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腳鐐走完長征的戰士，開國大典前毛主席見他：你不怕我把你忘嘍

一九六〇年十月的廣州火車站，站臺上人頭攢動。朱光收好那本被他翻得起毛的《漢魏六朝詩選》，揮手告別送行的市民，登上北上的列車。自一九四九年冬天調任廣州，至今已整整十一年。身旁的舊手杖是長征途中留存的紀念，鐵鐐的劃痕還在——它提醒著他曾經戴著枷鎖翻山越嶺，也提醒他還有未竟的責任。

廣州的變化有目共睹：珠江畔的黯淡棚戶被新式宿舍取代；東濠涌和西濠涌的黑水被清理；從越秀山一直到黃沙，工人夜校的燈光閃爍。領導小組每周碰頭會，他總是第一個到，放下半截香煙就鉆進堆滿圖紙的會議室。有人笑他“又要當工程師”，他只擺手：“城市是千萬雙眼睛看著的，差一寸都算不得好。”

廣州的干部沒忘記一九四九年那份“南下備忘”。那年九月，朱光從長春趕赴北平報到，手里揣著任命電報，卻先拐去西苑。朱德總司令一早等在湖邊。兩人邊走邊聊，談及東征、西征，也談到白山黑水的糧秣難題。正說得起勁，毛主席從回廊里緩步走來。主席握著手中搪瓷杯，對著朱光瞇眼一笑，竟反問：“同志，你是哪一位？”朱光哈哈一笑，自報家門。主席順勢追問：“只見老總，不來看我，怕我忘了你？”朱光搖頭說：“主席忘誰也忘不了我。”這一唱一和，把旁人逗得直樂。

能讓主席記住，不止因為在延安時同吃“八寶粥”的情誼，更因朱光那股子文氣。廣西博白人，南宋朱熹后裔，家道中落，卻自幼寫得一手飛白隸書，還會雙手運筆。學生時代，他為同學刻下第一幅列寧木刻像；在淞滬抗戰后，又改名換姓混進上海藝術界，用話劇《血祭上海》喚起多少人報國之志。

戰場上他更是異數。紅四方面軍西征前，朱光因在小河口會議上頂撞張國燾，被戴上手銬列為“管制對象”。二萬五千里雪山草地，他拄著木棍、腳拷錚亮，跟著隊伍跋涉。戰士們一次次驚訝：“那不是朱秘書長嗎？還活著！”張國燾要人寫標語、畫地圖，舍不得槍斃他，這才保住一命。湘江邊、草地上，朱光一步沒落；到達會寧時，手鐐上的鐵銷早已磨得發亮。

一九三六年冬，三大主力會師，他重回黨組織。隨后擔任中宣部科長，又和廖承志籌建中國文協戲劇組。延安窯洞里的油燈下，他排演《炭礦夫》，飾演老礦工之子，粗布衣、黝黑臉，一開口便是陜北腔。主席觀后稱贊：“這是會寫字的戰士，也是會演戲的兵。”魯迅藝術學院創辦時，主席舉薦他任秘書長，自此，朱光既是戰士，也是藝術教師。

一九四八年冬，東北戰場塵埃初定，他被派到長春任市委書記，負責接管、救濟、恢復生產。三個月里，糧秣配給、工廠復工、平準物價，一個不落。眼見城區餓殍遍地，他下令先放倉糧，再打井。有人擔心“家底見底”，他只答一句：“救活了人，底子就有了。”事實證明，長春很快復蘇，這條經驗后來被寫進政務院文件。

開國大典前夕，他向北請命南下。主席批準后，叮囑：“把在南方的老同志都團結起來，南邊要靠你喲！”朱光雙手接過字條，里頭那行端秀的行草，他細細描摹良久。此后，廣州的大街小巷多了一個中山裝挽袖子的身影。汽車沒油，他就騎舊自行車跑工地；遇上臺風季，他披雨衣卷褲腿蹚到江邊，督著工人加固堤岸。有人打趣：“朱市長的衣袖永遠是灰的。”市政府舊樓里傳為佳話。

有意思的是，他在廣州依舊離不開戲劇。每逢周末，市文化局排演新戲，總能見到他坐在最后排默默做筆記。一九五二年，粵劇《搜書院》準備翻排，他提出讓老藝人和年輕演員同臺，使傳統唱腔和新式舞美結合。演出后，票房連爆三周，老茶客豎起拇指，說“這才是新廣州”。

廉潔，是同事們對他的另一印象。毛織廠擴建，他婉拒了廠里送來的“慰問織錦”；高溫補貼發到手，又全數推回給工地伙房。隨后他立規：凡公款采購，必須張榜公布明細。“光頭市長”一時成了工人茶余飯后的綽號，卻帶動了全市財務公開的風氣。

一九六〇年北上前夕，他受邀再進中南海匯報。主席依舊端著那只白瓷杯，茶沫在杯口飄蕩。“廣州怎么樣？”“差事還多，底子打牢咧。”朱光答得簡短。臨別，主席揮筆寫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八字，算是新的行囊。

回到北京后，他出任國務院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專管文化交流。不久，安徽省請調，他又披掛南下，在廬州負責農業和水利。皖北干旱連年，他勘河道、量土壤，一雙布鞋干脆泡濕了再曬干，反復數次。遺憾的是，連年奔波耗盡了他的心血。 一九六九年秋，朱光病逝，終年六十三歲。

有人統計，朱光一生換了二十多頂帽子，走過萬里征程，卻始終帶著那枚被磨得發亮的腳鐐。他自己卻把功勞淡淡一句掠過：“命是黨撿回來的，能多干一天，就多干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