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臺灣退出聯合國，毛主席悔嘆：不改國名就能順勢將其收復

1965年秋，紐約東河畔的聯合國大廈外飄著細雨，臨時搭起的雨棚下，一群記者圍著“中華民國”代表蔣廷黻追問兩岸席位問題。鏡頭閃個不停，然而在幾千公里外的北京，人們更關心的卻是另一件大事——新中國何時才能真正“入聯”。從那一刻起，圍繞“國名”與“代表權”的暗戰就像綿延多年的繩結，越系越緊。

在新中國誕生的1949年，國名到底該叫什么，爭論就已點燃。彼時，籌備新政協的會上，有人主張繼續沿用“中華民國”，理由簡單：這個國號已經用三十八年，海內外知名度高；更重要的是，只要冠以這一名稱，臺灣當局要再打出“正統”旗號就沒了抓手。但更多代表擔心沾染舊體制痕跡，力主采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數輪唇槍舌劍，會議最終刪去“民主”二字，采用今天的國號。看似技藝上的小改動，卻埋下了之后二十余年風云變幻的伏筆。

進入六十年代，美國在亞洲的戰略正從“島鏈封鎖”轉向“選邊下注”。對華政策猶豫不決的華盛頓，一邊在越南深陷泥潭，一邊要維系對臺的承諾。為了阻擋北京進入聯合國，美國先是把恢復中國席位的議題一次次推遲，又在規則上動手腳，硬是把普通提案抬高到需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重要問題”。老資格外交家王炳南后來回憶道：“我們當時幾乎年年報到，卻年年被攔在門外。”十年時間，新中國代表權像球一樣被踢來踢去，國際政治中的冷與熱，在樓道里、酒會上、走廊的閑聊間悉數上演。

可形勢終究在變化。1970年，加拿大與我國建交，贊成票突破半數，法國、意大利等西方力量轉而松口，亞非拉國家更是把“擁華”當成爭奪殖民話語權的象征。美國意欲再筑“第三道防線”——讓“兩個中國”同時存在，以分化北京與臺北。對此，毛澤東一句話斬釘截鐵：“在臺灣問題上，中國可以等一百年，卻絕不搞兩個中國。”立場說到底，就是主權不能切割。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大全會表決。投票牌起落間，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2758號決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聯合國唯一合法代表，臺灣代表團被要求“立即退出”。會場內，美國代表把耳機重重摔在桌面；會場外，新華社的電報急速飄洋過海抵達中南海。周總理當即召集會議，討論是否趕赴紐約。有人擔心準備倉促，未必穩妥，電話鈴聲忽然響起，“為什么不去？人民抬我們進去，不去就脫離群眾。”毛主席的聲音洪亮而急切。決定就此拍板。

匆忙組建的代表團臨危受命：喬冠華為團長，黃華、耿飚、陳楚等老練的外交官連夜趕至首都機場。飛機滑行的燈光映在機身上，照亮了每個人激動卻鎮定的眼神。臨行前，周總理只交代八個字：“遵照主席指示，沉著應對。”11月15日，在上萬面彩旗的海風中，五星紅旗首次升起于聯合國總部，這面旗，由紐約一家旗幟店通宵趕制，第二天一早才送達。工作人員掛旗時，現場沒有歡迎樂隊，甚至沒有中國記者，但那一瞬，全世界都看見了，一個“缺席”多年卻愈顯重要的名字，重新寫入了國際秩序。

與此同時，北京的夜燈亮到很晚。關于“如果當年國名不改”的話題，再度被高層提起。周恩來拿出1949年那份塵封的“國號對照表”，上面仍能看見用毛筆圈出的幾個選項。毛主席沉吟良久，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要是當初直接叫中華民國，現在就能順水把臺灣接過來了。”這番“悔嘆”并非輕飄之語。熟悉內情的人都清楚，他的考慮至少有三點——民族認同感、國際法地位以及對島內民眾的心理效應。

先說民族認同。四十年代末，許多普通百姓對于“中華民國”的稱謂已習以為常。倘若新政權保留此名，并在憲法層面確認全中國、包括臺灣在內，既可在情感上撫慰島內華人，也方便瓦解蔣介石“正統”自居的宣傳。其次，國際法上，倘若新政府繼承“中華民國”名號，聯合國席位原本無需經年爭奪。西方國家縱有芥蒂，也得承認“一衣帶水還是同一國”的事實。最后，島內社會即便存在政治對立，但對“中華民國”旗幟仍有傳統情結。繼續使用這一國號，等同于在對岸提前插上一面共通的旗，既沖淡了所謂“新舊政權對立”，也為今后的和平解決留下接口。

然而，歷史從不接受假設。新中國選擇了“人民”二字，既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的強調，也是對舊政權腐敗形象的決裂。客觀上，這讓北京在國際場域必須分辯“兩個中國”的假命題，也使臺灣在數十年里有了操作“中華民國”符號的空間。1971年投票的一刻，臺北當局將代表權拱手讓出，但在島內仍繼續打著原有國號自稱“合法政權”。這場名分的拉鋸，由此從聯合國大廈轉移到臺海兩岸的政治心理戰。

有意思的是，1973年以后，聯合國各專門機構陸續發來通知，邀請北京派員接管原本屬于臺灣的席位與資產。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個個會標換上“五星紅旗”，國際輿論已把“中華民國”默認為歷史名詞。可在東海對岸，那面青天白日旗依舊飄揚。事實證明，一個名稱的力量遠超想象，既能加固身份，也能成為藩籬。

1975年春，周恩來在病榻旁與來訪的喬冠華談及此事。喬冠華記得，總理聲音雖已沙啞，卻依舊帶著往日鋒銳：“國際舞臺上，我們贏了許多，可在臺灣問題上，還欠一把鑰匙。”這把鑰匙，正是跨越海峽的政治共識。倘若國號沒有更改，或許對岸更難自立旗號；但若不更改，又如何體現新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出的歷史斷裂？兩相權衡，當年多數代表寧可面對日后棘手的外交挑戰，也要用嶄新國號宣告“舊時代終結”。

資料顯示，毛澤東在七十年代末再次提到國名時，已較少使用“懊悔”一詞，而是更看重現實——既定之路既有成本，也有收益。恢復聯合國席位后，僅三年里就有數十個國家與北京建交，外交版圖呈幾何倍數擴張。如果仍叫“中華民國”，在意識形態對壘最激烈的冷戰高峰期，能否獲得第三世界的情感認同，未必樂觀。換言之，歷史選擇總伴隨取舍，沒有絕對的應許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那段風云歲月里的每一次談判，都不僅關乎國名或者席位，更關乎大國博弈格局。基辛格1971年7月秘密訪華時，車窗外是北京初夏的灰藍色天空，他隨口對喬冠華說了一句：“恐怕還得等一年。”話音未落，不到百日，聯大表決逆轉，美國自稱“外交敗績”，基辛格本人也不得不在飛機上攤開電報對助手苦笑。國際政治的微妙轉折，往往就發生在咫尺之間。

掐指算來，臺灣退出聯合國距今已逾半個世紀。那張寫著“中華民國代表團”的銘牌，早被塵封于東河畔檔案庫。它提醒世人，一個名字既可能是鎖鏈，也可能是鑰匙。毛主席當年的一聲“要是國名不改”，不是簡單的懊悔，而是對國家統一大業不同路徑的戰略設想。只是歷史方向已定，波瀾也漸沉，真正決定兩岸命運的，從來不是抽象的名稱，而是實力、民心與國際格局在長期交織中所鍛造的合力。

或許這正是歷史的吊詭：當年投下那張支持票的非洲小國，今日名字已從地圖上消失；而橫亙在海峽之間的隔閡，卻依舊等待被跨越。名字是旗幟，也是承諾。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曾經的“中華民國”，都在提醒世人——中國的統一不只是文件上的一行字，更是百年巨變中那條最曲折卻也最堅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