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如何雕刻了一個北京人對上海的記憶

過去一年，我在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藝術劇院接連看了三部極具上海風情的話劇——《長恨歌》《家客》與《諾曼底公寓》。它們讓我再度意識到，上海從不缺乏優秀的藝術作品，許多創作者也確實能精準捕捉這座城市的生活肌理、時代氣息與真實記憶。

與不少影視劇作品中上海仍常常被簡化為旗袍、咖啡、霓虹閃爍等一系列可復制的符號，再加上一層溫柔的懷舊濾鏡，迅速拼貼出一種抽象而扁平的“上海感”不同，話劇所呈現的“上海”，則顯得更為質樸與深沉。它不滿足于停留在風情展示，更像是一套穩定的創作方法，一種對城市文化的深入理解：從方言與日常肌理出發，書寫人在城市中的生存、選擇、彷徨與告別，進而將城市空間本身也融入敘事之中。正是這樣的筆觸，構筑起一種扎實而富有縱深的上海表達。

方言與肌理：抵達弄堂深處的真實

《長恨歌》的原著作者王安憶曾說，王琦瑤是上海的女兒。那么，在我心目中，滬語版《長恨歌》就是上話的女兒。2025年金秋，滬語版《長恨歌》再次上演。當劉曉靚飾演的王琦瑤開口說出那句地道的上海話，我瞬間仿佛回到了她生活過的弄堂里。王安憶筆下的上海故事，原本就藏在這些糯而不軟、綿里藏針的吐字發音里，佐臨導演曾有的那個用上海話演繹上海故事的心愿，也在這個舞臺上悄然實現。

相較普通話版的都市傳奇感，滬語版更貼近上海的生活節奏和情緒結構。這一版《長恨歌》不再執著于僅僅展現旗袍的華麗，它更像是一臺“記憶機器”，把那些被影視劇修飾掉的、屬于上海弄堂的潮濕、狹仄與計較，原封不動地搬回舞臺。舞臺上的轉盤像時光的磨盤，碾碎了名媛的舊夢，也碾過了弄堂里的流言。劉曉靚的表演里，有一種屬于上海女性“明亮與晦暗并存、清醒與執拗同在”的性格底色——她把王琦瑤演活了。

王琦瑤是弄堂里生長出來的花朵，她的堅韌永遠超出你的想象。當你以為她在依靠美貌和小聰明企圖一段繁華世界里的幻覺，她卻在看似交換的情感關系里付出了真情。在幻夢破碎、仿佛失去人生方向的時候，她體面、隱忍，在重重困境面前依然能夠靠自己找到活下去的方法。在本該適應乏味生活、失去活力的年紀，她又懷揣著一種稚拙的天真去相信愛情、渴望愛情，并為此付出一切甚至生命。

在上話的演繹中，王琦瑤是上海的化身。她的天真與世故、踏實與虛榮，像是這座城市的兩副面孔：最迷人，也最殘酷。她極其務實，在每一寸光陰里精打細算；她又極其浪漫，即便在凋零的灰燼里，也要守住那一點點天真的火種。上話的藝術家們帶著對城市性格的深切理解，讓舞臺上的《長恨歌》擁有了真實的呼吸感與煙火氣——它不只是復刻舊時光，更像是在劇場里寫就的一篇弄堂史詩。

《長恨歌》的意義在于，它把上海從“美化的城市圖像”中拉回到“生活本身”。上海不是被裝飾出來的，而是被說出來、被演出來的——在方言的語氣里，在弄堂的潮濕里，在體面與委屈糾纏的細節里。

抉擇和回聲：測量一座城市的重量

然而，若上海題材僅止于懷舊，其分量終究是輕飄的。真正賦予一座城市重量的，是生活其間的人——是他們關于留下或離開的猶疑，是那些懸而未決、難以言說的命運抉擇。上話的探索更進一步，它通過劇場實驗，直指人在城市中的生存邏輯。

《家客》在人物關系設計上，致敬了夏衍《上海屋檐下》的經典框架：一個失蹤多年的男人突然歸來，打破一個家庭經年累月的平靜。但編劇喻榮軍并未止步于復刻，他展開了一場更為當代的劇場實驗——為命運撬開了三個并行的出口。于是，我們看到馬時途在“回到上海、未曾回來、回來后又離開”三種可能性間穿梭。每一次選擇之后，人物依舊是那三人，小院依然是那小院，但無形的身份與宿命，卻已在進退之間徹底改寫。

這種不確定的結局置于當代上海的語境中，格外沉甸甸的。它精準地道出一種普遍境況：每一個來到這里的人，在本質上都是上海的“家客”。無人能篤定自己真正擁有這座城市，也無人敢斷言永遠屬于這里。這種流動不居的身份感，正是上海最當代的底色。在此底色之下，人生的轉折往往不需驚天動地的戲劇沖突，可能只是一張反復斟酌的車票、一句欲言又止的解釋，或一場遲遲無法完成的告別。劇場中的你我心知肚明：這份對命運不確定的焦慮，屬于當下每一個漂泊或扎根于此的人。

《家客》的妙處，恰在于它不急于為人物定論。它只是將三條路徑并置呈現，讓你親眼見證：人生如何被幾次猶豫、幾步退縮、幾句未曾吐露的話語悄然改寫。它所映照的，正是上海如今許多人的真實狀態——在此生活，卻難全然安心；意圖留下，又不敢輕許承諾；想要離開，卻終究無法割舍。

空間與歷史：當建筑成為敘事者

不久前登場的《諾曼底公寓》，將上話的“上海題材”推向了一個新的方向：它不再僅僅通過人物的命運來尋找上海，而是嘗試讓城市空間本身成為敘事的主體，讓一棟建筑攜帶著時間與歷史一同發聲。從立意上看，這無疑是一部頗具野心的作品。

該劇由何念執導，作為新生代導演中擅用舞臺形式、對視覺與結構之美尤為敏感的一位，他的創作在視覺上往往極具魅力。舞臺上那座可拆分、可旋轉的大樓模型，將1937、1941與2019三個年代層疊并置。樓體轉動，時代更迭；燈光暗下，人心流轉。它以極強的形式感向觀眾訴說：同一座建筑里曾容納過無數人生，他們或許未被載入史冊，卻真實地來過、愛過、畏懼過，也努力地活過。

我尤為欣賞劇中各國演員同臺的處理。多國語言與各種方言交織混雜，偶爾甚至顯得有些“嘈雜”，而這恰恰吻合了上海的氣質。上海從來不是單一的聲音，它始終摻雜著外來的口音、各異的身份與不同的來路。當走廊里回蕩著語言交錯的聲音時，這座城市瞬間變得真切可觸——它不再是濾鏡中的景觀，而是被無數人共同生活過的場所。這也構成了全劇最動人的內核：它并未將上海描繪為風景，而是呈現為一個復雜的“共同生活現場”。

更重要的是，作品的底層立場異常清晰。反法西斯主題在整部戲中得到了堅實的支撐，并未被華麗的舞臺裝置所淹沒。黑塞與菲茨曼之死的段落寫得極具溫度，那種在戰火中仍竭力守護尊嚴與秩序的微光，讓這部結構宏大的作品最終穩穩落回到“人”的身上。它提醒我們：戰爭的灰燼落在任何個體的生命中都難以承受，但所幸，無論黑暗多么深重，人性的微光從未缺席。無論是為了愛人、孩子、秩序，還是信仰，總有些東西超越了求生的本能——那正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珍貴所在。

然而也必須承認，《諾曼底公寓》并非一部始終“好看”的戲。它的概念先行，表達欲強烈，理性的創作邏輯甚至導致它像一篇工整的論文。舞臺信息密集，結構推進迅疾，裝置、時空與線索頻繁切換，觀眾往往需要緊跟并思考，而非輕易被角色的命運牽引。在某些段落，情緒剛欲沉淀，便被下一次轉場打斷，戲劇那種本該緩緩滲透的力量也因此被切割。

但換一個角度看，這種表達或許正是探索的必經之路。上海題材的舞臺呈現不能永遠停留在風情與懷舊?！吨Z曼底公寓》真正將城市空間置于敘事中心，把上海嵌入更廣闊的歷史結構，讓建筑承載記憶，讓時間化為回聲——這樣的嘗試當下雖不盡如人意，方向卻值得肯定。它所開啟的可能性，甚至比本次舞臺呈現本身更為重要，也讓人更期待它在未來能被繼續打磨、不斷向前。

讓劇場留下城市的聲音

在這個萬物皆可被簡化為符號、被濾鏡包裝的時代，劇場依然以其緩慢而倔強的姿態，要求我們坐下，將一段故事從頭看到尾，將一個人的命運聽完、并想透。這份“慢”，本身便是一種珍貴的抵抗。每一位舞臺創作者，都在以對真實的敬畏，努力將人寫得豐沛，將生活寫得有分量。

上話的創作自然不限于上海題材，但正因如此，它持續深耕于這座城市的敘事脈絡，才顯得尤為珍貴。在一座不斷飛奔向前的城市里，依然有人愿意慢下來，將他們理解的、感受的、記住的上海，一寸寸地留在舞臺上。

我越來越覺得，一座城市如果能擁有自己的話劇傳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文字和照片能留下一些記憶，但留不下人活在一座城市里的生活氣息。只有劇場能把這些東西一遍遍演出來：把故事講給當代人聽，也把記憶傳遞給下一代人。

正如北京人藝與北京的關系：它非憑某一部戲被記住，而是經一代代表演與創作的累積，逐漸長成城市氣質的一部分。于上海而言，亦復如是。當舞臺上持續講述上海的故事，這是一件樸素卻重要的事：讓上海在劇場中留下自己的記憶，也留下屬于一代人的聲音。

不知從何時起，安福路成了我每次來上海必到之處。走進劇場，在黑暗里屏息凝神，與陌生人一同笑、一同沉默、一同落淚；散場時燈光亮起，再步入安福路的夜色——方才舞臺上的故事，便這樣輕輕落進我對上海的印象里。我記得那些看戲的夜，也記得散場后風中飄來的面包香與草木氣息。那一刻，這座城市仿佛也與我的生命，有了真實的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