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楊方：歷史研究不能停留在“文獻內循環”｜新作《蔥嶺之外》《明亡清興》出版

前不久，被稱為“探險家”式的學者、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楊方的兩部新作《蔥嶺之外：亞歐文明的十字路口》（以下簡稱《蔥嶺之外》）與《明亡清興：1618—1662年的戰爭、外交與博弈》（以下簡稱《明亡清興》）出版。

《明亡清興》一書突破傳統敘事，通過多方視角還原明清易代的關鍵細節，剖析戰爭、外交與制度變遷中隱藏的文明興衰密碼；而《蔥嶺之外》則以蔥嶺（即帕米爾高原）為錨點，清晰展現東西方文明數千年來的碰撞、融合和新生，結合實地考察與文獻研究，探討地理空間如何深刻影響國家命運與文明交融。

在寫完《蔥嶺之外》一書之后，侯楊方感嘆道：“歷史從未終結，它只是不斷地以新的形式重演。”同時，在另一本新書《明亡清興》中，他寫道：“歷史的價值不在于簡單地記錄過去，而在于幫助我們理解現在、指導未來。”盡管這兩本新書的內容并無直接關聯，但是侯楊方教授的研究方法和堅持的理念卻始終如一。他認為，歷史不能用歷史本身檢驗，而是要接受現實和未來的檢驗。

近日，侯楊方教授接受本報記者專訪，結合兩部新作講述了戰爭背后的人類發展與技術演變，并結合歷史地理學，探討當下歷史寫作與研究存在的問題。

技術革命與地理宿命

是中亞歷史發展的底層邏輯

北青報：之前，您一直書寫絲綢之路，策劃主持了一個世紀以來首次境內外帕米爾高原的系列考察，曾多次翻越海拔近五千米的山口，并對絲綢之路做了世界首次精準復原，研制了“絲綢之路地理信息系統”。這次您聚焦于絲綢之路上的“蔥嶺”來講述亞歐文明，是如何做出的選擇？

侯楊方：蔥嶺，是我研究絲綢之路開始的地方。2013年4月，當我站在那片曾被稱為“世界屋脊”的土地上，我感受到的是地理環境對人類歷史的深刻塑造力。由此向西望，正是“蔥嶺之外”，阿姆河和錫爾河由蔥嶺發源，一路西流進咸海，孕育這一片諸多文明不斷迭代、繽紛復雜的土地。正是在那一刻，我意識到要真正理解絲綢之路以及中亞諸多文明的交流，必須首先理解這片土地獨特的地理稟賦，更要打破學科藩籬，超越傳統史學的局限。

雖然我已經出版過兩本關于蔥嶺的書——《重返帕米爾》與《這才是絲綢之路》，但都是側重于絲綢之路的路線，蔥嶺在世界文明史與交流史上的意義還沒有真正突出展現過。所以，我希望通過《蔥嶺之外》這本書再次強調蔥嶺的意義，它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名稱，更是一個連接東西方的重要地理符號。

帕米爾高原，長滿野蔥

從我們中國人的角度來看，蔥嶺以西的地區主要為中亞，但這一區域在古代沒有國界，它是自由流動的。因此，我們不能按照現在的國界講述蔥嶺，不然就變成了國別史研究，例如烏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之間的邊界，就是近一百多年來人為劃定的。而且，許多研究中亞史的學者大多都局限于國別、時代、考古等專題，這些不同風格的研究，像一個巨大的馬賽克壁畫一般，卻無法將中亞史拼湊起來。盡管這些“碎片”也屬于中亞的一部分，但完整的中亞應該如何被大家所了解呢？我意識到，任何單一學科的視角都無法完整把握這片土地復雜的歷史面貌。

所以，我一直在尋找中亞史如此繁復的各個專題之間的底層邏輯，我提煉出了兩點：技術革命與地理宿命。縱觀中亞四千年歷史，每一次重大的技術突破都會重新定義地理的意義，而中亞獨特的地理位置則決定了它必然成為這些技術革命的首要受益者或受害者。

中亞“平坦開闊、干旱少雨、連接四方”的地理環境使它自然而然成為了一個“四戰之地”，因而它像一個巨大的放大鏡，將每一次技術進步的影響成倍放大，所以它的文明迭代是最快的，歷史是復雜的。比如歷史上的青銅技術、鐵器技術、造紙術、火藥和印刷術……幾乎所有改變人類歷史的重大技術，都在此經過并傳播，中亞成為了技術傳播的路網中心。

突厥是有自己文字的游牧民族

對中亞影響巨大

北青報：在讀《蔥嶺之外：亞歐文明的十字路口》時，我認為該書的題眼是“十字路口”。書中講述了不同的人口遷徙，民族、文化與基因也不斷因人口遷徙被改變。這本書更像是一部亞歐大陸的人類史，比如書中提到了匈奴的崛起導致月氏西遷，大月氏擊敗了塞種人，塞種人遷移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帶；之后，大月氏再次被迫西遷，征服了大夏（即希臘-巴克特利亞王國）……您的講述，涉及到了希臘以及蒙古國的歷史。

侯楊方：正是因為人類因為戰爭在不斷地遷徙，把自己的技術不斷地擴散，基因也就此延續，所以我更要摒棄以國別為界限去講述。為了補充這本書的內容，我在2025年夏天再次去了希臘和蒙古國，如果不把這兩者補充進來，那么書寫中亞的歷史就會不夠完整。

當我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考察時，我看到草原上分布著幾十座宏偉的庫爾干大墓，場面異常壯觀，這個塞種人墓地的大墓形式，讓我聯想到了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腓力二世的墓。于是，我去了希臘邁錫尼遺址，考察了阿伽門農之墓，這是愛琴海青銅時代已知規模最大、結構最精巧的圓頂墓。該墓建造時，正是印歐人大規模擴張到歐洲的時期，它們與中亞草原的“庫爾干”似乎存在著某種聯系。畢竟，人類基因研究證明邁錫尼人有來源于中亞顏那亞人的成分，攜帶了4%-16%“來自東歐或西伯利亞草原”的北方基因。當然，我也去了馬其頓，腓力二世墓也是庫爾干墓。

此外，對中亞影響巨大的是突厥人。直至現在，中亞的五個國家，除最南方的塔吉克斯坦仍然保留著印歐語系東伊朗語族的語言外，均使用突厥語。游牧民族多次入侵過中亞，但是只有突厥人留下了自己深刻的文明遺跡，正如在蒙古鄂爾渾河谷發現的闕特勤碑，上面有突厥語詳述了闕特勤的十二次征戰。突厥是第一個有自己文字的游牧民族，他們可以講述自己的故事、保留民族傳說，使族人有強烈的認同感。不僅如此，中亞的突厥人站穩腳跟后，不斷西征，直至亞得里亞海，將這一廣大地區的印歐人后裔“突厥化”，而且再也沒有反轉， “一旦突厥化，永遠突厥化”。

闕特勤碑（1958年拍攝）

此外，我閱讀了近10年以來發表在權威的《Nature（自然）》或《Science（科學）》期刊上的基因研究考古樣本成果，將其引入到這本書中。古時的人種傳播都是因戰爭而傳播，比如印歐民族大遷徙的核心動力源于戰車技術的革命性進步，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征服能力。而近年來的基因研究成果進一步揭示了印歐民族大遷徙的細節，比如基因研究團隊發現顏那亞人群是從草原地區向歐洲、中亞和印度方向大規模擴散。

但我想強調的是，基因研究只是一個數據，我們對自己的基因并沒有感知，因而對不同民族和人種而言，更重要的是精神認同，這份認同來源于后天的教育和接受的文化。

實地考察必不可少

這是與過去對話的機會

北青報：十幾年間，您從未停止過考察與尋訪中亞各地。在《蔥嶺之外》中，您記錄了尋找乾隆西極紀功碑的過程，有很多曲折和驚喜。是什么讓您能一直堅持實地考察的研究方式？

侯楊方：歷史研究不能僅停留在“文獻內循環”。實地考察，需要所有的線路和邏輯環節是連續不斷的，如果缺少了一個點位或者環節，就無法進行下去。以前，我帶學生出去考察，他們在規劃路線時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第二天出酒店，我們要向左轉還是右轉。實地考察，面對的都是現實問題。

我們不能躲在書房中，埋首故紙堆。若只在文獻中尋找答案，只是在做文獻的內循環。而現場的體驗，是任何文獻資料都無法代替的。當我們站在蔥嶺，看到帕米爾高原上的野蔥，就知道它為何被稱為“蔥嶺”；當我們在暴風雪中艱難前行，才能體會和想像古人翻越雪山的勇氣；當我們實地尋找乾隆西極紀功碑時，才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歷史如何被記錄、傳承與遺忘的。

坎達爾山口，絲綢之路的最高點

乾隆西極紀功碑，是清朝疆域最西端的標志，也是清朝對帕米爾高原擁有主權的強有力物證。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軍追擊大小和卓叛軍至帕米爾高原，在葉什勒池畔大獲全勝，俘獲萬余人，于是乾隆皇帝下令在此樹碑立傳。

2013年夏，我帶領復旦大學考察隊到達雅什庫里湖東岸。根據清政府海英考察隊的地圖，我們判斷碑址應該在對岸約30米高的懸崖上。站在湍急的阿爾楚河邊，夏天的河水依然寒冷刺骨，我們無法渡河。打算放棄時，我們看到當地吉爾吉斯老人帶著孫子騎著馬在遠方出現。經過交涉，老人同意只帶我一人騎馬渡河。老人和馬交流了幾分鐘，馬才勉強下水，河水幾乎淹沒馬背。馬在非常湍急的河中走“之”字，我明顯感受到那種晃動。當我登上懸崖頂的時候，拿出1946年8月23日蘇聯測繪員拍攝的照片對比，一切都完全吻合，只是少了石頭碑座。一個多世紀過去，山川依舊。

最終，我們通過GPS（全球定位系統）定位，為乾隆西極紀功碑提供了精確的坐標。這些數據被納入“絲綢之路地理信息系統”和《清朝地圖集》，為學界和公眾提供了可重復檢驗的依據。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精準定位此處重要的歷史標志，我們也是繼海英考察隊之后，第一批到達此處的中國人。所以我說，每一次考察都是與過去對話的機會。

摒棄“評書史觀”

設身處地去評價歷史人物

北青報：在您的另一本新書《明亡清興》中，您講述了明末戰爭、外交與博弈的歷史。其中，您提到無法還原真正的歷史。那么我們如何盡可能地接近歷史的真實呢？

侯楊方：我在課堂上經常說，“一切歷史都是個人史”，即所有的歷史都是不同人的三觀認知的投射。我認為所有的史料都充滿著書寫者的偏見，不論記錄者是有意或是無意，我都反對高尚化或完美化一本史書和記錄者。因為我們都明白，絕對客觀和真實的記錄是不存在的。比如司馬遷的《史記》充滿著自己強烈的偏見，且毫不掩飾，這是我們無法否認的。

我很欣賞維特根斯坦“語言即世界”這一經典名言。我們通過語言描述世界和人類，尤其歷史，也是靠語言而呈現的。古人書寫歷史，現代人總是被其語言框定住，很難從中跳脫出來。傳統史學總是傾向于道德批判，甚至作出簡單的黑白評判。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以二元對立的方式理解明清易代，比如認為明朝是腐朽的、失敗的，清朝是進取的、成功的；明朝的滅亡是歷史的必然，清朝的崛起是時代的選擇；甚至還有人認為清朝的勝利只是撿到了時代的紅利。這種非黑即白的歷史觀，遮蔽了歷史的復雜性，我將其稱之為“評書史觀”或“戲曲史觀”。所以，我在書中試圖打破這種思維模式，摒棄“評書史觀”，將歷史人物放在他們所處的歷史時代中，要設身處地去評價他們，而不是戴著戲曲面具的黑與白。

在做歷史研究時，要遵循常識和邏輯，也要符合人性。想想看，如果回到一個歷史情境中，自己真的會比歷史人物做出的選擇更好嗎？我們不能帶有全知視角去評判。如果缺乏邏輯常識和人性基本點，那么歷史學家會很容易想當然地下結論，但輕易的贊美或貶低往往是非常輕佻的。

我認為，歷史不能用歷史本身來檢驗，而是要用現實和未來檢驗。“現實”是指有豐富社會經驗的人面對復雜的情境，如何抉擇。不論他們的選擇是對還是錯，都是在特定情況下的真實反應。因此，若要接近歷史的真相，我的方法是：用常識判斷事理，用邏輯推演因果，用人性理解選擇。

在《明亡清興》這本書中，我還嘗試引入一些新的方法和視角。除了情境還原以外，還有多元印證、心理分析、比較史學等方法。對于同一個歷史事件，我盡可能地收集不同立場、不同角度的記載，通過交叉比對來接近真相。比如明清的史書很少記載戰爭的作戰細節，而從朝鮮翻譯官韓瑗的記錄，可以看到袁崇煥的個性及其防守戰術。同時，我們還要分析歷史人物的成長經歷、性格特征和心理動機，以更好地理解他們的選擇。

不要將因果鏈條無限上溯

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北青報：我們常常看到關于明朝滅亡的諸多說法，比如“明亡于萬歷”“明亡于嘉靖”“明亡于農民起義”等，以及我們將明朝滅亡的時間定為1644年，也就是以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的時間作為標志。在《明亡清興》中，您對以上說法均做出了反駁。

侯楊方：關于明朝滅亡的原因，網絡史學甚至一些專業研究者還會歸咎于“小冰期”的影響，但這樣的解釋存在漏洞，比如，當時全球各國都處于小冰期，為何只有明朝滅亡？所以，我一直信奉的一句話是“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如果將因果鏈條無限上溯，那么最終的原因是否是宇宙的誕生呢？這無助于解決實際問題和追究責任。所以，按照史學界常有的“明亡于萬歷”“明亡于嘉靖”等說法，按此邏輯，我們是否可以說“明亡于朱元璋”？總是將責任歸因于祖先與文明，這是無限地將責任推向更深層的“原因的原因”，這種解釋方法是在逃避責任，是一種明顯的邏輯謬誤。

此外，我們總說“明亡于農民起義”“明朝滅亡于1644年”，許多人認為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及崇禎皇帝自縊便是明朝歷史的終點。然而，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在北京只維持了四十余天，真正終結明朝并建立新秩序的是清朝。我認為，明朝的滅亡是一個長達數十年的過程，在南明最后的據點陷落后，明朝才真正滅亡了，亡于1662年，即永歷皇帝死亡之時。

清朝宣稱明朝亡于甲申年（1644年），是因為只有明朝亡于這個時間點，且是被李自成所滅，那么清朝“為明朝復仇”的理論才能成立。這一敘事框架為清朝提供了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基礎。多爾袞反復強調清朝奪取的是李自成的政權，而非明朝的。我想，多爾袞不知道維特根斯坦的名言，但他懂得“語言即世界”的道理。

從1618年開始，明清戰爭持續了四十四年，明朝從沒有給人以翻盤的希望，形勢越來越惡化，民眾信心也因此衰減。在書中，我的一個核心觀點是，明朝真正的致命傷，在于其文明形態的深層困境。真正致命的，是制度無法適應劇烈變局，是文化缺乏自我革新能力，是精英集團被傳統意識形態牢牢框住思維，無法更新，無法適應巨大的外來沖擊和危機。

文/本報記者 韓世容

版面編輯/張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