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被凍掉四肢的志愿軍戰士回家，母親：你走吧，娘養活不了你

1983年10月的清晨，薄霧剛剛退去，五十歲的朱彥夫依著門框，讓殘臂撐住身體，看著村里第一盞路燈熄滅。那盞燈是他堅持裝上的，也是他卸任村黨支部書記前最后一件大事。燈滅了，天亮了，眼前的張家泉村已不再是三十年前那個缺糧、缺水、缺課桌的小山溝。看著滿坡果樹，他突然想起1954年冬天剛回家的那一幕——雪地、拐杖、母親的嘆息，就像刻在石頭上一樣，一翻就能看見。

時間撥回到1954年2月。屋外積雪沒過膝蓋，十九歲的他被用門板抬回了故鄉。村口誰都沒說話，只聽到炭盆里的松枝在“噼噼啪啪”爆響。母親紅著眼遞過一碗熱水，話卻冷得像冰：“你去療養院吧，娘養活不了你。”這句并非無情，懂生活的人都明白，那一年一個壯勞力都難免青黃不接，更何況一個失去雙手雙腿、一只眼幾乎失明的孩子。朱彥夫沒回應，只抬了抬殘臂，像在敬一個不太標準的軍禮，腳卻沒向外邁一步。

他生于1933年，正趕上戰火連天的歲月。十四歲入伍，拿到第一支步槍時個頭還沒槍高。1949年，在華北平原的晨霧里宣誓入黨，跟著部隊南征北戰，黃河渡過，長江渡過。沒人統計他究竟經歷過多少場戰斗，連他自己也說不清，只記得臂彎里永遠擱著半塊干糧，身邊總少不了倒下的戰友。

1950年底，部隊跨過鴨綠江。那年11月27日，長津湖以西的250.9高地，風口里溫度跌到零下三十度。志愿軍九連二百多人對陣美軍兩個營，子彈打光了就抱著炸藥包沖，沖不上去就抱著步槍砸。天黑之前，高地上只剩十幾個人還能動，朱彥夫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個。撤下來時，他雙腳已凍得沒有知覺。戰斗結束，他躺在雪窩里昏迷了兩天，被衛生員拖下山時，手腳顏色接近烏紫。47次手術，四肢全部截去，剩下一雙殘臂、一雙殘腿、一只半瞎的眼睛。

在野戰醫院，他咬牙練習用殘肢夾著勺子吃飯、夾著筆寫字。護士勸他多休息，他只搖頭：“倒下去的兄弟太多，我得活。”頑強是天性，也是一種倔強。能站起來那天，他在病房里轉了幾圈，額頭全是汗，卻笑得像個孩子，拉著醫生的袖子說：“我不算廢人。”

回鄉后的第一個冬天，他執意自己生活。村里的小石碗碎了一地，銻壺灑滿了炕席，他也沒改主意。第二年春天，他擠出全部撫恤金，買書、買筆、買磚瓦，要建圖書室。村里人聽著新鮮：書？字都不識幾個，看它作甚？但他認準了——沒文化，窮根難斷。夜校的黑板是他親手釘的，粉筆用殘臂夾著寫，大字歪歪扭扭。有人偷偷問他累不累，他笑：“練槍法都能練出來，寫字算啥。”

1957年，經鄉里推薦，他被選為村黨支部書記，年齡二十四歲。選他的理由很簡單：誰也沒他那股子韌勁。上任后第一件事是“棚溝造地”。溝壑縱橫，十年九旱，村民搖頭：挖開都是石碴子，咋種？他把拐杖往地上一戳：“我這身板都不怕，你們怕啥！”三個月，石溝被削平，七十多畝梯田掛在山腰。第一季苞米抽穗時，老鄉抱著苞米棒子，笑出了眼淚。

田有了，水卻緊缺。他跑水利站、托戰友、寫申請，硬是湊出水泥和鋼筋，帶著十幾名青壯年在山背鑿出蓄水池。1964年，管道通水，家家水缸滿得冒泡。緊接著，通電工程上馬，張家泉成了膠東丘陵第一個亮起電燈的山村。冬夜里，白熾燈下的棋盤和老人在暖炕上呵著熱茶，那光亮比任何勛章都耀眼。

朱彥夫沒把自個兒當“傷殘英雄”。農忙時他坐在改裝過的小推車上指揮，農閑了就琢磨誰家缺糧、誰家孩子綴學。拄拐走山路，滾倒了再爬起來。村民說他像釘子，捶不彎、砸不折。1983年，組織考慮到他的身體，批準退休。告別那天，他只提了一個要求：把未用完的辦公桌改成學生課桌，送到夜校。

離開崗位，他把精力傾到寫作上。自傳體長篇《極限人生》歷時七年完稿，再現了志愿軍的崢嶸歲月，也留住了數百位戰友的姓名。書印出來后，他把第一本端給已九旬的老母親，老人摸著凹凸的封面，半天沒說話，最后一笑：“你有出息，娘算沒白給你養這么些年。”這一次，再沒有“去療養院”的催促。

2010年，妻子病逝。他守在床前握著妻子的手，輕聲說：“我自己能行，你放心。”事后，他把那些照料妻子的點滴寫成隨筆，悄悄投給雜志，稿費全數捐給了村里正在修繕的中心小學。有人問他為什么總是往外掏錢，他一句話帶過：“我討過命，錢是身外物。”

如今，那盞路燈依舊按時亮起又熄滅，梯田里麥浪翻滾，夜校變成了三層教學樓。朱彥夫的假肢磨損得厲害，走起路咯吱作響，但村里的孩子仍圍著他問東問西。他常把那根舊拐杖橫在膝上，笑著給孩子們講長津湖的雪、講彈殼發燙的味道，也講母親當年那句“你走吧”，隨后頓一頓，“可我沒走，所以燈一直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