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應收賬款保理”和“未來應收賬款保理”有哪些區別？

保理相關法律規定

《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條：應收賬款債權人將現有的或者將有的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資金融通、應收賬款管理或者催收、應收賬款債務人付款擔保等服務的合同。

《民法典》出臺前，對保理業務進行規范的規范性文件主要為：

2014年4月銀監會發布的《商業銀行保理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以及中國銀行協會2010年4月發布的《中國銀行業保理業務規范》。

《暫行辦法》第六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保理業務是以債權人轉讓其應收賬款為前提，集應收賬款催收、管理、壞賬擔保及融資于一體的綜合性金融服務。債權人將其應收賬款轉讓給商業銀行，由商業銀行向其提供下列服務中至少一項的，即為保理業務：應收賬款催收、應收賬款管理、壞賬擔保、保理融資。以應收賬款為質押的貸款，不屬于保理業務范圍。

《暫行辦法》第十三條　商業銀行應當根據自身內部控制水平和風險管理能力，制定適合敘做保理融資業務的應收賬款標準，規范應收賬款范圍。商業銀行不得基于不合法基礎交易合同、寄售合同、未來應收賬款、權屬不清的應收賬款、因票據或其他有價證券而產生的付款請求權等開展保理融資業務。

《民法典》明確將“將有的應收賬款”納入可以敘做保理的應收賬款范圍。

從規范層級上看， 《暫行辦法》為規章 ， 效力低于作為法律的《民法典》 ; 從頒行時間上看，《暫行辦法》在先，《民法典》在后; 從調整對象看，《管理辦法》 是對商業銀行的經營行為監督管理，《民法典》是對保理合同雙方合同效力關系的界定。

《暫行辦法》不調整合同關系，就司法審判角度而言， 應以《民法典》第 七百六拾一條的規定為據， 認定此種保理合同有效， 而不應以作為規章的《暫行辦法》的管理性規定為據，認定無效。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國人民銀行令〔2019〕第4號《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以下簡稱“《登記辦法》”）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應收賬款是指權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貨物、服務或設施而獲得的要求義務人付款的權利以及依法享有的其他付款請求權，包括現有的和未來的金錢債權，但不包括因票據或其他有價證券而產生的付款請求權，以及法律、行政法規禁止轉讓的付款請求權。

本辦法所稱的應收賬款包括下列權利：

（一）銷售、出租產生的債權，包括銷售貨物，供應水、電、氣、暖，知識產權的許可使用，出租動產或不動產等；

（二）提供醫療、教育、旅游等服務或勞務產生的債權；

（三）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市政工程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項目收益權；

（四）提供貸款或其他信用活動產生的債權；

（五）其他以合同為基礎的具有金錢給付內容的債權。

第三十四條　權利人在登記公示系統辦理以融資為目的的應收賬款轉讓登記，參照本辦法的規定。

上述兩條也體現出人民銀行對未來應收賬款轉讓也持肯定態度。

現有應收賬款保理業務相關問題

（一）應收賬款不真實是否會導致保理合同無效？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條的規定，“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以虛假的意思表示隱藏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依照有關法律規定處理?！?/p>

第七百六十三條規定，“應收賬款債權人與債務人虛構應收賬款作為轉讓標的，與保理人訂立保理合同的，應收賬款債務人不得以應收賬款不存在為由對抗保理人，但是保理人明知虛構的除外?！?/p>

《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四條“應收賬款債權人與債務人虛構應收賬款作為轉讓標的，與保理人訂立保理合同的，應收賬款債務人不得以應收賬款不存在為由對抗保理人，但是保理人明知虛構的除外?！?/p>

通過第七百六十三條側重強調了保理人的合理信賴利益。

關于虛偽同謀在保理法律關系中的適用即為 :若保理人善意無過失，則無論轉讓的應收賬款是否真實，債務人均應按照基礎交易合同的規定向保理人承擔責任。

《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保理公司證明應收賬款真實性的義務和責任，但是保理公司仍應謹慎盡職調查和確認擬受讓的應收賬款的真實性，及時全面地留存相應的證明，避免不必要的責任承擔擴大損失。

對保理人善意無過失的標準——“明知”的規定不同于《民法典》對其他“善意”的規定 ，只有保理人“事實上知道”應收賬款為虛構時，債務人才能以此為抗辯。因此，如何構成“事實上知道”則為成為對保理公司極為重要的證明， 這里實際上暗含了保理人的注意義務以及屆時的舉證義務。在司法實踐中，法院認為保理人只要盡到了審慎的注意義務，對基礎交易合同、貨權轉讓憑證及應收賬款轉移憑證等文件進行了必要的調查和核實，且以上文件足以使保理人 相信應收賬款為真實，在此基礎上，若買方無法舉證保理人的“明知”，無客觀證據指向保理人實際明知甚至指導了相關當事人虛構基礎合同或應收賬款，則買方提出“基礎交易不存在，應收賬款虛構等”，甚至“基礎交易違法涉刑”等抗辯，也難以得到法院的支持。

（二）應收賬款已約定禁止轉讓是否會導致保理合同無效？

《民法典》出臺前：

保理商若明知應收付款已約定不得轉讓的情形下，仍與債權人簽訂保理合同,則保理商將喪失向應收賬款債務人主張付款的權利，但這并不影響保理合同的效力。

《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五條第二款“當事人約定非金錢債權不得轉讓的，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當事人約定金錢債權不得轉讓的，不得對抗第三人”。

根據該條的立法精神來看，法院以后可能會顛覆案例二的裁判規則，傾向于采納保理商可以取得應收賬款的觀點。

（三）有追索權的保理中追索權和求償權能否并存？

第七百六十六條 【有追索權保理】當事人約定有追索權保理的，保理人可以向應收賬款債權人主張返還保理融資款本息或者回購應收賬款債權，也可以向應收賬款債務人主張應收賬款債權。

保理商可同時向債權人和債務人主張，而不是只能擇一主張。當然為了避免出現保理商的“雙重受償”，債權人或債務人任何一方對保理商的清償或部分清償，都應相應免除另一方的清償義務。

案例三從程序性角度論證了追索權與求償權之訴的訴訟標的是共同的，屬于必要共同訴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法院應當合并審理；

（四）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效力、主體

保理合同分類中可以分為明保理和暗保理，兩者區別在于是否將應收賬款轉讓事實通知債務人。

原《合同法》第八十條第一款規定，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債權人轉讓權利的通知不得撤銷，但經受讓人同意的除外。該條未明確規定債權受讓人是否有權直接通知債務人并主張權利，有人認為通知主體只能是債權轉讓人，該觀點完全從字面意義推導，忽視了條文的立法意圖。

《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六條規定：債權人轉讓債權，未通知債務人的，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

承繼了《合同法》第八十條的做法，仍未明確賦予債權受讓人直接通知債務人的法律效力；但在保理合同第七百六十四條保理人向應收賬款債務人發出應收賬款轉讓通知的，應當表明保理人身份并附有必要憑證。該條規定賦予了保理人直接通知債務人的權利，同時要求保理人應當表明保理人身份并附有必要憑證。

此條極大程度地方便了保理人確權。既降低了債務人的核實成本，又為保理人提供了行權通道。

但是，債權轉讓登記對債務人不當然產生效力。

現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以及規范性文件均沒有關于債權轉讓登記對債務人產生債權轉讓通知效力的規定。債權轉讓登記也不是強制性規定，本質上是行政服務行為，其登記行為仍不改變債權的相對性的本質，若賦予債權轉讓登記對債務人產生效力，則間接要求債務人時刻查詢對外債務的義務，加重了債務人的責任。

（五）應收賬款多重轉讓的順序問題

多重轉讓涉及的主要是債權轉讓對其他第三人效力以及債權交付時點問題，《民法典》出臺以前由于缺乏應收賬款登記的法律規定，多重轉讓導致爭議較多。

《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八條 應收賬款債權人就同一應收賬款訂立多個保理合同，致使多個保理人主張權利的，已經登記的先于未登記的取得應收賬款；均已經登記的，按照登記時間的先后順序取得應收賬款；均未登記的，由最先到達應收賬款債務人的轉讓通知中載明的保理人取得應收賬款；既未登記也未通知的，按照保理融資款或者服務報酬的比例取得應收賬款。

《民法典》首先認可的是登記優先，其次是通知優先，最后并不是合意優先，而是在均有合意的情況下按保理融資款或者服務報酬的比例取得應收賬款。

需要注意的是，由保理人發出債權轉讓通知，是保理交易中的特殊規定，不能當然反推適用于一般債權轉讓當中。

未來應收賬款保理業務相關問題

（一）什么是未來應收賬款

國際規定：

（1）國際統一私法協會1988年制定的《國際保理公約》第5條

（2）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2001年通過的《聯合國國際貿易應收賬款轉讓公約（草案）》第8條第1項

上述文件條約均認可未來應收賬款敘做保理，但同時均要求，該未來應收賬款應當是可確定的。

根據《商業銀行保理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未來應收賬款是指合同項下賣方義務未履行完畢的預期應收賬款。這種應收賬款與“現有應收賬款”的區別在于該合同項下的賣方義務尚未履行完畢，致使買方的付款條件并未完全成就，如貨物或服務尚未完全交付及驗收。這種應收賬款的債權債務雙方、債權金額、付款時間均是相對確定的，但應收賬款的收回仍依賴于賣方的義務履行。

在《登記辦法》所列舉的幾種應收賬款中，有一種較為特殊——“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市政工程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項目收益權”。這種收益權應收賬款是建立在公共基礎設施等具有特許經營、行政管理、公共服務特性的收益權基礎上產生的，債權金額的可期待性以及穩定性較高，比較典型的有景點的門票收入、高速公路的收費、水電費等。該類應收賬款的賣方是特定的，買方的主體以及債權的具體金額卻是無法明確的。但鑒于其較高的可期待性，在實踐中被認定為保理應收賬款的接受度還是比較高的。

此外還存在一種爭議較大的未來應收賬款，其僅依賴于一定的交易習慣和慣例形成，比如大型超市的pos機刷卡收入、股權收益、投資收益等。這種應收賬款買方的主體存在不確定性，在債權金額上雖然存在一定的規律，但相對前一種未來應收賬款顯然在預期可得收益方面確定性較低，這種應收賬款能否作為未來應收賬款來開展保理業務也是眾多保理企業存在困惑的。

（二）敘做保理的未來應收賬款應當具備合理可期待性和相對確定性

目前法院對商業保理企業開展以“未來應收賬款”作為保理標的，主要審查該債權形成是否具備“合理的可期待性”和“確定性”。

1.合理的可期待性

就“合理的可期待性”，結合相關的司法判例，我們認為該應收賬款應該已經具備了基礎的合同關系，債權債務的雙方主體是較為明確的，債權可以基于債務人的實際履行得以實現。如果是尚無基礎的合同關系，僅僅是一種不確定主體的期待性應收賬款，對于債權債務人均沒有直接的約束力，則期待性是值得商榷的。

2.相對確定性

“相對確定性”可以在多個維度進行解釋，如債權債務的主體、應收賬款的性質與類型、應收賬款的金額等等，但從實際的保理業務來看，保理應收賬款的金額以及還款來源其實是保理業務的核心。只有在還款來源相對確定的情況下，該應收賬款才具有相應的合理期待性。

實踐中，因未來債權不同于現實應收賬款債權，需根據基礎交易合同的交易對手、交易標的、債權性質等債之要素綜合判斷其是否具有相對確定性。如該種未來債權在債之要素上具有相對確定性，則對該種未來債權的期待亦成為合理，民事主體即可因此而生相應期待利益。

在（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9918號案件中，被告公司亦以其主營業收入來源（消費者在POS機上刷卡消費確認的資金）作為保理應收賬款向原告商業保理公司申請保理業務，并以定期定額的方式進行回購，法院則認為該案涉及的未來應收賬款系被告公司于未來商業活動中可能產生的約定金額之債，該種約定金額的將來債權是否具有合理可期待性質，應以此類將來債權是否具有相對確定性為主要判斷依據，涉案雙方僅就所涉將來債權作了期間上的界定，對于交易對手、交易標的及所生債權性質等債之要素均未提及，亦無其他可對該將來債權予以確定的約定，難以認定本案所涉將來債權已相對確定。據此認為，其定期定額回購其實是一種還款，最終該業務被認定為“名為保理實為借貸”，且因為違反強制性規定無效。

未來應收賬款保理業務風險及應對措施

來源｜錦天城律師事務所、保理法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