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救助在鄉村：從應急兜底到長效賦能

圖片來源：攝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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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5日

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農業農村部

公開發布“司法救助助力推進

鄉村全面振興”典型案例

這些案例串起多個

困境中“重生”的故事

而使之重歸正軌的力量

則來自于與時俱進的司法救助制度

我國的司法救助

始終跟隨鄉村全面振興的時代步伐

用法治力量

為每一個因案致貧致困的家庭

重燃生活的希望

讓他們走出困境“活下去”

司法救助是國家針對遭受犯罪侵害或民事侵權、無法通過訴訟獲得有效賠償，且生活面臨急迫困難的當事人采取的輔助性救濟措施，一般以支付救助金為主要方式，同時銜接法律援助、生活幫扶等配套支持。開展司法救助工作，是檢察機關等司法機關必須依法履行的法定職責。這項制度體現了國家的責任和司法的溫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通過司法力量降低案件當事人因案致貧返貧的風險，并通過修復受損的社會關系來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

檢察機關司法救助工作最早可追溯到2007年前后，彼時檢察機關的司法救助僅針對不起訴案件中的刑事被害人及其近親屬。2014年1月，中央政法委、最高檢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建立完善國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見（試行）》，標志著我國正式建立統一的國家司法救助制度。

2018年，是檢察機關司法救助深度融入脫貧攻堅工作的重要轉折點。四川南充檢察機關將司法救助與脫貧攻堅的深度融合探索實踐，引起了最高檢的高度重視。2018年4月，最高檢部署開展“深入推進國家司法救助工作”專項活動，明確將貧困戶作為司法救助的重點對象，要求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將國家司法救助工作深度融入精準扶貧工程，及時為因案致貧返貧的困難群眾提供有效救助。至此，檢察機關司法救助理念從“依申請救助”向“依職權救助”轉變，從“坐等送案”向“上門問案”延伸，要求基層檢察機關主動發現線索、及時開展救助。

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后，我國司法救助工作隨之從主動融入服務脫貧攻堅，向“鞏固拓展脫貧成果”“助力鄉村全面振興”轉檔升級。2023年，最高檢與農業農村部（原國家鄉村振興局）聯合開展為期3年的“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專項活動，推動檢察機關司法救助工作融入防止返貧監測、產業振興、人才振興、鄉村治理等關鍵領域。

大數據賦能司法救助

在司法救助發展初期，救助線索主要依賴當事人主動申請或辦案中的偶然發現，農村地區的救助短板尤為突出。由于部分群眾對司法救助制度知曉率低，加之智力障礙者、精神疾病患者、低保對象等特定群體文化程度不高、表達能力欠佳，一些因案致貧致困的線索被遺漏。

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檢察院檢察官楊再滔就曾指出，在農村地區，患有智力障礙或精神疾病的婦女、未成年人、最低生活保障的申請對象等特定群體遭受犯罪侵害或民事侵權后未得到及時有效賠償的情形仍不鮮見，再加上此類人群通常文化程度不高、家庭經濟狀況拮據，生活陷入困境時，既無力主動維權，也不知道可以申請司法救助。這些群體或因身體條件受限，或因身份特性易陷入困境，一旦遭遇案件沖擊，極易陷入“因案致貧、因案返貧”的惡性循環。

而司法救助制度自起步以來，始終聚焦因案致貧致困群體，從早期的集中于不起訴案件中的刑事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到2023年專項活動明確應予以重點救助的六類農村地區生活困難當事人，救助范圍的每一次精準延伸都與脫貧攻堅、鄉村全面振興的現實需求息息相關。

此外，檢察大數據的深度應用，徹底打破了傳統司法救助模式的局限，各地檢察機關的創新實踐紛紛落地見效。比如，江蘇省灌云縣檢察院搭建了司法救助服務鄉村振興實體化工作平臺，接入全國社會救助業務信息系統、殘疾人信息化服務平臺等6個系統的數據，將全縣13萬余條低保戶、低收入戶、困境兒童等困難群體的信息納入數據池，構建篩選救助對象和測算救助金額兩大模型，一旦發現有符合司法救助和社會救助條件的案件當事人，便能自動推送救助線索，精準量化救助金額。

最高檢控告申訴檢察廳二級高級檢察官助理彭贊清認為，大數據賦能的突破點，就在于通過檢察官辦理一定數量的司法救助個案，積累一定的親歷性辦案經驗，在此基礎上增強主動性、敏感性，挖掘個案背后的共性特點及司法規律，構建可普遍適用的數據模型，最終實現個案辦理到類案處理的跨越。依托大數據賦能，基層檢察機關可不再單一依賴于案件當事人的主動申請，而是可以通過大數據篩查鎖定潛在救助對象，再經實地核查確認其困難情況，確保“應救盡救、應救即救”，讓司法救助的陽光能照亮鄉村的每一個角落。

司法救助，從“輸血”到“造血”

司法救助的初衷是解決因案致貧致困家庭的燃眉之急，但鄉村全面振興的長遠需求則是要求司法救助工作必須跳出“給錢了事”的單一模式。如今，司法救助通過銜接社會救助等，正從“輸血式救助”向“造血式救助”轉型，幫助困難群體真正走出困境，實現生活的可持續發展。

在最高檢發布的“司法救助助力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典型案例中，盡管被救助人困境成因各異、困難程度不同，但這些案例有著鮮明的共性底色。它們都精準聚焦農村地區因案致困的重點群體，無論是防止返貧動態監測對象，還是未成年人、殘疾人、困難婦女等弱勢人群，都被納入司法救助的視野，實現了對困難群體的精準識別與優先保護。在救助情形適用上，每一個案例都嚴格遵循《人民檢察院開展國家司法救助工作細則》，無論是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財產重大損失，還是民事侵權受害人的人身傷害無獲賠，都準確對應具體救助情形，不模糊適用兜底條款，彰顯了司法救助的規范性與嚴肅性。更重要的是，所有案例都跳出了單一資金救助的局限，將司法救助與防止返貧監測、產業發展、人才培育、鄉村治理深度融合，形成了“救急+救長遠”的多元幫扶格局。

彭贊清告訴《方圓》記者，從此次“司法救助助力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典型案例看，檢察機關與農業農村部門依托司法救助助力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工作平臺，共同研判被救助人的實際困難，將司法救助工作充分融入鄉村全面振興戰略，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維度：防止返貧致貧監測幫扶機制、產業振興、人才振興、鄉村治理。

安徽省巢湖市的趙曉光在高空作業時突發意外導致雙腿截癱，為治病欠下幾十萬的外債，家中的4個子女年齡較小，雇主無財產可供執行，他的家庭因此陷入“一人受困，全家返貧”的絕境。檢察機關發放司法救助金后，并未止步于短期幫扶，而是幫助其開辦了福利彩票站，讓他能夠自力更生。

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地區，22戶維吾爾族農戶精心種植的價值192萬元的核桃被來自河南鄭州的收購商惡意詐騙后低價拋售，貨款被其揮霍一空。農戶們多次討要無果，無數的家庭掙扎在返貧的邊緣。面對這種情況，河南三級檢察機關發放46萬余元司法救助金解農戶們的燃眉之急，更深入調研當地產業現狀，積極對接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促成企業與農戶簽訂長期采購及就業合作協議。

在江蘇省灌云縣，患有智力殘疾的3歲男孩滿滿因家庭變故成為“事實孤兒”，生活面臨著巨大的困難。檢察機關不僅為其發放司法救助金，更依托于當地“1+20+N”的多元救助機制，指定其叔祖父為監護人，并建立救助金三方監管機制確保專款專用；還協調殘聯為滿滿提供語言康復訓練，安排護工負責日常照料。此外，還聯系全國勞動模范、“甘薯大王”劉敏捷，教滿滿的叔祖父種甘薯。

除了聚焦產業振興和人才賦能，司法救助更深度融入鄉村治理的方方面面，成為化解社會矛盾、促進鄉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在浙江省仙居縣，因一位農戶的疏忽引發大火，整片楊梅樹林被燒毀，讓無數家庭失去了經濟來源，生活陷入困境。當地檢察機關與農業農村部門共同開展“護梅”行動，圍繞普法宣傳、科技下鄉、森林防火等方面，運用司法救助修復社會關系，推進矛盾糾紛實質性化解，促進提升鄉村治理效能。又比如，在廣東省河源市，檢察機關在辦案過程中發現，司法救助對象中有部分是農村地區的精神及智力障礙女性，她們較正常女性而言更容易遭受侵害。因此，河源市檢察院與該市婦聯、殘聯、民政局在全市開展“加強精智障女性合法權益保障”專項行動，會簽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精智障女性合法權益保障的工作意見》，用制度保障鄉村治理成效。

不同的救助場景，折射出司法救助助力鄉村全面振興的豐富維度。這些案例雖各有側重，但都指向同一個目標：用司法溫度筑牢防返貧底線，用法治力量賦能鄉村全面振興，讓每一個因案致困的農村家庭都能重燃希望、穩步前行。

實現司法救助與社會救助的銜接

從“輸血”到“造血”的轉型，讓司法救助從單一的個案救助中跳出來，真正深度融入鄉村全面振興戰略的方方面面。但要讓司法救助真正發揮長效價值，深化與社會救助的銜接是核心方向。彭贊清認為，檢察機關下一步應重點加強與農業農村、民政、婦聯等單位的協作聯動，整合各方資源實施民政救濟、教育扶助、醫療費用減免、就業推薦等多元化綜合幫扶，從根本上解決被救助家庭的實際困難。這一方向也有著明確的改革指引，《2023—2027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與《關于全面深化檢察改革、進一步加強新時代檢察工作的意見》中，均將司法救助與社會救助銜接機制建設納入重點任務。截至2025年底，全國已有22個省份在省級層面建立起相關銜接機制。

楊再滔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她認為司法救助僅為一種輔助性救助措施，要想幫助當事人走出生活困境，需采取多元化、個性化救助幫扶措施。以各類專項活動為契機，通過招募志愿者等方式積極引導其他社會力量參與，形成司法救助合力，如到農村地區開展法律咨詢、心理疏導等服務。

司法救助工作做得好不好，不能只看發放了多少救助金，更要看困難家庭的生活是否真正改善、發展能力是否切實提升。隨著新形勢下檢察機關司法救助工作轉檔升級，按照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救助效果評估體系也在悄然變革，從側重程序完成度轉向更加關注長期社會價值，用更科學、更全面的標準衡量救助成效。

這種評估理念的轉變，直接影響著救助方案的實施。過去可能僅關注資金發放到位，現在則會跟蹤受助家庭的生計恢復、創傷修復情況。對于“造血型”救助，各地普遍建立了分階段評估機制，通過電話回訪、基層組織聯動反饋等方式，了解產業幫扶成效、就業穩定性等情況。

楊再滔認為，檢察機關需要進一步推動落實跟蹤回訪制度，加強動態監測和管理。向當事人發放司法救助金后，需及時開展跟蹤回訪，如委托相關部門或機構對未成年人司法救助金的使用情況進行監管。對于最低生活保障的申請對象，需要完善動態監測和管理制度，以便發現問題。如浙江省東陽市檢察院就建立了“救助額度制”，避免讓救助金“一發了之”。該院在辦理吳某某猥褻兒童案時，考慮到被害人陳某某案發時未滿4周歲，遭受強制猥褻后留下嚴重心理陰影與身體創傷，綜合未成年人被侵害的情況及其近親屬提供的票據或用途說明，確定救助額度，再根據被救助家庭的實際需求在3年內分批發放救助金。

最高檢控告申訴檢察廳主辦檢察官、二級高級檢察官趙景川認為，對于辦理司法救助案件的檢察官而言，除了救助人數、金額等看得見的指標，反映“高質效”救助的軟性指標也應適當納入救助效果評估體系。受助家庭是否重新就業、子女教育是否得到保障、受助人心理狀態是否恢復正常、是否存在再次返貧風險等，都是衡量救助成效的重要依據，讓司法救助真正實現“救心、救長遠”的目標。

安徽省巢湖市的彩票站里，因事故落下終身癱瘓的趙曉光正在輪椅上接待顧客；新疆和田的核桃園里，遭遇詐騙的農戶們正通過檢察機關搭建的產銷渠道重拾增收的希望；江蘇灌云的康復醫院里，曾連“媽媽”都不會喊的智力殘疾兒童滿滿，正笑著向來看望他的檢察官遞上蜜桔……

這些生動的場景，正是司法救助深度融入鄉村全面振興戰略的真實寫照。這些曾經因案件沖擊陷入困境的人，在司法救助與多方力量的合力幫扶下，都在逐步走出陰霾、重獲新生。

最高檢控告申訴檢察廳副廳長、一級高級檢察官馬滔認為，司法救助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恢復性司法”的過程——它恢復的不僅是受損的財產與健康，更是被案件擊碎的生活秩序與發展可能。當司法救助從兜底保障邁向發展賦能，它便在最堅實的社會基層，為公平正義寫下了最具溫情的司法注腳。

（文中涉案人員均為化名。本文有刪減，更多內容請關注《方圓》1月下期）

本文雜志原標題：《司法救助在鄉村：從應急兜底到長效賦能》

編輯丨黃莎 肖玲燕設計丨劉巖

記者丨涂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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