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李宗仁找到沈醉：聽說蔣介石17年前曾讓你暗殺我？

他隨即找到沈醉，當面質問：“聽說17年前蔣介石曾讓你暗殺我？”

這場暗殺舊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1926年的夏天，兩位日后中國政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在長沙迎來了一場看似熱絡卻暗藏鋒芒的會晤。

一個是剛剛嶄露頭角、聲名鵲起的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一個是率桂軍出征、攻城略地戰功赫赫的李宗仁。

彼時的蔣介石尚未全面掌握黨政軍大權，而李宗仁已經是桂系軍閥的核心人物，手握重兵，頗有一呼百應之勢。

北伐前線，蔣介石雖為總司令，卻苦于地方軍閥各自為政，調兵遣將如履薄冰。

桂軍的彪悍作戰能力和李宗仁的威望，恰恰是他最需要的“助力”，一紙調令，李宗仁來到長沙，與蔣介石共商軍機。

就在一次戰事籌劃間，蔣介石突然話鋒一轉，神情鄭重地詢問李宗仁的生辰八字，說是“算個命”，李宗仁一愣之下，猶豫著報了。

緊接著，蔣介石輕描淡寫地道出一句：“我只比你大四歲，咱們投緣，愿不愿意與我義結金蘭？”

李宗仁從軍多年，歷經世事，自然知曉其中含義，表面看是兄弟之誼，實則是一種政治上的籠絡與歸屬。

面對蔣介石伸出的橄欖枝，李宗仁雖內心存疑，卻也難以當面拒絕，只得以“我是下屬，不敢高攀”為由婉拒。

誰知蔣介石執意要結拜，并當場取出事先準備好的“蘭譜”一式兩份，笑著說道：“從今往后，咱們就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李宗仁雖覺其中有異，但礙于當時的政治局勢以及蔣的地位，只得勉強應下，自此成為蔣介石名義上的“義弟”。

起初幾年，兩人合作頗多，北伐戰爭節節推進，蔣介石借助桂軍之力，迅速擴展勢力。

李宗仁也憑借戰功，名聲日隆，一度成為國民黨內最具話語權的將領之一。

但這段“兄弟情誼”終究敵不過權力的誘惑與現實的利害，北伐完成后，蔣介石羽翼漸豐，開始不再掩飾其整頓軍權、統一中央的野心。

他清楚地方勢力越強，自己的地位就越不穩，于是，他開始系統地削弱各地軍閥，李宗仁與其桂系部隊，正是首當其沖的“目標”。

李宗仁并非不知蔣介石的算計，他出身軍旅，久經沙場，豈會甘心被人操控？

桂軍多年苦心經營，早已根深葉茂，若任由蔣介石一刀切去，那他這些年的辛勞豈不是化為烏有？

更何況，蔣介石此舉無異于“過河拆橋”，在北伐戰場上出生入死的桂軍剛立下功勞，轉眼就要被收編打壓。

李宗仁心中的不滿與反感，也在這一刻悄然生根，他沒有明著反對蔣介石，但卻在暗中防范，甚至在多個關鍵節點上聯合其他軍閥，對蔣形成牽制之勢。

蔣介石表面上仍然對他稱兄道弟，但在心中，卻早已將這位“兄弟”視作心腹大患。

時間來到1948年，國共內戰進入關鍵階段，蔣介石三大戰役接連失利，國內外對他的領導地位頻頻質疑。

李宗仁趁勢而起，依靠在美關系與桂系殘余勢力成功當選“副總統”，甚至一度被美國視為蔣介石的“接班人選”。

蔣介石的地位岌岌可危，“李副總統”四字，如同一把寒光四射的利刃，懸在蔣的頭頂，讓他寢食難安。

于是，那個曾被他稱作“義弟”的李宗仁，就這樣成為了暗殺名單上的頭號目標。

那年深秋，蔣介石靜坐書房，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侍從低聲稟報：“毛人鳳到了。”

蔣介石揮了揮手，示意讓他進來，毛人鳳是國民黨保密局局長，一手掌控著黨內最核心的特務系統，是蔣介石最信得過的“刀子”。

兩人沒有多余寒暄，蔣介石盯著毛人鳳的眼睛，緩緩吐出一句話：“德公已經不是我們的人了。”

毛人鳳沒有回應，只是坐直了身子，等待上峰的下一句指令，蔣介石沉默片刻，像是在衡量，又像是在試探。

他沒有直說“刺殺”二字，只是繞了一個大圈子，說起“黨國危急”“奸人當道”“不惜手段也要守住中樞”等等話語。

每一句都沒明說，但每一句都劍指李宗仁，毛人鳳心知肚明，蔣介石這番話的真正含義，是要他為“處理李宗仁”物色一個合適的執行者。

只是這樣棘手的任務，非得心腹中的心腹、刀尖上的刀尖，才可勝任。

毛人鳳想了一會兒，提出了一位保密局的行動處長葉翔之，此人筆桿子極硬，腦子活絡，能寫也能干。

沉吟許久，毛人鳳低聲說出一個名字：“沈醉。”

作為“軍統三劍客”之一的沈醉，歷經無數風浪，是戴笠最倚重的特工頭目。

他執行過的秘密任務無數，穩、準、狠，是他身上最鮮明的標簽。

1946年，戴笠乘機遇難，蔣介石震怒，命令不惜一切代價找回尸體。

眾人畏懼不前，唯獨沈醉毛遂自薦，孤身赴險，翻山越嶺，終于帶回戴笠的遺體。

所以，當毛人鳳提及沈醉時，蔣介石只是點頭：“叫他來見我。”

幾天后，沈醉趕赴南京，被安排在專接美方特使的“誠廬”休整，一切規格極高，沈醉自己都隱約意識到，此行非比尋常。

傍晚，他被帶到蔣介石的住所，蔣介石神情平靜，語氣親切，先是關心他的家眷、詢問云南站情況。

然后話鋒一轉，說起黨國當前局勢，“奸邪當道”，“內憂外患”。

蔣介石并未明言要“刺殺李宗仁”，甚至連“李副總統”三個字都未出口，只是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你知道該怎么做。”

沈醉低頭點了點頭，沒有多問一句。

翌日清晨，沈醉便開始部署，李宗仁的公館坐落在鼓樓傅厚崗一帶，地勢不算偏僻，卻進退有度。

李宗仁一向謹慎，深知自己樹敵太多，住所周邊看似普通的民宅，其實多半是他安插的警衛與眼線。

正因如此，沈醉沒有選擇“正面硬來”，而是將暗殺計劃拆解成三道互相咬合的殺局。

第一道殺機，藏在天空，沈醉早已預料到，一旦局勢不妙，李宗仁極有可能選擇乘機離開南京。

為此，他在南京機場附近布置了一個毫不起眼的雜貨鋪，表面賣油鹽醬醋，實際卻是情報中樞。

幾名特工輪班值守，只要發現李宗仁的車隊出現，哪怕只是遠遠一瞥，也會立刻用暗語通知保密局。

空軍方面早已打好“招呼”，只要命令下達，李宗仁的座機起飛后不久，便會以“機械故障”或“迷航”為由，被戰斗機擊落于空中。

對外，只需一句“意外墜機”，便可掩蓋所有真相。

第二道殺機，伏在地面，南京火車站、長途汽車站、通往杭州與上海的幾條要道，幾乎全部被暗中盯死。

特工們喬裝成腳夫、商販、小飯館老板，白天吆喝生意，夜里傳遞消息，只要李宗仁離開公館，無論是乘火車還是坐汽車，都必然會“遭遇意外”。

要么是剎車失靈，要么是迎面而來的失控車輛，要么是在偏僻路段遭到伏擊。

而第三道殺機，在李宗仁公館附近，沈醉親自挑選了一處制高點。

那是一棟不起眼的高樓，視野卻恰好覆蓋李宗仁車輛進出時的必經轉彎，車到此處，必然減速，短短幾秒鐘，卻足以決定生死。

沈醉從軍統中選出了兩名神槍手，都是殺人不眨眼的老手，為了防止萬一，他們在子彈上涂抹了劇毒，只要擦破皮膚，人便活不過半小時。

那段時間，李宗仁每日的作息、出行路線、車輛順序，全都被記錄得一清二楚。

整個暗殺網，悄然鋪開，一切準備妥當，只等總統府的最終命令，可沈醉沒想到，這個命令，卻遲遲沒有發出。

三大戰役的接連失敗，像三記重錘，狠狠砸在蔣介石頭上。

遼沈、淮海、平津，國民黨賴以支撐天下的精銳部隊幾乎被一掃而空，前線潰敗，后方動搖，美方的態度也開始變得曖昧而冷淡。

蔣介石很清楚，此時若再強行除掉李宗仁，不僅無法挽回戰局，反而會徹底激怒美國，坐實“內部清洗”的指控。

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個人，替自己站到臺前，去承受即將到來的滔天罵名，李宗仁，恰好是最合適的人選。

于是，1949年初，命令終于下達，卻不是“動手”，而是“暫停”。

沈醉接到口頭通知時，并未多問，他只是默默合上行動筆記，將那幾枚早已準備好的毒彈重新封存。

所有布點逐一撤除，雜貨鋪照常營業，小飯館依舊飄著煙火氣，仿佛這座城市從未暗流洶涌。

不久后，蔣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表面上看，這是權力的交接；實際上，卻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退讓。

李宗仁被推到前臺，成為國民黨失敗的象征，而蔣介石則躲在幕后，繼續發號施令，試圖挽回殘局。

而李宗仁在1966年之前，從不知道在南京那段風聲鶴唳的日子里，自己曾數次與死亡擦肩而過。

1949年底，蔣介石早已逃往臺灣，白崇禧所部潰敗后，李宗仁前往香港，隨后前往美國治病，開始了長達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在異國的土地上，隨著時間推移，李宗仁的心態逐漸發生了變化，故土的召喚開始在他心中生根發芽。

李宗仁開始與親信及舊部交換書信，表達著回國的意圖，書信里，他并未顯露多少政治色彩，而是多了幾分溫情和期許。

這封書信最終抵達了周恩來總理的案頭，周總理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注意到了李宗仁的政治傾向。

他對新中國并不排斥，反而有著強烈的歸屬感，李宗仁的回歸，對新中國而言，既是民心的體現，也是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爭取“寬容”的一枚棋子。

周總理對李宗仁的回國計劃高度重視，迅速做出了決定，為了確保李宗仁的安全歸國，周總理親自安排了細致入微的特勤保障。

為了避開蔣介石特務的埋伏，他指派專人對李宗仁的行程進行安排，力求不被蔣介石的眼線察覺。

1965年7月，經過漫長的交涉和安排，李宗仁的飛機終于平安抵達北京。

回到祖國后的李宗仁，不僅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還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他當即決定去見沈醉，當面質問他當年的事。

見面之后，沈醉直截了當地講述了那段往事，當李宗仁聽完這些陳年舊事，他的臉色變得異常凝重，心頭五味雜陳。

他不是不知道蔣介石對他的忌憚和不滿，但他曾經一直以為老蔣不會也不敢動手。

直到那天他才明白，自己曾經經歷過怎樣的生死瞬間，李宗仁深吸一口氣，拿起筆，寫下了自己心中最深沉的告別：“蔣介石，禽獸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