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羅明到北京參加會議，偶遇老友楊尚昆，可惜對方未認出他來

1950年初春，北京西郊的阜成門外仍透著料峭寒意。全國省市代表陸續(xù)抵達，準備參加中央召開的財經(jīng)會議。人群之中，一位身著褪色粗呢大衣、腰板微駝的老者顯得極為低調，他就是久未露面的羅明。許多人并不知曉，這位看似普通的中年人曾在閩西叱咤風云，也曾因一頂沉甸甸的“路線帽子”沉寂十余年。

走進會場前廳，他驀地與迎面而來的楊尚昆擦肩而過。兩人對視片刻，楊尚昆微皺眉頭，顯然感覺熟悉卻一時想不起名字。羅明輕輕一笑，低聲道：“老楊，我是羅明。”楊尚昆愣了兩秒，突然伸出雙手：“原來是你！當年帽子太大，可把大家嚇壞了。”一句調侃，勾起了塵封往事，也讓羅明心頭五味雜陳。

回到1925年，24歲的羅明在廈門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旋即轉為共產黨員。那之前，他不過是個被賣給養(yǎng)父母的窮苦客家少年，靠做京果學徒與自學完成學業(yè)。福建、廣東的風雷激蕩，讓他迅速成長，用學生身份組織工學潮，用教書匠的身份傳播馬克思主義。大別山在北，他的舞臺則是閩粵贛交界的崎嶇山嶺。

1928年，羅明受命出任閩南特委書記。資源貧乏、白色恐怖，卻擋不住他拉槍支、建武裝。閩西紅旗插起時，井岡山那邊的毛澤東稱贊“閩西蘇區(qū)如星星之火”。直到1932年秋，羅明在長汀福音醫(yī)院忍痛養(yǎng)傷，偶遇同樣暫被貶職的毛澤東，兩人秉燭長談。羅明談及十九路軍與陳濟棠部的南北夾擊，毛澤東直言：“散開打游擊，守住人心。”這句建議，很快成了閩西斗爭的指針。

然而，1933年初，臨時中央遷到瑞金，“左”傾冒險主義達到頂峰。一紙擴紅百萬人、速決總攻的命令，讓前線部隊疲于奔命。羅明審時度勢，遞交《對工作的幾點意見》，主張保存實力，以游擊方式穩(wěn)固外圍。不料，這份現(xiàn)實主義報告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繼而被打上“羅明路線”的標簽。中央局在2月15日的決定中，撤其職務并公開點名批判，狂風驟雨一樣席卷而來。

政治風云轉瞬即來，個人命運隨之跌宕。被撤職的羅明被迫離開前線，連帶著閩西的多名骨干干部也遭牽連。就在這段最灰暗的日子，他的妻子謝小梅始終不離不棄。謝小梅是1913年生于漳州石碼的閩西地下黨員，三位兄長先后殉難，自己亦坐過牢。1931年，在陶鑄夫人曾志的見證下，她與羅明結為夫妻。苦難與愛情，在那一年的閩西交織成最堅韌的紐帶。

1934年10月，羅明夫婦隨中央紅軍踏上長征。謝小梅剛生下女兒不到一月，卻只能把襁褓中的孩子托付給鄉(xiāng)親轉移。行軍途中，她沒有資格乘騎，只得握著戰(zhàn)馬尾巴翻山越嶺。甚至有人指責她“違紀”，她咬牙默默承受。遵義會議后，羅明雖被重新起用，但“羅明路線”陰影仍在，他與妻子被派往貴州開展地下工作。數(shù)次被捕、逃脫、再被捕，羅明體弱多病，仍把自己當作黨的一枚螺絲釘。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時，閩西舊友已難相認。羅明回鄉(xiāng)以教書維生，同時秘密聯(lián)絡地下黨。1946年他轉赴新加坡從事華僑抗日救亡工作。直到1949年夏，廣東全境解放，這對歷經(jīng)顛沛的夫婦才搭船回到廣州，低調報到。新中國成立后，羅明出任南方大學副校長，謝小梅也重回婦女工作崗位。平凡的崗位，卻是他們重新燃燒理想的陣地。

“帽子”的陰影并未就此散去。1952年“三反五反”風起云涌，羅明被誤指為“貪污分子”。毛澤東聽聞后指示復查：“羅明一向清貧，他只剩一支煙斗，怎會大貪？”調查很快澄清事實，可那些年積壓的委屈并未隨風而去，羅明依舊以沉默的堅忍投身教育與黨史研究。

時間走到1980年10月，中央正式恢復羅明黨籍，黨齡自1925年算起。對一位近八旬老人而言，這是遲到卻溫暖的肯定。文件送達時，他落淚良久，旋即向同行說：“人還在，就該把剩下的力氣用完。”他開始埋頭撰寫《閩粵贛革命斗爭簡史》，燈下批注堆滿案頭。病榻前夕，他微弱地拉住學生的手：“若還能有三個月，就寫得完了。”終究沒來得及，1987年4月28日，羅明離世，終年八十六歲。

謝小梅在告別儀式上沒有掉淚，她只是反復摸著那本未完稿的手稿，輕聲說：“等我來補全。”廣東省委當年即為她恢復了黨籍與老紅軍身份。此后十余年，她靠著記憶與遺存資料，補充整理了丈夫的手稿，寄往中央檔案部門。2006年7月1日前夕，這位風雨一生的女紅軍在病房中拉著子女的手，用家鄉(xiāng)口音說：“今天是黨的生日，好日子。”午后，她安靜地合上了雙眼，享年九十二歲。

從閩西硝煙，到北平會場，再到書桌前斑駁的史稿，羅明與謝小梅的身影始終堅定。一個“路線”之爭葬送了他們最寶貴的青春，卻磨不滅對革命理想的執(zhí)著。歷史長卷里，他們的姓名并不顯赫，卻如閩西山間的紅色篝火，既燃己身，也照亮后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