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凝幀：1954-1968年，鐫刻時代印記的中國影像

黑白光影定格時代變遷，每一幅畫面都藏著新中國前行的足跡這一幅幅影像，串聯起新中國成立初期至七十年代的崢嶸歲月，既有領導人的情懷與擔當、革命者的赤誠與堅守，也有普通人的時代印記與命運轉折，既有奮進中的熱忱，也有探索中的沉淀，每一幕都鐫刻著時代的溫度與力量，成為回望新中國成長歷程的珍貴注腳。

1968年4月，解放軍班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王國祥，在為農民完成 “講用” 報告后，被170多位深受感動的聽眾依次將毛主席像章佩戴在身上的場景。這170多枚像章，每一枚都對應著一個普通人的情感，最終匯聚成這張照片里震撼的視覺效果。

他身著一身軍綠色棉軍裝，原本樸素的衣料幾乎被密密麻麻的像章完全覆蓋。左手緊攥一本紅色封皮的《毛主席語錄》，右手抬起至胸前，手掌微張，指尖指向自己，嘴巴微張，眼神專注而激昂，顯然還沉浸在與農民交流的熱忱中。

對越邊境沖突期間，我軍排雷戰士在前沿陣地的驚險一刻，鏡頭里的年輕戰士趴在潮濕的草叢中，他的臉頰緊繃，眼神死死鎖定在指尖的雷體上，拇指與食指小心翼翼地捏著引信，動作輕得仿佛怕驚擾了死神。

這張照片不僅記錄了一個排雷的瞬間，更折射出中越邊境雷場的長期傷痛。戰爭結束后，邊境遺留的數百萬枚地雷持續威脅著邊民的生命安全，直到今天仍在進行艱難的掃雷作業。

這張拍攝于20世紀50年代的照片，定格了杜建時與婁福生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農場里勞作的場景，是新中國戰犯改造歷史的生動見證。

畫面中，兩人正合力打理樹苗，杜建時在右側，戴著軍帽，專注地扶著樹干；婁福生在左側，雙手攏著枝條，姿態嫻熟自然。他們身著樸素的深色棉衣，腳下是翻整過的土地，背景是一望無際的田野，在暖黃的日光下，勞作的場景顯得平和而充滿生機。

杜建時原是天津市長，在1949年天津戰役后主動自首；婁福生原是國民黨61軍少將副軍長，在太原戰役中被俘。兩人后來均獲得特赦，杜建時更因主動自首、積極移交資產的表現，在特赦后被撤銷戰犯身份，并擔任了全國政協文史專員等重要職務，成為改造政策成功的典型代表。

這張拍攝于1964年3月15日的合影，記錄了中國末代皇帝溥儀作為全國政協參觀團成員，晉謁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的歷史性時刻。

此次行程是全國政協組織的江蘇、浙江、上海參觀考察活動的一部分，溥儀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的身份參與其中。

畫面中，溥儀站在左起第三位，身著深色大衣，神情肅穆。他與同團的特赦人員及各界代表一同，佇立在刻有毛澤東題寫的“死難烈士萬歲”紀念碑前。紀念碑的莊嚴與陵園的肅穆氛圍，讓這場晉謁超越了普通的參觀，成為一次深刻的歷史回望與自我審視。

對溥儀而言，站在這座革命先烈的精神豐碑前，是他對過往歷史的一次鄭重告別。他曾在回憶錄中寫道，親眼見證新中國的建設成就與革命先烈的犧牲，讓他徹底理解了“人民創造歷史”的深刻含義。

1958年，北京頤和園，照片記錄了“除四害”運動中的一幕。畫面里，人們在昆明湖畔的石欄旁，舉著綁有破布、掃帚的長桿，配合敲鑼制造出巨大的聲響，目的是讓麻雀持續受驚、無法落地，最終因體力不支而墜亡。

這一行動源于當時“麻雀會大量偷食糧食、危害農業生產”的判斷。然而，大規模捕殺麻雀的做法很快引發了嚴重的生態危機：失去麻雀的捕食控制，各地農田里的蝗蟲、蚜蟲等害蟲泛濫，反而造成了糧食減產，成為后續調整政策的重要原因。

1954年5月17日，毛澤東同志身著便裝、腳蹬千層底布鞋，在保衛科科長韓秉文的陪同下，登臨城樓視察。為不干擾游客，二人從神武門東坡道登上城樓，沿城墻向東、向南緩步前行，最終在東華門城臺稍作休憩。毛澤東同志坐在小馬扎上，與韓秉文親切交談，不僅詢問了故宮的機構設置、部門分工及工作人員文化程度，還關切了解安保與消防工作。

此次視察并非偶然，1954年初國內多地發生火災，部分文物單位受損，毛澤東同志對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與消防安全高度重視。這一天的行程前后持續3個多小時，他沿途俯瞰紫禁城壯麗景致，隨后還前往午門城樓參觀“基本建設出土文物展覽”，直至黃昏才悄悄離去。值得一提的是，短短四天內，毛澤東同志先后三次到訪故宮，足見對這座千年宮殿與文物保護工作的深切關懷，而東華門城臺的休憩瞬間，也成為新中國領導人守護歷史文脈的生動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