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雜志針對金融工作新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

2月1日出版的《求是》雜志在頭條最醒目位置對金融工作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建設金融強國》。

這篇文章是兩年前（2024年1月）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原文節錄，其核心觀點在兩年前的新聞中就已報道過，但這份講話的原文卻是首次公開披露。

通過對比這份講話原文與兩年前的新聞報道，我們能夠讀出不少原汁原味的話，也能對兩年前已公開的觀點產生更加深入的認知。本文野望谷就為大家逐一做個梳理，并將關注點著重放在這次新披露的講話內容原文上，對于兩年前已經公開過的觀點則不再重復。

（以下紅色加粗字體是本次《求是》新披露的講話原文節錄，黑色普通字體是野望谷的解讀分析）

（一）“金融系統出現的許多問題，根源就在于金融領域不少單位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不力，落實黨的領導弱化虛化，黨的政治建設薄弱，黨風廉政建設抓得不緊。”

這份講話把“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總結為了“八個堅持”，“八個堅持”中擺在第一條、“居于統領地位”的就是“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講話對金融系統此前存在的問題作了一針見血地點出，并使用了“貫徹不力”、“弱化虛化”、“建設薄弱”、“抓得不緊”這樣帶有鮮明問題導向的措辭。

對此，《求是》在本期第二篇評論文章中做了進一步闡釋：確保金融工作要始終服從和服務于大局的考量就在于，要避免西方國家那種由“金融寡頭”綁架公共政策、從而加劇社會撕裂的困境；過去兩年多里新組建了中央金融委（及中央金融辦）、中央金融工委，就是對這條要求的貫徹落實。

此前野望谷在分析中央金融委、中央金融辦、中央金融工委、中央金融紀工委這幾個新機構的區別時曾說過：

“集中統一領導”體現在黨建上，但又不止體現在黨建上；比如2022年機構改革后新組建的中央金融工委是抓黨建的，而新組建的中央金融委（中央金融辦）卻是要管金融業務的。要求金融系統重視黨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終目的是要確保金融系統開展的各項金融業務都能不偏不倚地符合國家的大局和導向。

（二）“我們黨領導的金融事業，歸根到底要造福人民，與一些國家金融為資本服務、為少數有錢人服務的本質截然不同。”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是“八個堅持”中的第二條，它跟上面說的第一條算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通過這句話我們能看出，要求金融工作要“以人民為中心”并不是虛的，而是有著明確、具體的指向的，那就是金融系統不能光想著“為資本服務、為少數有錢人服務”，也就是不能只圍著“錢”打轉，只有這樣才能“站穩人民立場”。

過去這幾年，不論是把普惠金融、養老金融納入“金融五篇大文章”，將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還是由財政對消費貸款提供貼息，要求銀行增加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經營貸款的發放規模和覆蓋面，央行統一修復個人征信系統里的信貸逾期信息，監管嚴格限制互聯網貸款的利率定價上限，監管嚴厲打擊對貸款逾期者的不當催收，等等諸如此類皆是要求金融系統要扶危助困、造福人民、站穩立場的體現。

（三）“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的天職。如果熱衷于自我循環、自我膨脹，金融就會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遲早釀成危機。”

對于金融應服務于實體經濟這一要求，相信所有金融機構和金融從業者們早就都了然于胸了。而通過這句話我們便更能明白，要求金融服務實體的考量并不僅在于需要以實體經濟為綱，還在于要防止金融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從而“釀成危機”。

對此，《求是》在本期第二篇評論文章中做了進一步闡釋：如果金融系統像西方國家那樣以資本自我增殖為終極目的，那么就極易導致“脫實向虛”和系統性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漫長余波即是明證。

“自我循環、自我膨脹”、“脫實向虛、空轉套利”很明顯都不是褒義詞。所謂金融供給側改革，內容之一就是看金融系統有沒有把服務實體經濟當成自己的“天職”。

（四）“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特征和優勢是國有金融機構占主體，但存在間接融資和債權融資比重偏高、金融服務普惠性不足等問題，還存在金融泛化、亂辦金融、大量非法金融活動。”

對于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究竟該怎么改，這句話指明了三個要點：

第一，國有金融機構占主體的格局，不僅是我國金融機體系的“特征”，更是我國金融體系的“優勢”。

未來，國有金融機構在各種所有制類型的金融機構中還要繼續居于主體地位，國有資本對金融系統的控股比例只可能被加強、不可能被削弱。

第二，間接融資和債權融資比重偏高、金融服務普惠性不足，是兩個突出的問題。

為什么在2018年、2023年那兩次機構改革中，都并未出現此前坊間傳言的“大一統金融監管格局”，而是將證監會的建制單獨保留了下來呢？原因就在于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的運行邏輯不同，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發展成熟度不同，對股權融資與債權融資賦予的期待值不同。所以，承擔著發展資本市場、增加直接融資、做大股權融資之重任的證監會也就有了繼續單獨存在和運行的必要。

至于金融服務普惠性不足的問題，估計會繼續從貨幣政策和金融工具、監管指引和窗口指導、國有金融機構發揮表率作用這三個維度，繼續加以改善。

第三，“金融泛化、亂辦金融”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其性質約等于“非法金融”。

按照這個要求，實體企業、尤其是擁有資本和資源先天優勢的大型國有企業涉足金融的現象一定會被遏制，處于監管模糊地帶的泛金融、類金融行業的終局要么是被“收編”、要么就是被“洗牌”，無牌照經營金融業務的行為一定會被禁止，金融屬于中央事權的定位一定會被繼續強化。

（五）“金融對外開放必須確保國家金融和經濟安全，既要防范開放本身帶來的風險，還要防范博弈對手蓄意制造的風險。要把握好開放的節奏和力度。”

所謂“堅持統籌金融開放和安全”，與這兩年來屢次提及的在經濟工作中要“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的要求是一脈相承的。也就是說，不能一味只追求發展、追求增長，還要看到隱藏在發展和增長背后的風險，尤其是國際地緣形勢、大國博弈關系、經貿脫鉤斷鏈、世界動蕩和變亂交織所帶來的風險，乃至于“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具體到金融領域，這種風險主要就藏在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上，尤其是“要防范博弈對手蓄意制造的風險”。金融安全也屬于國家安全的一部分，不能高估了對手的善意，不能低估了披著正當經貿合作外衣的國際對抗較量之本質。

所以，盡管金融對外開放的基本路線不會改變，但這種開放須以確保安全為前提，因此“開放的節奏和力度”就需要精準把握、有所取舍。只有準備充分了的、有信心能抵御住風險的金融領域才可對外開放，至于尚未準備充分的、沒有十足把握能抵御住風險的金融領域就不急于對外開放，比如跨境金融、數字貨幣等等。

（六）“金融政策的收和放不能太急，防止大起大落。”

這句話是對“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中“穩”這個字的闡釋，意思就是：金融領域的各種政策出臺都不能想一出是一出，一會兒大收、一會兒又大放，讓市場感到大起大落、無所適從，這樣也會損害金融監管的公信力和權威性。

就當下來說，對金融政策“穩”的要求首先就體現在貨幣政策上，也就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要繼續穩，人民幣的匯率幣值要繼續穩。對此，《求是》在本期第二篇評論文章中說得非常明白：

“現階段，適應外部環境變化影響加深、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的新形勢，要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

這就是說，盡管內需主導的總綱已然確立，但國內市場“供強需弱”的主要矛盾并未扭轉，因此“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取向在短期內不會改變。

2026年，通縮的現象一定要極力避免，相關部門在執行貨幣政策時會更多盯緊“促進物價合理回升”的訴求。12月CPI、PPI雙雙實現了回升，至于2026年會對CPI設定怎樣的預期目標，估計在3月份的兩會上就將見分曉。

（七）在建設金融強國的六大關鍵核心要素（即“六個強大”）中，貨幣要做到“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外匯市場廣泛使用，具有全球儲備貨幣地位”，金融機構要做到“具有全球布局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國際金融中心要做到“能夠吸引全球投資者，影響國際定價體系”，金融監管要做到“在國際金融規則制定中擁有強大話語權和影響力”。

建設金融強國需具備六大關鍵核心要素——“擁有強大的貨幣、強大的中央銀行、強大的金融機構、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強大的金融監管、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這個說法在兩年前就已廣而告之了。然而對于這“六個強大”究竟該如何理解，此次披露的講話原文才首次給出了權威解答。

關于“強大的貨幣”，關鍵是要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國際結算、國際金融、國際投資中的計價和使用占比，提高人民幣在各國央行資產儲備中的占比。

要明白，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是一項頂層設計，過去這些年來國家不遺余力地推動在國際貿易和國際信貸中更多使用人民幣進行支付和結算、推動CIPS落地生根、央行資產儲備去美元化等等，都是圍繞這個總要求而展開的。

關于“強大的金融機構”，關鍵是要增強國內金融機構的海外布局能力和國際競爭力，這就意味著國家鼓勵金融機構“走出去”，多建立海外分支機構，多參與海外金融市場，多跟外國金融機構建立協同，多發行跨境和離岸金融產品，多向跨境和離岸客戶提供金融服務。

同時，評判金融機構國際競爭力的一條簡單標準就是“身位排名”。所以過去兩年來，國家通過注資來增強國有大型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實力，推動券商之間的合并重組，推動大中型銀行收購、兼并、重組地方小型城商行農商行，其背后都暗含了這個邏輯。

關于“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關鍵是看能夠吸引到多少外國投資者和金融機構，在國際金融市場定價體系中有多大話語權。而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確定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就只有兩個——上海和香港。

對此，去年底王江曾撰文指出：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職能更加綜合，股權、債券、貨幣、外匯、黃金、結算、金融科技要面面俱到，一個直接的評判標準就是“提高上海金融市場價格影響力，推動更多金融機構、國際金融組織集聚落戶上海”；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職能則更為聚焦，主要就是打造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關于“強大的金融監管”，關鍵不是看監管部門對國內金融機構的監管到不到位、有不有效、健不健全，而是看我們的金融監管能力跟國際同行相比究竟成色幾何，比如能不能影響、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國際金融運行規則的制定，甚至會不會有朝一日出現“中國版的巴塞爾協議”。

通過上面這些話我們就能體會出，“金融強國”的“強”是服務于大國博弈的，“金融強國”這個詞匯是要放到國際大環境的語境中去說的。

“建設金融強國”的著眼點主要不在于金融系統跟自己的過去相比進步有多快、也不在于金融系統在服務實體經濟和堅持人民立場上做得有多好，而在于我們的金融系統被放到世界舞臺上后還能有多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能不能在全球金融格局中居于引領位置。

（八）“我國金融機構門類齊全，關鍵是要錯位發展、優勢互補，在服務實體經濟上各司其職、各展所長。各類金融機構都要堅守初心、回歸本源。”

這句話的內涵在于，各家金融機構們若還像過去那樣一味求大、求全、求規模、求增長，并不會得到鼓勵。相反，“錯位發展、優勢互補”、“各司其職、各展所長”、“堅守初心、回歸本源”才是對各家金融機構們的新要求，最終在整體上達到一種各個金融機構“分工協作”的交織格局。

也就是說，評價一家金融機構干得好不好的標準，將不再是這家金融機構披露在年報或財報中的各種數字或比率，而是看這家金融機構有沒有準確找到自己在全局中的位置、有沒有準確發掘并展示出自己與眾不同的經營特色、能否對金融系統整體起到一種有機補充作用、能否始終堅持自己的特色而不被外界誘惑所干擾。

這次中央金融辦和中央金融工委也在《求是》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話就是“推動各類金融機構專注主業、完善治理、錯位發展，在有效服務實體經濟上優勢互補、各展所長”。

說得再明白一些就是，各家金融機構不光要學會善于在“一盤棋”中當好一枚“棋子”，而且還要做一枚與眾不同的、功能獨特的、能夠為棋盤全局制勝提供助力的、同時又能與其他棋子相互協同的“棋子”，最后還要懂得堅守住自己的這一特色定位、不能被其他看似更大紅大紫但實則功能定位與己不同的棋子給攪亂了初心。

就以銀行業為例，王江曾在去年底的撰文中針對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地方中小型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的職能定位做出過概括：

“支持國有大型金融機構進一步當好服務實體經濟的主力軍和維護金融穩定的壓艙石，不斷做優做強。穩步有序推動中小金融機構兼并重組、減量提質，扎根當地開展特色化經營。推動政策性金融機構進一步聚焦服務國家戰略，主要做商業性金融機構干不了、干不好的業務。”

（九）“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見利忘義一向為君子所不齒。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雙重屬性，盈利要服從功能發揮。”

這句話傳遞出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先義后利，義大于利；為義舍利乃高尚品行，見利忘義乃君子不齒。

“利”指的自然就是盈利，“義”指的則是功能發揮（比如有沒有堅持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有沒有服務實體經濟、有沒有踐行“金融五篇大文章”、有沒有助力“金融強國建設”、有沒有錯位發展各司其職回歸本源等等）；不否認金融的盈利屬性，但是金融的盈利屬性必須服從于功能屬性。

對此，《求是》在本期第二篇評論文章中做了進一步闡釋：“當前，一些金融機構和從業人員將利潤最大化作為唯一目標，一切向“利”看，反映出正確義利觀的缺位。以義取利，不唯利是圖，其核心是確立“盈利要服從功能發揮”的優先序。這要求金融活動必須錨定提升實體經濟效率、增進社會福祉這一根本“大義””。

那么按照這個要求，金融機構為了利潤增長而忽視自己在大局中的功能發揮便不再可取，“將利潤最大化作為唯一目標，一切向“利”看”更是一種需要糾正的錯誤業績觀。不論是金融機構外部的股東、投資者，還是金融機構內部的高管、員工，都不能再對金融機構的利潤增長抱有過高期望。

當然了，這也不是說金融機構就不能有利潤了。根據此前的“反內卷”要求，金融行業的利潤應被控制在“合理”的區間內。

（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金融行業要樹立正確的經營觀、業績觀和風險觀，穩健審慎經營，既看當下，更看長遠，不貪圖短期暴利，不急躁冒進，不超越承受能力而過度冒險。”

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里，35歲現象在國內金融行業是屢見不鮮的，巴菲特式投資理念在國內金融市場是失效的。因為“賺快錢”才是那一時期金融系統的主流價值觀，有了速度就有了規模、有了規模就有了一切，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但很顯然，這種“唯速度論”的思想已經被明令破除了。

過去幾年來，不論是資本市場強調中長期機構資金入市，強調培育耐心資本，還是各家金融機構對基金經理建立隨基金業績表現而走的新型考核體系，對銀行從業者建立與風險聯動的薪酬追索扣回機制，其背后都是這個邏輯。

若置于更大的背景下來看，此舉跟國家對“唯GDP論”觀念的摒棄、跟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節奏也是不謀而合的。當然了，若對照發達國家的歷史來看，這也是我們必然會經歷的一個轉變過程，美國、日本、歐洲當年都走過類似的路。

（十一）“關鍵是解決好金融為誰服務、為什么創新問題”，“不能搞偽創新、亂創新。”

野望谷認為，金融創新有三種：

其一是“規則創新”，規則創新只能由政府部門和金融監管機構來決策和推行，金融規則創新本質上就是法治水平、監管能力、開放程度、包容尺度的體現，背后道理都不難，關鍵是金融監管機構是否肯接受；

其二是“產品創新”，產品創新的主體是金融機構，由于金融事實上就是一種數字加文字的游戲，因此金融產品創新說白了就是對文字條款和賬面數字進行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排列組合，而且這種排列組合必須能經受得起推敲和質疑；

其三是“技術創新”，比如應用大數據、區塊鏈、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對傳統金融業務進行了優化改良，甚至是顛覆了原有的金融產品模式，創造出了此前亙古未見的金融新品類，比如web3、數字貨幣等等。

這三種金融創新中，金融系統自己能夠決定的只有前兩種，因為第三種“技術創新”所依賴的“技術”是無法在金融領域里原生出來的。

因此，狹義概念上的金融創新主要就是指金融監管部門的規則創新和金融機構的產品創新。這份講話中強調的“金融為誰服務、為什么創新”、“不能搞偽創新、亂創新”，主要針對的應該也是狹義上的金融創新。

對此，《求是》在本期第二篇評論文章中做了進一步闡釋：“曾經一個時期，一些金融機構為能在短期內獲得高額利潤，競相發展“影子銀行”相關業務，導致金融風險不斷積累和暴露。這警示我們，缺乏審慎約束的所謂“創新”與“增長”終將反噬自身。”

上面這句話中提到的“影子銀行”，恰好就屬于上述金融創新的第二種形態——“產品創新”。

因此從這個角度說，未來如果一項金融創新屬于是金融機構自發的“產品創新”，且金融機構推出這項產品創新的動機只是為了“盈利”而非為了“功能”、或者只想到了“速度”卻忽視了“長遠”的話，那么這項創新究竟還應不應上馬、能不能上馬，可能就需要好好掂量掂量了。

（十二）“不能靠鉆法規和制度空子、規避監管來逐利，更不能撞紅線、沖底線，游走于法外。”

這句話是對金融合規守法經營的再強調。假如放到十年前來看，這句話主要針對的或許是彼時在金融市場上呼風喚雨不可一世的“資本大鱷”、“野蠻人”，以及那些游走在監管灰色模糊地帶的“影子銀行”們。

但若放到十年后的今天來看，這句話主要針對的或許是伴生在持牌金融機構周圍的互聯網平臺、金融科技企業們，以及在金融系統中執業的管理者和員工們，監管要“長牙帶刺、有棱有角”的要求對于金融市場上的小兵小將肯定也一樣適用。

王江在去年底的撰文中說：“堅持管合法更要管非法、管行業就要管風險，健全兜底監管機制，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納入監管，強化從準入到退出全過程全鏈條監管”，“全面加強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一些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在2026年度工作會議中弱化了對“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表態，這背后或許是非國有銀行在承擔政策性金融任務時的集體退潮——對于這一觀點是否站得住，野望谷覺得這次《求是》雜志已經為此作了明白無誤的注腳。

近期國內外發生了不少大事，對此野望谷的私域渠道都有持續在做剖析解讀。再次提醒，如果您是在2026年春節之前加入星球的話，那么2025年7月1日之前的內容都還可以無障礙瀏覽；

如果您是在2026年春節之后加入星球的話，那么2025年7月1日之前的內容就將被全部覆蓋。

眼下距離2026年春節就只剩下最后半個月了，點擊下方鏈接即可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