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看某一年份的經費決算,大學之間的差距好像不太大。但當時間軸被拉長到五年,一個有明顯區別的畫面就逐漸顯現出來了。軟科匯總了近五年(2020—2024年)多數高校的年度決算收入情況,發現很多高校5年決算總經費在100億元以下,卻也有高校5年決算總經費超過1000億元。其中至少有7所高校,在五年時間里,決算總收入穩定跨過500億元門檻。
五年500億,意味著平均每年有100億以上的可支配辦學經費,這已經不再是“條件不錯”,而是進入了頂尖研究型大學的基礎配置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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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經費分析常有一個誤區:過度關注某一年的“峰值”。事實上,真正決定一所大學持續推進高水平建設的,不是某一年經費有多高,而是經費能否連續、穩定地維持在高位區間。
五年總收入超過500億元,意味著在宏觀經濟波動、財政結構調整、科研政策變化的多重背景下,學校依然具備持續吸納資源、消化資源、轉化資源的能力。這背后是治理能力、項目承載能力和學術體系成熟度的綜合體現。
在這份近五年決算匯總中,清華大學以1245.87億元的總收入穩居首位。緊隨其后的上海交通大學和浙江大學五年總收入都突破了850億元;北京大學以775.87億元位列國內第四,與清華、北大、浙大、上交一起構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頭部格局。不過即便放在這一高位區間內,清華大學超千億元的經費體量仍然顯得格外突出。
排在北京大學之后的復旦大學,五年決算總收入為571.79億元,逼近600億關口。這個數字不張揚卻極具含義。它說明復旦依然能夠通過醫學、生命科學、人文社科和基礎研究等多條路徑,穩定構建高強度經費結構。
雖然500億“俱樂部”成員有一個顯著共性,它們幾乎都能夠同時運行多條高成本賽道,包括大型科研裝置、國家級實驗室、醫學中心、工程平臺和高層次人才計劃,但不同的成員也呈現出了不同的特質。比如中山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前者受益于區域經濟與醫學體系的雙重加持,后者則在重大工程、國防科研和大型項目上具備長期積累。可見,500億是一種“承載能力門檻”,能否跨過去,取決于學校是否擁有足夠成熟的學科體系,去持續消化大體量資源。
2)
與500億以上這個清晰的“頂端區間”相比,400億—500億之間就像是一段被低估的緩沖帶。像華中科技大學、山東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東南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高校,在學術聲譽上已經被廣泛認可,只是在經費體量上依舊處于“是否能繼續向上突破”的關鍵階段。對它們來講,500億是決定能否長期參與頂級競爭的現實門檻。一旦連續數年無法跨越,學科推進節奏、平臺建設速度,都會受到實質性影響。
需要強調的是,在這輪經費拉開的過程中,被甩開的不一定都是“弱校”。例如武漢大學、同濟大學、廈門大學,五年總收入已逼近或正在逼近400億。這些高校在社會聲譽、學科基礎和人才培養上都具有極強實力。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深圳大學以333.08億元的五年總收入排在了非“雙一流”高校第一位,5年經費總額超過了華南理工大學、中南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一眾“985”高校。還有像廣州大學、廣東工業大學這樣的雙非地方院校,由于穩定、持續的地方投入,經費實力充足,可以與很多部委管理的211高校相提并論。
高校之間的競爭,看上去是實力的比拼,實際上拼的是資源,是財政實力。經費的分層正在以一種幾乎不可逆的方式,把高校重新分層。未來十年,中國高校的分化,更多的會體現在哪些學校還能持續站在高強度投入的賽道上,哪些只能被迫放慢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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