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芳：回望歷史中的“飛地”

2026年已經來到第二個月，我們也漸漸習慣了把“今年”從2025改口為2026。讓人翹首以待的春節正漸漸走近。

一年一度的歸鄉潮即將涌動——人們將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從工作的城市返回家鄉，從漂泊的日常切換至團圓的棲息。過去人們把這種移動形容為像候鳥一樣的遷徙。我們的一生中都可能在這樣或那樣的移動之中，甚至對于行者來說，那種無疆無界的旅行才叫人入迷。移動，或許是主動追尋新體驗，也可能是被動順應生活；它既關乎生計和安排，也蘊藏著生命的重新發現。

本期專欄“聚落·場所·人”，社會學家陳映芳為我們講述歷史中一種特殊的漂泊身份：“游民”。不同于當今全球流行的“數字游民”，他們中許多人的去向，正是如今地理愛好者常在社交媒體上提及的“飛地”。游民、飛地與身份，共同勾勒出一幅關于遷徙與歸屬的歷史圖景。

豐子愷作品《千家山郭靜朝暉》。

本文為“聚落·場所·人”第十五篇。

“聚落·場所·人”往期推送：

撰文｜陳映芳

一種歷史上的制度身份

過去很多年里，“游民”一詞在我們的社會新聞中已經很少見了。近幾年隨著“數字游民”概念的流行，它又重新回到了我們的視野?！皵底钟蚊瘛保―igital Nomad）概念容易讓人聯想到世界各國歷史上逐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吉卜賽人式的流浪族群，還有如美國電影《無依之地》（

Nomadland

在中國社會史上，“游民”曾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還是一種很重要的社會身份甚至制度身份。歷史上它首先是一個特殊的社會貧困層，涵蓋了失地的農民、逃難的災民，以及居無定所、靠各種非正規行業謀生的漂泊者。毛澤東在他早期的幾篇中國社會分析的文章中，都曾將“游民”列為一個階層，并對這個群體的基本屬性和歷史上的作用（革命性及破壞性等）有專門的分析。如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1926年）一文中，他曾將中國農村社會區分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游民”等八個階級/階層。

“游民”在歷史上還一直是國家和社會的一個特殊的治理對象。關于歷朝歷代的政府是如何管理游民群體的，或各種社會團體是如何救濟流浪群體的，史學界有大量的研究，相關的研究還涉及從1949年開始，城市政府是如何收容、改造或遣散城市中的游民群體的歷史。就如在上海，我們知道，上世紀50年代初政府曾有過大規模的“遣散游民”的舉措。最近讀阮清華教授的《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一書，我才意識到，關于什么樣的人屬于“游民”，即哪些人曾被劃為“游民”身份、他們是如何被分類處置安排的，在不同的時期，是有詳細的政策規定的—— “游民”在歷史上曾是一種制度身份。

《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

作者：阮清華

版本：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9年6月

從阮清華的研究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上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最初的“游民”指的是在幾年戰亂及政權更替過程中從原定居地逃到城市或在上海失去了正式職業的人，包括“以不正當收入維持生活達三年以上的游民”及他們的家人（按每個勞動人口負擔2.5人估算共約7萬人），妓女及依靠妓女為生的人（7萬左右），再加上“流浪時間不足三年的游民”，全市無業游民總數約為20萬人，占全市總人口（502萬）的2%～4%。在后來的幾年中，游民收容改造的政策范圍逐步被調整、擴大。依照1956年市民政局提出，經過市委政法工作部民政監察處、公安局、民政局等部門修改通過的方案，“游民”是指“不事勞動、以不正當手段為生，危害社會治安，其行為尚不夠判刑的分子”，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各種無業、失業、非正式行業人員、將被淘汰或取消的服務性行業的從業人員外，還包括了國民黨政府時期的軍政警憲人員、參加過會道門的民眾等“舊人員”。作為具體的政策對象，當時曾詳細確定了七類人作為劃定游民身份的依據。對游民的遣散、安置和改造成為當時的城市治理方法。按上海市的一個統計，自1949年至1958年，上海市共遣散安置了約7萬名城市游民（參見下圖，以上相關資料參照阮清華研究）。

1949—1958年上海市安置處理游民情況統計表，來自《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

這個數據應該是當時民政系統某個口徑的統計。由于當時軍隊系統和其他一些部門都曾擔當收容、遣送游民工作，上海市上世紀50年代實際被安置改造的游民人數，就阮華清書中的具體介紹，以及筆者在研究中了解到的某些遣散群體的人數，實際人數估計超出這個統計。不過，民政系統的這個統計，可以讓我們對當時政府安置游民的方式有一個大致的了解——這張表中的“移送農場安置”一欄，就是下面我們要講到的“飛地”。

城市新秩序與“飛地”

雖然游民通常被認為是與定居者不同的漂泊者，但有意思的是，“游民社區”卻是一個不無特殊的社會議題。不僅有些游民本身會選擇聚族而居，相關的社會機構、政治團體或資本力量等，也可能為了吸納游民、安置游民等目的，而為游民打造生活空間，建立相應的社區。事實上今天我們就可以看到不少地方政府或產業機構都在以“打造數字游民城市”“成為數字游民家園”等方式，吸引人才。在國際上，就如人類學家通過田野調研所描述的那樣，甚至還形成了如巴厘島那樣的著名的跨國界數字游民基地，那是一種類似于游民飛地的特殊的職業群體社區。

雷切爾·A·沃爾多夫、羅伯特·C·利奇菲爾德所著《數字游民：在新經濟中追尋自由、社群與有意義的工作》（

Digital Nomads: In Search of Freedom, Community, and Meaningful Work in the New Economy

“飛地”（Enclave）原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專用詞，指的是那些法律上或行政體系中屬于某個國家/行政區劃、但在地理上因種種原因而被圍圈在另一個國家/行政區劃之內的領土/區域，有時也被用來泛指被包圍在其他地區/領域內的社會單位，甚至被用來形容那些獨立于主流文化的文學藝術圈，就像十多年前國內詩歌界創立的《飛地》叢刊那樣（該品牌的主辦者們宣稱以“開放、前衛、獨立”為宗旨）。

“飛地”當然不是以自由為追求的職業群體或文化群體才可能建立的領地。小文下面要講的，就是行政區劃意義上的某一類飛地——上世紀50年代開始，由于土地資源稀缺，一些大城市、特別是幾個直轄市，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大區一級政府從其他行政區域直接劃撥土地，形成的各種類型的功能型轄區。那其中廣為人知的如北京市的清河農場（原河北省、今天津市境內，始建于1950年）、雙河農場（黑龍江省境內，始建于1956年，1964年改屬北京市），還有如上海市的大豐農場（江蘇省境內，始建于1950年）、白茅嶺農場（安徽省境內，始建于1956年）等，還有如中西部三線地區的不少企業及廠礦城市。就各省市而言，上海在全國擁有的各類飛地可能是數量最多的（目前有11個飛地），其中設立最早的，是位于蘇北的大豐農場，后來稱“上海農場”。

城市中的“游民”需要被“遣散”或“安置”“改造”，這首先基于的是中國社會中的“游民觀”——游離于屬地化的等級秩序之外的群體，歷來被視為定居社會的某種威脅性存在。在當時，建立城市新秩序，將“游民”定居化、將無業者勞動者化成為重要的政策目標。

但是，擁有500多萬人口的上海，地處人口稠密、土地資源匱乏的江南地區，如何整體性地安置“游民”，成為政府的一個課題。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在當時的蘇北行署區（1953年與蘇南行署區合并成立江蘇?。〇|臺市臺北縣（因與臺灣省的臺北市重名，1951年更名為大豐縣，如今是鹽城市大豐區）的灘涂地區，建立墾荒農場、用以安置“游民”的方案被當時上海的主政者提了出來。大豐地區地處長江以北的黃海邊，有大量的鹽堿荒地。當然，上海市之所以能夠很快在大豐地區獲得飛地資源、建立農場，原因之一是當時負責接管上海并任首任市長的陳毅，同時也是華東軍區的主要領導人，1950年并接任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而陳毅在抗戰期間作為新四軍主要領導人還曾率部隊駐扎于鹽城大豐地區，對該地區的自然環境多有了解，有過建立新政權后在蘇北鹽堿地拓荒建立農場的設想，而且上世紀50年代初不少當地領導也是他的老部下。這一說法至今在鹽城地區廣被接受。

資料來源：“大豐知青農場”紀念館展示圖。

1950年2月，上海市政府開始籌劃在大豐的四岔河地區成立“上海市墾區勞動生產管理局”，直屬上海市人民政府領導（后行政管轄權多次變更，曾長期屬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勞改局領導）。同年3月，收容于勞動、婦女、殘廢3個教養所和兒童教養所的7597人，作為墾區第一批“游民”，通過江蘇興化，被送入該地區。此后至1954年，時豐、慶豐、元華三個地區建立起了20多個“新人村”。1956年9月，上海市委正式將其更名為“上海市地方國營上海農場”，共計收留約6萬人。雖然飛地在行政上屬于上海市政府管轄，農場職工的戶口也屬于上海戶口，但在上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農場職工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屬地化的管理。

資料來源：“大豐知青農場”紀念館展示圖。

那以后，大豐地區上海農場的面積不斷拓展，其功能和結構也曾經歷了一系列變化。除了游民安置，農場還負責改造罪犯，是上海市主要的“勞改”場所之一。1968年上海農場同時開始接納上海知青（至1972年共接納5228人）。后經三次重新劃場，新成立了“海豐農場”，行政上屬上海市農場管理局（現農墾管理局）管轄，集中接納上山下鄉知青（1973年—1978年接納上海知青28703人）。至70年代末，知青開始返城，而60年代前期支援新疆建設的上海青年（該群體共計9萬7千人）開始陸續回遷上海，其中一批援疆青年攜家人遷徙到了海豐農場（累計47批18802人）。據有關統計，海豐農場共接納各類知青84807人。除此之外，1983年1月，地處大豐縣和東臺縣交界處的原屬上海農場的川東分場劃出，單獨建立了川東農場（直屬上海市勞改局）。
（以上數據主要依據“大豐知青農場”紀念館展覽資料）

影像，一種書寫方式

地方的歷史，歷來是中國史學界的一大領域。涉及當代的地方史，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僅史學界和各地政府的地方志編寫機構為我們呈現了大量的文本，民間社會也有各種書寫文本，包括紀實作品，以及藝術類作品。涉及大豐“上海農場”這樣的飛地——在當代史上它就像一個結構復雜的人類聚落的地質層，我們可以看到1950年上海市政府組織拍攝的一部紀錄片（《新人村》，由謝晉導演）。這部片子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難得的影像資料。

紀錄片《新人村》（1950）畫面。

大豐的上海飛地歷史還曾是上海戲劇界和影視界多次涉足的題材。上海戲劇學院的學生曾協同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演出了小劇場版和大劇場版的實驗話劇《北上海》（2015）。

實驗話劇《北上?！罚?015）海報。

那以后，大豐農場的歷史還被拍成了三十多集的電視年代劇《北上海 1950》（2016年播出，該劇后更名為《硝煙散盡》，由上海廣播電視臺等出品）。據一些采訪報道，創作者們曾研究過不少歷史資料，并采訪過不少農場老人。

電視劇《北上海1950》（《硝煙散盡》）海報。

現實中，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大豐幾個上海的農場中各種群體的生活歷史到底是怎樣的？去年春天，在當地朋友的安排下，我曾去到了電視劇的拍攝地——那地方就在60年代所建的上海農場總部的附近，如今還保留著攝制組搭建的不少場景。電視劇中的那些房子和屋內細節應該是參照了《新人村》中的原貌，以及農場不少老人的記憶。而當初的農場總部如今成了農場歷史的展示館，附近新建有一個頗具規模的“大豐知青農場”大型展示館，其中也將改造游民的農場初期歷史涵蓋在內。

電視劇《北上海1950》場景地。陳映芳 攝于2025年3月

大豐地區原上海農場場部（現上海農場相關歷史展示館）。陳映芳 攝于2025年3月

“大豐知青農場”歷史展示館。陳映芳 攝于2025年3月

那天的參觀給我留下的一個深切體會，是當代社會生活史的書寫是一項多么復雜的工作。在過往的生活和研究中，我對大豐農場的歷史及相關群體的命運，多少有過了解。當然也不難理解在共和國歷史的宏大敘事中，那些黃海邊灘涂上的勞作，集體居住的茅棚簡屋，各種生產、生活的用具等均被賦予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符號意義。但當身臨其境，那些被用以展示歷史的圖片、文字、實物（內有不少歷史文件和知青書信的原件），還有被復原的歷史場景，與充滿了革命浪漫主義的主調及整體氛圍之間，各種敘事相互嵌入，那巨大的張力還是給我精神上和身體感受上帶來了難以言說的沖擊。

“他們”是誰？

東窯廠史的啟示

東窯廠的全稱是“上海農場白駒磚瓦廠”，1952年9月建于大豐縣（今大豐區）白駒鎮，因位于鎮東面而被當地居民稱為“東窯廠”。白駒鎮在地理上和行政上都不屬于上海農場，但由于當時農場建設急需磚瓦材料，而沿海鹽堿地的泥土黏性不夠，于是政府在地處大豐西部的白駒專門劃撥土地建立了農場磚瓦廠。也就是說，東窯廠其實是上海在大豐的一處“飛地的飛地”。該窯廠后于2000年整體以破產方式處置，2010年停產，如今還留下幾排舊屋，有幾十位老人居住其中。當初從上海農場過來的第一代職工中，除已經過世的，還有五十多位回到了上海，職工二代中的大部分人，也都回了上海（上海農場改制或破產的原工廠的資產和上海戶籍人員的戶口歸上海市寶山區楊行鎮管理）。

關于東窯廠的歷史，令我特別關注的，是當地文史工作者的廠史書寫。白駒鎮歷來人文薈萃，如今也呈現出了頗有特色的文化景觀——由原籍當地的一批知識人、作家，以及曾經在當地工作過或插過隊的人士，近年來與當地文化機構一起，持續地為白駒鎮收集并撰寫了一系列的地方史和地方記憶，包括歷史小說等。其中如陳慧谷、陳慧峰等先生，還在老家建立了文化書屋（“皎皎書苑”），成為當地一個著名的民間文化機構。在這批社會人士所撰寫的白駒鎮史中，東窯廠這塊上海農場的飛地的興衰歷史，以及“東窯廠人”的生活史，也成為重要的一部分（他們的部分研究成果，已經以系列文章的形式，發表于“皎皎書苑”公眾號）。除了收集文獻資料、檔案材料以及東窯廠幾代人的口述錄，撰寫工廠生活史，他們還與東窯廠二代一起，在廠址原地建立了廠史展示室，還有東窯廠人和鎮民共享的公益性的乒乓球活動室。

東窯廠乒乓球活動室。陳映芳 攝于2025年3月

這樣的書寫方式殊為難得。首先這無疑是一種由歷史的經歷者們共同參與的社會史書寫。經由這種方式，沉默的生活者及他們的故事開始被看到、被聽到。而白駒鎮的文史工作者，作為東窯廠的他者，在廠史書寫過程中，也將他們的東窯廠記憶，還有白駒人與這塊飛地的關系，帶到了飛地歷史之中。

正因為有這樣的視線，另外也得益于陳慧谷等文史研究者的社會科學背景，我注意到，他們的東窯廠史，深入到了曾經的游民群體在幾十年中的身份演變這一幽深的社會生活、社會心理層面。

我們知道，上世紀50年代的大豐墾區開拓者，包括東窯廠的老職工，他們大多是曾經漂泊、生活于上海的城市游民。事實上他們中的許多人來源于全國各地，其中一些人的原籍地本在蘇北地區。另外在當時的東窯廠內部，那些老職工也被區分為“干部”（主要是淮海戰役后留在當地的官兵）、“職工”（從各地陸續調入的專業技術人員）和“廠員”（各類游民及被勞教改造后的留場人員等）等不同的體制身份。然而，在白駒當地，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三十年間，“上海來的”東窯廠人，卻形成了一種社會文化意義上的族群性——在當地安家落戶的同時，他們卻通過對上海帶過來的食物、語言和一些生活方式的維系，以及與本地人之間某種程度的文化區隔，成功建構起了作為“上海人”的集體身份。在現實中，“東窯廠上海人”的群體身份，不僅有戶籍身份作為制度的背景（80年代開始，他們的二代，以及改制下崗/退休后的老職工也紛紛開始回遷上海），還普遍地獲得了大豐當地人的認同，成為當地人的一個社會記憶——在白駒，我曾多次聽到當地人告訴我，那時候，是東窯廠人讓他們知道了什么是“上海”。尤其是東窯廠里放映的電影（上海送過來放映的、在一般江蘇城鄉地區看不到的電影），那是幾代白駒人最深刻的東窯廠記憶。

在人類歷史上，遷徙還是定居，歷來是個問題。對于社會學、人類學而言，人/族群的身份認同（identity），不僅是社會建構性的，也是位置性的（positionality）。在大豐那片土地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曾經的“游民”群體，在定居化的數十年中，對自己“來自哪里”的那種身份執著——盡管他們可能不知道“我是誰”“我來自哪里”是著名的哲學命題。所有的生活者都可能是能動的行動者。今天，一方面，國籍身份依然是世界各國幾乎所有公民的首要身份，且在一些社會治理系統中，地方身份是重要的國民身份。與此同時，全球遷徙、地域間流動已經成為一種生存/生活方式。無論如何，流動與定居都應該視為人之權利，也值得相應的理解和尊重。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陳映芳；編輯：西西；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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