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出獄后，想回黨工作，毛澤東提出3點要求，有一點他不接受

1937年9月10日的漢口，滾燙的暑氣與戰事消息交織在一起，江灘上偶有難民拖著行李向西撤離。也就在這天傍晚，剛獲釋不久的陳獨秀坐在雙柏廟后街26號的小院里，聽完林伯渠帶來的電報全文，沉默了足足兩根煙的工夫。

幾周前，南京特務監獄的大門為他打開。上一次被捕判了13年，這回五年就能出來，外界多半歸功于洛川會議上“團結抗日”的呼聲。可是，陳獨秀真正面對的選擇并不比囚籠里的鐵鎖簡單：回歸共產黨？重新尋找獨立立場？還是干脆遠離政治紛爭？

在決斷之前，必須回溯他與黨的緣分。1915年《新青年》創刊，新文化、新思想在他筆下奔涌；1920年籌建上海共產黨小組，接著1921年“外派”廣州，卻仍以中央局書記的身份遙控全局。那時，他和李大釗、毛澤東等人并肩而坐——時代風口正盛，彼此信念高度契合。

波折出現在大革命后期。上海罷工失敗、國共合作破裂，城市中心論的弊端顯露。黨內越來越多聲音批評陳獨秀的右傾保守，他本人卻認為“盲目冒進才是真禍根”。對外，他將責任推給共產國際；對內，他堅持托洛茨基的“反官僚、重工業”路線。矛盾激化，1930年被開除黨籍，自此正式分道。

隨后五年，陳獨秀在監牢里讀馬列經典，也讀《中國通史》。獄友回憶：他常推著老花鏡念叨，“理論不等于路線，路線決議更不等于勝利”。聽來固執，卻折射出他對過往的痛感與執念。

出獄之后，他帶著妻子潘蘭珍輾轉從上海坐船到武漢。沿江的烽火隨處可見，戰局已把“個人是非”降到次要層級。武漢黨組織的羅漢主動上門探訪，建議幫忙牽線延安。陳獨秀并未拒絕，只簡短說了一句：“國難當前，黨內外都得想辦法合作。”

幾天后，林伯渠向延安拍去電報。毛澤東、張聞天收到消息后很快回復，核心意思是歡迎，但附帶三項要求——

1. 公開放棄托派立場，聲明曾經加入托派是錯誤；

1. 明確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 用實際行動證明前兩點。

條件看似直白，其實矛頭直指陳獨秀最敏感的部分——思想與面子。羅漢把電報送到手里時，他先笑了笑：“我早已宣告退出托派，這事他們應當知道。” 接著翻到“書面檢查”四個字，笑容瞬間收住。“口頭可以，文字不必。”他丟下這句，把紙放在桌上。

倔強不是唯一阻力。王明此時恰在武漢，以“日寇偵探”帽子猛扣陳獨秀，同時告誡周邊同志：“讓他回來，必成內患。”也有青年黨員私下嘀咕：“他若真悔改，何必那么斤斤計較？” 雙方論戰在茶樓酒肆暗暗發酵。

值得一提的是，陳獨秀并非對統一戰線心存異議。幾天前與葉劍英閑談，他還坦言：“日本侵華，哪還分什么主義派別？能抗日就得合作。”問題在于，他強調“思想可以辯，但不該用‘自我批判’作儀式”。這一堅持，恰與中央對統一戰線的“先統一思想、再統一行動”原則撞了車。

僵局持續到11月，延安未再發新電報，武漢方面也未能促成妥協。陳獨秀最終決定南下重慶，自辦《實報》雜志，繼續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參與時政討論。毛澤東在延安一次內部會議上提到：“爭取團結，但團結有條件，這是原則。”不溫不火，卻讓在座者聽出言外之意——陳獨秀的大門不曾完全關死，鑰匙握在他自己手里。

此后數年，陳獨秀客居四川江津。1942年，他因食物中毒并發癥離世，享年63歲。彌留之際，他仍讓學生轉告舊友：“追求真理之心，從未更改。”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開前夕，毛澤東在干部會上再度評議大革命失敗時輕聲一嘆：“陳獨秀有過重大功績，也有嚴重錯誤，認識要兩分。”會場沒有鼓掌，氣氛卻變得肅穆。

史冊至此合上，卻留給后人的并非簡單褒貶。陳獨秀既是開創者，也是反例；既有勇氣沖破舊制度束縛，也在分歧中固執己見。毛澤東的三條要求彰顯黨的原則底線，而陳獨秀拒絕書面檢討，則折射出個人氣節與政治邏輯的激烈碰撞。

有人統計過，1915至1937年這二十二年里，陳獨秀五度入獄、八番通緝，跌宕之極。如若他當年點頭寫下那份聲明，1940年代的新中國籌建史里或許會多一位“特殊返場”的元老；而他的缺席，也讓后來者得以在不同的道路上汲取教訓：信念可以多樣，組織紀律卻不可搖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