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的書單

“老兄，我們那幾箱子書到底什么時候運過來？是不是可以問一下汪東興主任？”“將軍樓”二樓起居室有兩張書桌，一張歸鄧小平使用，一張歸卓琳使用。這天卓琳見鄧小平在向汪東興寫信，便開口提醒。

這是1969年冬天的一個夜晚。鄧小平一家倉促來到江西，轉眼一個多月過去，安置好了住處和勞動的去處，鄧小平覺得是時候和黨中央報告情況了。

正好這天下午，監管干事黃文華上到二樓，給鄧小平和卓琳傳達上級要求，讓他們就到江西后的勞動和學習寫一份心得體會。

對于這個出乎意料的要求，鄧小平沒有接受也沒有明確拒絕，在安靜聽完黃文華的話以后，他淡淡地說了一句：“有事我會給毛主席和黨中央寫報告。”

黃文華要求鄧小平和卓琳學習《毛主席語錄》，他不知道鄧小平一貫倡導要系統地學習毛澤東思想，曾在多個場合狠狠駁斥過“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行為。1960年3月25日，在中共中央天津會議上鄧小平明確提出：“對待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很嚴肅的原則性的問題，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對我們不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不利。”針對個人崇拜的現象，鄧小平也曾精辟地闡述了領袖和集體的關系：“我們黨是集體領導，毛澤東同志是這個集體領導的代表人，是我們黨的領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里頭的作用說得合乎實際。”就此問題他還和林彪有過尖銳的交鋒。

堅持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理論著作，是鄧小平終生保持的習慣。但是來江西時他帶了幾大箱書，因為飛機載重的問題滯留在北京的機場，不知下落。箱子里不僅有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還有一些當時被批為“大毒草”的書籍，如果被人查出來撕了或者燒了，鄧小平遠在江西也是無可奈何的。

吃畢晚飯，“將軍樓”二樓的燈光亮起，鄧小平拿出筆和紙，給黨中央匯報一個多月來在江西勞動生活的情況。卓琳在另一張桌子做一些縫補工作，她來江西后心臟病發作，家務活也做不了，也沒有其他消遣，心里還一直記掛著滯留北京的行李，于是便提醒鄧小平把這個問題向北京那邊反映一下。

鄧小平寫完信后，想了想，另拿了一張紙提筆寫了幾句話隨信附上：

（來江西時）因飛機超重，只帶了一半東西來，還有一些衣物和書籍沒有來，書籍差不多全未來，原說由火車托運，至今未到。如可能，請令有關同志查查，最好能運來，如決定留在北京，也請方便時告訴我們。

沒過多久，鄧小平就得到江西方面的通知，他的行李和書箱到了南昌。這可真是一個好消息，過冬的衣物正可抵御江西的寒冬，珍貴的書籍足以彌補物質生活的貧瘠。而更重要的是，行李事件的迅速解決，證明了他和中央的聯系路徑通暢，汪東興不僅能收到信，還很重視鄧小平的問題。

在黃文華和小賀的幫助下，從北京運來的幾個沉甸甸的箱子被搬上了二樓。鄧小平自己動手開箱，掀開包在書上的報紙，動作輕緩地拿出一本本讓他愛不釋手的圖書。

從北京帶來的書很多，種類豐富，除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著作之外，還有古今中外的歷史、哲學和文學著作。

我們來看看他的書單上具體都有哪些書吧：

哲學書籍如《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黑格爾的《邏輯學》、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等；

世界歷史如《世界通史》《新編近代史》等；

中國歷史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

外國文學如托爾斯泰、果戈理、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雨果、羅曼·羅蘭、大仲馬、莫里哀、蕭伯納、泰戈爾、海明威等人的作品；

中國古典文學如《詩經》《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西游記》《儒林外史》《鏡花緣》《西廂記》《牡丹亭》《桃花扇》等；

還有唐詩、宋詞、元曲的集子，現代作家魯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他也喜歡閱讀。他的書架上還有出乎大眾意料之外的一些技術類的書籍，如《刨工》《船舶柴油機修理工藝》《鍛工手冊》《鍛錘基礎中的橡膠墊》等。

勞動之余，鄧小平在住所讀的一些書籍

中國古典史書鄧小平一直情有獨鐘，特別是《資治通鑒》，不知道讀了多少遍，書頁都翻起毛了。他通讀“二十四史”，最喜歡《三國志》，《后漢書》《新唐書》也讀得較多。鄧小平讀金庸小說的愛好眾所周知，其實古典文學比如《聊齋志異》、唐詩宋詞一類的書，都是他出差時隨身攜帶的讀物，空閑時間閱讀權當放松。改革開放時期，曾經有一張他視察杭州時在船上休息的照片，手里拿著的正是一本宋詞。

也許是源于少年時“工業救國”理想和在江西工廠勞動的經歷，鄧小平對各種工具書也很有興趣。《刨工》《船舶柴油機修理工藝》《鍛工手冊》這些工具書一般文人家庭的書架上很少陳列，鄧小平卻時常翻閱。

他對地理方面的圖書也很感興趣，出門必帶《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和《世界地圖》，每到一個地方都會翻開地圖確定自己此刻身處的坐標和方位。

鄧小平還愛看字典、辭典，他的書房里有一本中華書局1947年出版的《辭海》，因為經常翻看，辭典封面的硬紙殼書皮都翻掉了，只好用訂書釘固定住。

外國名著鄧小平也多有涉獵。1986年10月28日，鄧小平會見來訪的冰島總理。會談中，鄧小平說起自己早年讀過與冰島相關的著作：“歐洲一個著名的文學家寫了一部小說叫《冰島漁夫》，我在二十年代時就看過，了解到冰島人民當時的生活條件相當艱苦。”隨后他感嘆：“現在你們干得很好，發達起來了。”《冰島漁夫》描寫了世代打魚的漁民，每年在冰島海面度過漫長的時間，經常葬身海底的悲慘命運。在外交場合，鄧小平的博聞強識和隨機應變時常給外國友人帶來驚喜，讓人佩服，這和他長年保持博覽群書的閱讀習慣分不開。

書卷多情似故人，晨昏憂樂每相親。捧著書卷的鄧小平如獲至寶，在蒙難謫居的歲月里，讀書既是他的精神寄托，也是他泅渡困境的利器。鄧小平夫婦每天上午到工廠勞動，午飯后休息片刻，下午在菜園里侍弄侍弄菜，其余時間就是讀書。悠長安靜的下午，萬籟俱寂的夜晚，無論風雨晴雪，拿起書卷，就是珍貴的時光。甚至晚上10點上床后，鄧小平還會在床上讀一個小時的書，在知識的海洋里暢游。

南昌郊外這個尋常人不能入內的“小樓房”，成了鄧小平讀書思考的圣地，他從書中汲取營養，思考著中國未來的道路。

在鄧小平的一生中，能如此不受打擾、酣暢讀書的時間并不多。他幼年在私塾里識文斷字，打下了扎實的國學基本功，還練就了一手端正的毛筆字。少年時期，父親長年在外不理家事，家道中落的大家庭全靠母親淡氏慘淡經營，他為了讓母親少操一點心，勤奮讀書，學以致用，10歲那年在家鄉四川廣安留下了一個“以筆為矛、智斗惡地主”的故事。

先在鄉村私塾開蒙，后在縣里讀新式教育的高級小學和中學（相當于現在的高中），鄧小平具備了儒家經典和數學、歷史、地理等科目的基礎知識。

16歲那年，受到勤工儉學運動影響，鄧小平在鄉賢的資助和父親的支持下，考上了留法預備班，經過一年的法語學習后，背上行囊登上了赴法國留學的船只，從此再也沒有回過家。

學習法國的先進工業技術回國是少年鄧小平的夢想，在抵法后選擇工種的名單上，“鄧小平”一欄內注明的工種是“鑄鐵”。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法國經濟蕭條，就業困難，已經不再是留學生能學習先進知識的理想國。他在法國的巴耶中學讀了5個月的書后，因國內留學資助費用取消，鄧小平無法負擔每月244.65法郎的學雜費，只能輟學到各個工廠里做工，獲得的酬勞連勉強維持生計都困難，更別提攢錢讀書了。一年后鄧小平以極大的毅力和節衣縮食（每天只吃兩頓面包，喝自來水）的代價有了一筆小小的積蓄，加上父親寄來的錢，他想辦法進入夏狄戎學院讀書，但是3個月后他沒辦法支付學費，又只能退學進入工廠做工。

留學夢化為泡影，他經留法班同學的介紹加入了由共產主義信仰者組織的學習小組，接觸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有《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等。這些書籍成了鄧小平的“入門老師”，并且常讀常新。他曾分享自己的讀書心得：“學馬列要精，要管用。”

到法國三年后，鄧小平作為一名積極分子來到巴黎，進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主要任務是負責機關報刊（創刊名字為《少年》，后更名《赤光》）的刻版印刷。他白天做工，晚上則在周恩來改好稿件之后，在蠟紙上一筆一畫端正地把文稿刻寫出來，然后用一臺簡易印刷機印出裝訂。

鄧小平在法期間參與編印的刊物《赤光》

通過大量閱讀進步作品、通宵達旦地刻印稿件和觀摩改稿，鄧小平在周恩來等人的幫助下快速成長，很快他開始在《赤光》雜志上發表文章，以筆為武器，把《赤光》雜志打造成“奮斗的先鋒”。

這些署名“希賢”的文章如《請看反革命的青年黨之大肆其捏造》（1924年11月第18期，是他生病期間寫的）、《請看國際帝國主義之陰謀》《請看〈先聲〉周報之第四批造謠的新聞》（1925年1月第21、22期合刊），篇幅短小、思想進步、言辭犀利、個性十足，如一把把鋒利的匕首擲向敵方的陣營。鄧小平一生都保持著這種簡練、干脆的文風，不說廢話，直擊要害。毛澤東曾經評價說看鄧小平的報告好像吃冰糖葫蘆。

1926年1月，為躲避法國警察的追捕，組織安排22歲的鄧小平以中共旅歐支部執行委員的身份到蘇聯學習。鄧小平取了俄語名字“多佐羅夫”，先后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革命理論和軍事知識。

面對新世界、新知識，鄧小平渾身充滿干勁，他的學習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產主義”。在中山大學的入學調查表里他填寫個人履歷時寫道：

我過去在西歐團體工作時，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發生錯誤，因此我便早有來俄學習的決心……

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使自己對于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

我來俄的志愿，尤其是要來受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主義的洗禮，把我的思想行動都成為一貫的共產主義化。我來莫（斯科）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的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后，我愿意絕對的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爭斗！

在中山大學，鄧小平進入了被評價為“政治上最強，斗爭最激烈，人才最集中的一個班”的“理論家班”第七班學習，課程涵蓋了俄語、社會形態發展史（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革命運動史、東西方革命運動史、聯共（布）歷史、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黨的建設、軍事事務以及新聞學等內容。

班上的同學都是在校學習的國共兩黨黨員中有影響、有政治前途的學員，比如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汪精衛的外侄陳春圃、于右任的女婿屈武、馮玉祥的三個子女。在大學里，鄧小平既沒有維持生計的窘迫，也沒有法警追捕的危險，他一頭扎進圖書館學習理論，積極參加黨小組的活動，因表現突出，被選為第七黨小組的組長。他爽朗樂觀，富有革命斗爭精神，深受同學們的喜愛和信任。

課余學生們經常組織討論有關中國革命的一些課題，鄧小平反應敏捷、語言犀利、口才了得、談風雄健，在和國民黨右派學生進行激烈辯論時常常占上風，博得了蔣經國等人的尊敬。

中山大學的學制是兩年，但是鄧小平只學了8個月就因國內革命形勢的需要提前回國了。中山大學黨委在鄧小平的總結鑒定中寫道：“非常積極且精力充沛。一名優秀的黨務工作者，沉著守紀，學業名列前茅。訓練有素。”

鄧小平在法國和蘇聯的學習和實踐中，奠定了良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有機會觀察一個現代國家的工商業發展狀況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進行現代化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方式。此后的工作中他起草文件和工作報告、經驗總結、講話稿等，大都是自己動手，不用稿子就能做一個小時左右條理分明的講話，且言簡意賅，觀點鮮明，深得同志們的好評。毛澤東曾把他稱為“會走路的百科全書”。鄧小平起草的給中央的報告，多次被毛澤東視為有創見而批轉給各中央局、各解放區參照執行。從那時起，鄧小平培養出一種看問題的獨特眼光，能夠從一個統領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將理論加以落實、如何用理論來影響社會。

鄧小平早年的理論學習和實踐淬煉了他堅定的革命信念和政治品格。無論是面對艱難的革命環境，還是個人政治生涯中三次被打倒的境遇，甚至面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的低潮，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信念從來都沒有懷疑過、動搖過。1986年，美國記者華萊士采訪鄧小平，鄧小平說：“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一直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詞叫共產主義。我們過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因為有這個信念，有這個理想。”

在緊張的革命和建設年代里，鄧小平也很注重讀書學習。曾擔任他秘書的劉復之說：“他（鄧小平）好讀書，在艱苦的戰爭歲月，我幾次在行軍出發前整理文件挑子，箱子里總裝幾本書，有馬列的書，也有小說。我清楚記得有一本是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鄧小平還常勸身邊的戰士讀書：“要能打仗，也要補上文化這一課。”

通過學習，把書本上的知識運用于解決問題、服務工作，是鄧小平的學習之道。鄧小平的秘書說：首長每天都要讀大量的文電、資料和書籍，包括國外的很多資料，從不間斷，所以他總有比常人更高的眼界，總能提出一些新概念、新提法，例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這些名詞改變了中國，并融入了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

研究鄧小平的專家認為，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后，立馬著手“整頓”、扭轉國家經濟狀況，以雷霆之勢頒布一系列舉措，效果立竿見影，足見他“心里有一盤棋”。這和他在江西時的學習、思考是密不可分的。他復出后所發表的講話與之前相比，不僅時有對中外歷史的精辟見解，在視野廣闊度和思考深度上都有所突破，可見在江西的三年對他產生了深遠影響。

（本文摘自《小平小道》，朱虹著，三環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