兩人為同名不同人,徐夢迪只是一名普通的舞蹈演員,與閆學晶家庭毫無關聯。
這些無辜者的遭遇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在流量饑渴的自媒體時代,事實與清白變得異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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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機器如何運轉?
這場輿論狂歡的根源,遠比表面現象更為復雜深刻。當下輿論信息傳播日趨窄化,精心構建的商業變現模式“截流”了社會成員的時間與注意力。在這種環境下,簡單、偏激、情緒化的內容更容易獲得傳播,而復雜、理性、平衡的觀點則往往被淹沒。
公眾情緒的蓄積為這場狂歡提供了燃料。閆學晶的“哭窮炫富”言論之所以引發如此強烈的反應,是因為它精準觸碰了多重社會敏感神經——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對社會公平的普遍焦慮、明星特權的爭議。當這種蓄積的情緒找到出口,便迅速轉化為勢不可擋的輿論風暴。
平臺算法的推波助瀾不容忽視。在“流量為王”的邏輯下,能夠引發強烈情緒反應的內容更容易獲得算法推薦,形成“情緒越激烈,傳播越廣泛”的惡性循環。在這場流量游戲中,真相往往成為次要考量。正如鳳凰網評論所言:“你可以吃瓜,但別成了謠言的二傳手。”這句話揭示了每個網絡參與者在這場狂歡中的潛在角色——我們既是觀眾,也可能在不經意間成為謠言的傳播者與幫兇。
難以承受的辟謠成本
在這場輿論風暴中,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是:造謠和辟謠的成本嚴重不對等。造謠者只需敲擊鍵盤,幾分鐘內就能制造并傳播一條足以摧毀他人聲譽的虛假信息。而被造謠者如孫濤,卻不得不“跑斷腿”——翻遍所有直播錄像,耗費大量時間精力制作澄清視頻,動用法律手段維權。
平臺方面雖然采取了措施——下架8000多條造謠視頻,清理17萬條惡意評論,但這些行動往往滯后于傷害的發生。更令人擔憂的是,平臺本身既是內容分發者,也是商業利益獲得者,這種雙重身份使其在治理謠言時常陷入兩難困境。
法律追責同樣面臨難題。網絡謠言傳播鏈條復雜,源頭難以追溯,即使找到造謠者,法律制裁的力度與造成的傷害往往不成比例。雖然國家網信辦已啟動整治自媒體不實信息行動,封號、禁言、追責手段齊出,但仍有部分自媒體頂風作案,因為“黑紅也是紅”的商業邏輯仍在驅動著這一灰色產業。
社會信任的侵蝕
這場風波暴露的不僅是自媒體生態的問題,更是對整個社會信任體系的侵蝕。每一次無端的謠言攻擊,每一次對無辜者的網絡暴力,都在削弱社會成員之間的基本信任。當人們開始習慣性質疑所有信息,當每個公眾人物都可能成為下一個靶子,社會對話的基礎便被逐步瓦解。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這場風波中公眾情緒的極端化表現。閆學晶的言論或許欠妥,但由此引發的攻擊卻遠遠超出了合理批評的范圍,演變為一場非理性的集體宣泄。這種極端情緒往往被商業化的自媒體利用并放大,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極端情緒產生更多流量,更多流量激勵更多極端內容的生產。
我們如何走出困境?
面對這一困境,我們需要多維度的應對策略。首先,平臺方必須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優化算法推薦機制,給予真實、平衡、理性的內容更多展示機會,而不僅僅是追逐情緒化的熱點。平臺的內容審核與謠言治理機制需要前置化、主動化,而非被動響應。
其次,法律法規需要進一步完善。應當降低網絡誹謗的維權成本,加大對惡意造謠者的懲處力度,建立更有效的網絡身份追溯機制。同時,也可以考慮建立網絡謠言的快速澄清與糾正機制,讓真相能夠以與謠言相當的速度傳播。
最重要的或許是提升公眾的媒介素養。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培養批判性思維、學會辨別信息真偽、克制情緒化傳播,是每個網絡公民的責任。我們需要認識到,每一次轉發、每一次評論都不是單純的個人行為,而是參與構建公共輿論空間的社會行為。
孫濤和徐夢迪的遭遇不會是孤例。在當前的輿論生態下,只要流量邏輯不變,情緒傳播的商業模式繼續存在,就總會有下一個無辜者被推上風口浪尖。啃完孫濤、徐夢迪,流量機器定會尋找新的目標。
這場“哭窮”引發的輿論海嘯最終會平息,但它提出的問題卻遠未解決:我們是否已經陷入了一個情緒至上的傳播時代?在這個時代,理性、事實與善意是否還有生存空間?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都應當思考這些問題,并在自己的網絡行為中尋找答案。畢竟,健康的輿論生態不僅關乎某個明星或無辜者的命運,更關乎我們每個人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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