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成國：增強社會韌性的理論意蘊及實踐路徑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把“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列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一項重要原則，鮮明提出“增強經濟和社會韌性”的要求。我們必須深學篤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治理的重要論述精神，把增強社會韌性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切入點，更好地統籌發展和安全，以高效能治理促進高質量發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

增強社會韌性的內在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經濟和社會“韌性”問題，先后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指出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力大，強調社會治理要更加注重韌性，做到平戰結合、快速響應，要求全面推進韌性安全城市建設，等等。這些重要論述，敏銳把握時與勢，深刻洞察危與機，統籌兼顧穩與進，彰顯了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大邏輯、大趨勢的清醒認識和科學把握，標志著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增強社會韌性的戰略要求，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彰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人民性、原創性、時代性特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具有堅實而深刻的內在邏輯。

增強社會韌性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治理學說的豐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明確將“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視為考察社會歷史的方法論前提，揭示了社會發展進步的主體和牽引動力。毛澤東在組織和動員人民群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方面進行了開創性的探索，強調“一切依靠最廣大群眾力量去解決問題”，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力量源泉。鄧小平提出在發展中解決社會問題，認為社會管理的重點是維護穩定、管理服務，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闡明了社會發展的方法路徑。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巨大的政治智慧、理論智慧，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圍繞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為續寫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奠定了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濤洶涌也不行。要講究辯證法，處理好活力和秩序的關系，全面看待社會穩定形勢，準確把握維護社會穩定工作，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增強社會韌性的重要意義、目標指向、方法路徑，科學回應了如何確保社會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的時代之問，系統闡明了新時代社會治理的發展方向、價值取向、理念原則等重大問題，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社會治理學說新境界。

增強社會韌性是“第二個結合”在社會領域的生動運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祖先曾創造了無與倫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這其中的精髓之一”“自然與社會的和諧，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和諧，我們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們民族的凝聚力、創造力也正基于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著應對風險挑戰的豐富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觀念，為增強社會韌性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資源。強調“民為邦本”“仁者愛人”，為增強社會韌性提供了人民性證成；強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為增強社會韌性提供了系統性證成；強調“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為增強社會韌性提供了前設性證成；強調“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為增強社會韌性提供了包容性證成；強調“自強不息”“多難興邦”，為增強社會韌性提供了過程性證成；強調“日新又新”“其命維新”，為增強社會韌性提供了創新性證成；等等。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和合”文化，為增強社會韌性提供了價值論范式、方法論框架。

增強社會韌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集中體現。來自于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政治優勢。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以前瞻的價值引導力、高效的組織動員力、強大的利益協調力為增強社會韌性提供了動力支持，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雄辯地證明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社會有效應對內外沖擊、保持長期穩定的根本保證。來自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本質，就是將超大規模國家所擁有的龐大資源和發展勢能，通過高效的組織體系凝聚起來，指向同一個戰略目標。這種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經驗積累，是增強社會韌性的關鍵所在，確保了無論外部環境如何風云變幻，國家和社會都能處變不驚、步調一致克服艱難險阻，奮發圖強創造新的輝煌。來自于人民至上的價值優勢。人民至上是貫穿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主線，也是增強社會韌性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源泉。正是因為始終將人民置于最高位置，緊緊依靠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我國社會才能在面對風險挑戰時激發出強大的內生動力、構筑起堅實的群眾基礎。來自于群眾廣泛參與的組織優勢。群眾廣泛參與，是黨的組織優勢和基層基礎優勢的鮮明體現。近年來，大量社會組織、社會力量應運而生，廣大人民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提升的熱情空前高漲，“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不斷健全，全體人民團結成“一塊堅硬的鋼鐵”，形成萬眾一心、無堅不摧的磅礴力量，為增強社會韌性奠定了堅實基礎。來自于全面依法治國的保障優勢。當前，全面依法治國總體格局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越走越寬廣。全面依法治國為增強社會韌性注入了秩序的確定性、共識的廣泛性和規則的剛性，使我國社會始終在成熟、穩定、權威的法治體系內應對各類風險隱患，鞏固提升了復雜不確定環境中我國社會抗沖擊、快恢復、促成長的能力。

增強社會韌性的現實考量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增強社會韌性重要論斷的提出，是對當前世情、國情、社情的主動適應和現實回應，本質是在變局中開新局的主動作為，是在不確定性中尋求動態平衡的治理智慧，體現了對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系統各要素、各環節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內在機理的敏銳洞察和深刻把握，推動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

強大的社會韌性是應對超大規模國家復雜性的“穩定器”。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制約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因素還大量存在。特別是發展方式之變、結構優化之急、動力轉換之需、活力激發之迫，要求我們以歷史主動精神不斷破除制約發展的制度壁壘，構建更加科學、精準、協同、可持續的治理體系，真正以韌性之基筑牢安全發展屏障。唯有把握好危與機、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辯證關系，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才能確保現代化進程不因局部風險引發系統性震蕩，確保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

強大的社會韌性是抵御外部風險挑戰的“護城河”。增強社會韌性，前提是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沒有安全和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在不確定性成為全球發展底色、防范風險疊加成為治理新常態的當下，增強社會韌性的核心要義就在于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既關注當前的安全問題，更著眼未來的安全挑戰，既關注傳統安全，又關注非傳統安全，既用確定的規則和相機決策應對已知風險，又依據制度框架和前瞻思維應對潛在風險；就在于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時刻做到心中有數、趨利避害，主動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環境，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這條底線。

強大的社會韌性是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的“變壓器”。高質量發展是首要任務，為經濟社會發展確立導向；高水平安全是內在要求，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保障，兩者統一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實踐。增強社會韌性既是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義，也是高水平安全的核心內涵，意味著社會系統在追求發展的同時，具備強大的風險緩沖能力、環境適應能力和自我修復能力，能夠實現在發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謀發展的良性循環。這就要求把統籌發展和安全作為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大原則，既不能脫離具體的發展來談安全，也不能脫離具體的安全來談發展。

強大的社會韌性是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的“調適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正由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主要任務的發展型改革階段，轉向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為主要任務的治理型改革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說，增強社會韌性，本身就是治理型改革的重要內容。面對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多元化多層次需求，唯有創新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才能以社會韌性的實效推動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

強大的社會韌性是人類社會治理的“新愿景”。當前，全球治理體系與時代發展需求之間的不適應、不匹配和不協調問題日益突出，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增強社會韌性是人類社會治理的共同追求，是一個全新的實踐課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把握發展和安全、活力和秩序的平衡點，正確處理民主與專政、維權與維穩、打擊與保護、管理與服務等辯證關系，以高效的國家治理、強大的社會韌性續寫了兩大奇跡新篇章。“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形成鮮明對比，極具中國特色的社會韌性治理方案為人類實現社會全面發展提供了中國智慧，極大地豐富了人類社會治理的工具箱。

增強社會韌性的實踐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縱觀各國治理實踐，如果社會治理跟不上經濟發展步伐，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不僅經濟發展難以為繼，整個社會也可能陷入動蕩。”增強社會韌性、實現活力與秩序的統一，是社會治理效能的最佳體現。新時代新征程，要求我們從轉變社會治理理念、方式、動力、重心、方法入手，大力推進社會韌性治理的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進一步激活社會治理主體韌性、制度韌性、方式韌性，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

聚焦靈活適應，更加注重剛柔并濟。傳統社會治理模式受行政管理思維慣性影響，往往將活力與秩序二元對立，簡單依靠打壓管控、硬性維穩，忽視了社會調節和居民自治，導致社會治理“剛性有余、韌性不足”，容易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活力與秩序的有機統一是韌性社會的顯性特征，要堅持以剛柔并濟、靈活適應、預防在先、常態長效、多元共治的韌性治理理念為牽引，推動實現被動處置向主動預防、剛性維穩向柔性維穩、運動式執法向常態化治理、單向管理向協同治理轉變，在維護良好社會秩序的同時，促使社會活力充分迸發。站在新起點上，要更加注重靈活適應，從更新理念入手，以社會活力提升社會治理的內生動力，以社會秩序保障社會活力的充分釋放，努力在剛柔并濟的動態平衡中達成活力和秩序的有機統一。

聚焦多元共治，更加注重系統集成。當前，如何充分激發多元主體參與的內生動力、更好發揮社會協同作用、最大限度凝聚合力，日益成為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的現實課題。唯有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才能以治理共同體的主動適應性和內在循環性，構筑防范化解風險、維護安全穩定的銅墻鐵壁。注重構建完善黨委領導下的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韌性治理體系，推動社會主體不斷提升自我組織、自我協商、自我修復能力。堅持專群結合，推動把平安建設、社會治理工作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讓人民群眾成為社會治理的直接參與者、最大受益者、堅定支持者。站在新起點上，要更加注重要素集成、協同共治，充分調動多方力量，努力將多元主體潛能轉化為風險治理的強勁韌性，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聚焦常態長效，更加注重改革創新。韌性治理是基于時代特征、現實所需應運而生的一種新的治理方式，是社會治理系統基于環境復雜變遷而作出的系統性調整，關鍵在于以改革創新的勇氣破除制約社會領域高效能治理的體制機制障礙。深化體制機制創新，是增強社會韌性的關鍵抓手，是“風險社會”時代和復雜社會系統背景下的必然選擇，有利于主動塑造風險演進態勢，提升前瞻預防風險隱患、主動塑造安全穩定能力。站在新起點上，要進一步強化“塑造是更高層次更具前瞻性的維護”的理念，構建完善穩定高效、協同整合、聯動集成的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體系，構建完善公正、高效、權威的執法司法工作體系，全面推進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著力提升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的能力和水平。

聚焦預防在先，更加注重基層基礎。增強社會韌性的重心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要把抓基層、打基礎作為戰略性、根本性的任務來抓，實現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傾，不斷筑牢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根基。立足預防、立足調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層，推動新時代“楓橋經驗”應用場景遍及城市鄉村、覆蓋線上線下，拓展了群眾參與基層治理的路徑和空間，完善了矛盾糾紛和信訪問題精細化、源頭化治理模式，破解了如何增強人民群眾主體性的實踐難題，提升了就地解決群眾訴求和矛盾糾紛的能力水平。新時代“楓橋經驗”最鮮明的特征，是實現自律和他律、剛性和柔性、治身和治心、人力和科技相統一，這是筑牢社會穩定“第一道防線”、打通社會治理“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抓手，也是增強社會韌性的重要方法論。站在新起點上，要堅定扛起“楓橋經驗”發源地、綜治中心發源地的使命擔當，努力在完善社會韌性治理新模式、確保社會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上探路先行。

聚焦便民利民，更加注重精準施策。人心所向，就是韌性所系。人民群眾對社會治理成效有著最切身的感受、最直觀的體會，增強社會韌性必須保持“親民”作風、堅守“惠民”標準，最大限度讓人民群眾在社會治理中增強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會韌性是社會治理主體、治理客體和治理環境相互耦合、不斷優化的積極狀態，唯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確保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邊，及時在傾聽民意、善解民憂中精準施策，不斷改進社會治理方法，推動由“模糊治理”向“靶向治理”轉變，才能為人民群眾安居樂業提供有力保障。站在新起點上，要始終堅持人民至上，以法治浙江建設20年為契機，在政治更加安全、社會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滿意上持續發力，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為中國式現代化省域先行創造更加安全的社會環境、更加公平的法治環境、更加高效的服務環境。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2026年2月4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