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偶像的賴冠霖，從15歲開始漫長的“逃離”

賴冠霖14歲的時候想象過24歲之后的生活：如果足夠順利，他會去體育大學念新聞傳播。做體育主播，解說體育賽事，這是他的夢想。

“要么我就在電視臺實習，要不然我就在老家縣城開一家洗鞋店，然后25歲可能會遇到一個不錯的女孩，也許展開一段戀愛。”賴冠霖說。

現在賴冠霖25歲，他沒有按照14歲時預想的劇本來生活。如果你搜索“賴冠霖”，關鍵詞會有“練習生”“偶像”“退圈”“導演”。也會有大量的他做練習生和演員時期的影像，還有許許多多喜歡他的粉絲的留言——這些可以勉強拼湊出賴冠霖的人生軌跡。

2016年，15歲的賴冠霖去往韓國做“練習生”。一年之后，他在選秀節目《PRODUCE 101 第二季》獲得第七名出道，與前十名組成偶像團體Wanna One。兩年后，他來到北京，做演員，參加綜藝，獲得了不少關注。

或許應該先從那封退圈信說起。2024年6月，“前偶像”賴冠霖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封退圈信。在信中，他說：

“我主觀地認為我們被創造出來，是學習如何去愛的。愛別人，但更重要的是愛自己。我曾無數次從噩夢中醒來，走到廁所，開燈，照鏡子……卻不愛鏡子里的那個人。站在今天這個時間節點，我覺得只有這樣選擇，只有選擇幕后了，我才會真正地珍惜過往的經歷。……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表達自己，把那一句句想說的話變成臺詞，寫在白色的紙上。如果有一天，我做成了，我會用最真摯的態度邀請你們。我會邀請你們進到影院，為我的作品書寫最客觀的一筆。在那之前，讓我們回歸個體，去學習如何愛自己吧。我永遠愛你們。”

在社交網絡熱度和流量的世界里，偶像作為工業產品，完美到沒有瑕疵。可是賴冠霖從某種程度上用“自毀”式的方式讓不完美的過去展現在大家面前。偶像、熱度、綜藝、排名，對賴冠霖而言像是“上輩子的事”。他和過去做了一次近乎暴力的切割。

賴冠霖去韓國前特意為自己買的鞋子，陪伴了他10年。（圖/受訪者提供。）

為了擺脫泥沼般的環境和原生家庭決絕地離開了故鄉，在韓國做練習生的時候，15歲的他經歷過和同伴的無數次暴力的分別，只剩麻木。他一次又一次地去追尋一種名為“自由”的幻覺，一路追，一路丟棄在他人眼里極為珍貴的名利。

做演員的間隙，他開始拍攝短片。他講述一對姐弟的故事。他震驚于小演員渾然天成的理解能力與演技。靜坐一會兒之后，他坦然地面對自己作為演員的天賦不足。但是同時他也發現了自己對他人、對世界的好奇心，讓他可以更好地成為一個創作者，成為導演。

最近他做了一檔自己的播客《龜山鄉》，播客名字來自他的老家，一個臺北市旁邊的小縣城。

如果一個并不知道賴冠霖是誰的人打開這檔播客，可能很難想象這些表達是來自一個“前偶像”。賴冠霖和朋友們討論家鄉、職場、美食和創作，他的過去被零碎地散落在和朋友們的聊天里。

賴冠霖的播客《龜山鄉》。

賴冠霖已經25歲了，但是過去十年的經歷在他身上留下來的痕跡，幾近地理學上的板塊碰撞、分離、俯沖、錯動之下的地形重整。

一個普通的少年，成為偶像之后經歷過驚慌、狂喜、麻木和反思；在風暴中心窘迫和失序之下去追尋一種寧靜的生活，在創作之中發現了樂趣；在多年之后又回到了那個少年時必須要逃離的故鄉。

這一切又迅疾又漫長，他一不小心成為了一個理解時代變化和流量文化的入口。

以下是賴冠霖的自述：

完整采訪，請掃碼進入新周刊播客《刀鋒時間》收聽。

“然后一切就停了，就安靜了”

當初為什么會想要做練習生？是因為金融海嘯。我爸是做科技業的，金融海嘯有點影響到我們家庭的結構和經濟狀況。

我爸40歲生的我，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我正常升學的話，到22歲、23歲畢業，相當于我需要我爸爸給我月供到他62歲、63歲，我當時不愿意發生這樣的情況，所以想得比較簡單：就想要賺錢。

那時候對于一個沒有太多社會技能的未成年來說，其實不會太知道怎么去賺錢，所以我就選擇了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那時會有很多韓國公司到各個地方去選秀，我就參加了，被有緣分的公司邀請去做練習生。

我媽媽特別不支持我去韓國做偶像這個決定，她覺得我要拿到基礎文憑。但是對于當時的我而言，我作為練習生，所有東西都是零基礎的情況下，我只有一個優勢，就是年齡的優勢。

如果我還不把握住這個時機的話，這個優勢一旦離我而去，我就很難再被韓國的公司青睞。

當時我就去學校的教務處問了一下，發現如果學生連續兩周沒有出勤的話，自動會被學校的系統認定為退學。所以當時我就跟我媽說，如果你不讓我去，我就一直不去學校。后來我媽大概有一周還是兩周的時間都不跟我溝通，但有一天晚上她跟我聊了一下，其實具體聊什么我現在有點記不得了，后來就通了，我就訂了隔天的機票去了韓國。

小時候對家庭和環境的感受，也被賴冠霖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圖/《北京下雨了》劇照）

去韓國的另一個原因是很不想留在老家，因為那時我和同學的關系也有出現一定的問題。雖然我沒有被霸凌，但是因為大家普遍關注的東西和我關注的東西有一些不一樣，然后就會有被排擠的感覺，學業方面也是不上不下。

我記得那個時候班里比較多人在追韓國的男團女團，但是我更多地在看美國的一些脫口秀或綜藝節目。還有我讀一些小說，但是身邊的同學看的跟言情類的片多，自然而然聊的話題都不太一樣，所以會有覺得自己是異類的瞬間。

我現在這個階段和14歲那個時候想逃離家的階段，想法上肯定有很多不同，我現在甚至有些時候會羨慕周邊的人有“同學情誼”這件事情，因為我沒有。但是我也不后悔。

我覺得就得一體兩面去看的，我還是挺感謝我的原生家庭，在有限的時間里面給了我很多不一樣的感受，里面有好的、壞的，有極端的，也有溫柔的、刺激的。

賴冠霖在家鄉拍攝的蘆葦叢，幾乎是和他的播客同時誕生的一張圖。（圖/受訪者供圖）

如果說讓我選一段兒時的記憶去做影像化處理，我希望是7歲那年發生的一段讓我記憶深刻的畫面。我寫過類似的橋段，但我還沒有把它影像化處理過。

有一天早上我已經吃完飯，刷完牙，洗完臉，換好衣服，坐在餐桌那兒，等我媽收拾完帶我出門，突然就聽到主臥里面的聲音。先是吵，然后開始摔東西，之后你就聽到推搡的聲音，再之后你就聽到身體猛烈碰撞的、打架的聲音。它是一種比較低音域的“砰砰”聲，然后一切就停了，就安靜了。

我爸先出來的，他應該也沒有臉面看我，所以就很快從我旁邊經過，我就透過門縫往里看，我不敢抬頭，一直看著地板，然后看到有熨衣機倒在地上，開關被打開了，水蒸氣就一直在冒——這個畫面印象還是蠻深刻的。熨衣服的機器是一個黃白相間的顏色組合。然后他們離婚了，那天中午他們就把婚離了。

“你要記得我”

因為你在原來的環境里已經挺爛、挺糟了，所以你去了（新環境）之后你會更想融入，你會期待一個更好的人際關系，更好的表現，更好的生活狀態。

我想起來兩件事。從臺北準備要飛韓國時，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原來的微信號直接注銷了。我覺得，在那個地方，那樣的同學關系、那樣的自己，我很不喜歡。

我重新注冊了一個微信號，只加了我的發小、我媽、我爸，還有我姐。所以到今天我沒有什么老家的朋友，除了我發小。

第二個是到了韓國之后，第一次吃韓國的泡菜，我覺得挺辣的，但是過了兩個月，就發現好像習慣了，當下自己又挺開心的，就覺得自己適應了一個新的環境。

之后就開始看到實際的收入了，會有一個結算單，白底黑字。在那時我通過某種運氣的加持以及自身的小小努力，賺到了錢，它讓我覺得我當時確實是在干一份工作。

我是很幸運的。一般練習生平均大概是4年到7年的練習時長，我是練了10個月，然后參加節目2個月到4個月的周期，所以總共算起來是一年左右，我就成功出道了。

賴冠霖拍的機場圖。（圖/受訪者提供）

那一年的生活是什么樣的？其實跟上班是有一點像的。每天早上也是10點左右起來，先在家吃飯，吃完飯之后就去公司，每天會有課表，大家就按課表去操練。

因為每一周都會有周評，每個月也會有一個評測，（這個評價體系）可能是很暴力的。

前一天還跟你在說說笑笑的同期的練習生，隔一天就哭著從一個房間走出來，然后我們就問他怎么了，對方就說“你要記得我”——真的，這就是原話，他不會說“我被刷了”之類。他們比較常見的第一句話就叫我的名字，然后就說“你以后一定要記得我”。我大概就知道怎么了——他被刷掉了。

那個時候管理練習生的工作人員也會及時給我做心理輔導，那樣輔導幾次之后，好像對這個現象也慢慢有一點麻木，因為真的是常常發生。

選秀節目 produce101海報。（圖/豆瓣）

我現在回想起來會覺得非常殘忍，但是我必須實話去講，當時我沒有意識到這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因為競爭比較激烈，然后你能做的事情也比較有限。你好像更多的只是專注于自己，保證自己不會被淘汰。你沒有太多去思考這個體系是不是有問題的，它是不是殘忍的。

我覺得我在做練習生的時候，感受到的更多的是獲得某種自由之后的幸福，對這個體系沒有那么多怨言，也不會覺得很殘忍。

“我確實沒文化”

想逃離的情緒不光圍繞著原生家庭，還有學校的同學關系。所以逃離的起點在哪？有太多可以作為起點的地方了，我當時的確是不快樂的。

雖然這些故事說出去，我不知道有共鳴的人會有多少，但是你看它現在成為了我創作的某種養分，我覺得也蠻好的。

它會讓我去意識到要“成為一個更好的人”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因為我不想變成跟他們一樣。

李安導演在一個采訪里也說過，其實家人之間愛和尊重不是天然的，是你要去爭取的。

這句話的重要性我覺得在我很小的時候，可能就意識到了，所以我不完全視我的原生家庭的摩擦為很惡劣的體驗，我反而覺得這種東西你得一體兩面去看。我不埋怨，也有一些感謝在里面。

我離開家去到韓國，和我選擇退出之前的工作，專注在幕后，其實是異曲同工的。如果我不退出來，我很難更好地去接受過去的我。也就是說，如果那個時候我不暴力地去切割我和我原生家庭之間的關系，我是很難像現在這樣一體兩面去看家庭關系的，我肯定更多的就是埋怨，不去感恩。

賴冠霖將自己的社交平臺賬號改名為“沒文化的野人”。

如果我不退出來做幕后工作，我也很難接受“我曾經是一個愛豆，我曾經是一個演員”這件事。其實這是很擰巴的，退出來反而我能更好地接受。

你看，最開始我想要入行，我想要做一個idol，是為了逃離我的原生家庭，或者是為了爭取更多的東西，也許我想爭取一種自由，可是當我真的入行的時候，我發現這部分是我喪失最大的——你連說話的權利可能都沒有，你連自主去掌管你生活的權利都沒有。

那段時間看到了一本書，是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園》，王小波就有寫道：“我老婆是亂講，我是亂寫。我們倆都是‘沒文化的野人’。”

《我的精神家園》

王小波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

那個狀態和我做演員的末尾階段有一點像，當時我感覺我的表達欲已經開始要溢出了，要過剩了，所以就自詡自己叫“沒文化的野人”。我當時取這個名字也被罵了很久，（大家）就說是你沒文化。

但我也接受，我不是真的想抬高自己，所以取這個名字我覺得反而是把自己放到最低，我就沒文化。

為什么我覺得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我覺得當時自己確實沒文化，然后重新地去學習做導演這件事情。

“她能做到這樣，我沒做到過”

我在拍第一支短片的時候，沒有想著我一定要做導演，所以當時我確實就是以一個演員的身份去嘗試拍《冬天和春天打架》。

我去了涼山，籌備和選角時就遇到了一對親姐弟，然后邀請他們來演這個短片。有一場戲我印象特別深刻，講的是（早些年）留守兒童常常需要去面對的一個情況：父母因為在外打工，可能過年的時候會被廠里給予更高的酬勞，所以他們可能會選擇不回家過年，但是這樣會讓孩子們自己在家過年，或者和長輩過年，這其實是一件對于小孩來說很難接受的事。我的劇本里面有這樣的內容，需要演員去演一個哭戲。

（圖/《冬天和春天打架》）

那天下午我在拍別的戲的時候，我就看主演的小女孩拿著手機，手機畫面是一個中年婦女的形象，當時因為我在拍其他戲，我就先進行我的工作。她一下午就一直抱著手機，然后就到了晚上要拍那場戲，光都架好了，演員都就位了。

副導演就說，導演你去給她講一講，我當時就有一個念頭說先試一條。我就坐在監視器后面喊“3、2、1、action”。就那一條，她完全演出那種情緒和更深層次的東西，你就算是個外行的人也能看得到。

那條演完我就喊cut。我在原地呆坐了很久。之后我就問她：“你下午到晚上一直看著手機里的那個人是你的媽媽嗎？”她說不是，那個人是她小學五年級的時候的一個班主任，上了小學六年級之后，她才發現班主任被外派去了其他地方了，但是走之前沒有跟他們任何人說。她特別想班主任，然后她就看著那個照片醞釀情緒，到晚上拍。

我當時就蒙了。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沖擊特別大，因為我就在想：她才12歲，完全沒有任何表演的經驗，她能做到這樣，我沒做到過，我未來有可能有機會做得到嗎？我覺得做不太到。

《冬天和春天打架》劇照

之后我把這些素材都背回北京開始做后期，從剪輯到調色到聲音都做完，大概做了一個月。一個非常平常的下午，我拿電視投屏，從頭到尾把成片看了一遍。

我覺得那時我特別客觀，因為已經抽離出來了，我就覺得我做得好像還可以。而且拍戲這件事情也能適當地讓我說那么一兩句我想說的東西，它好像可以平衡好我想表達的東西，所以是在那天下午想了很久之后決定我想做導演，我想把拍戲這件事情做好。

然后，我就開始思考：“做演員”跟“做導演”這兩件事，在我這兒能并行嗎？好像不可以。

（圖/賴冠霖導演短片《北京下雨了》劇照）

“我想試試看變成這樣的人”

我想這件事情一定要非常系統性地去學，首先要找老師。

一開始老師給我列書單、列片單，我就一個個看。隨著我準備得越來越多，我也會去關心每一年各個電影節入圍的一些片子的情況，然后每一年的都會看，往年的也看一看。看完就會開始寫東西，老師就會很仔細地去幫我看，然后講述我哪里還可以更好，哪里好像還行。就這樣持續有兩年多，比較系統性地學做導演。

那時候，印象最深刻的作家是王小波和他的書《黃金時代》。洪尚秀導演的電影《小說家的電影》，當時也給我很不一樣的啟發。

《黃金時代》

王小波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

《黃金時代》我是一口氣看完的，看完就覺得，原來表達不是高大上的東西，通篇讓我感受到的是一種很真實、很誠實的態度——原來人說話是可以把本意也擺在明面上的。

洪尚秀的《小說家的電影》，故事是關于一個導演想要讓小說家的角色去進行跨界的嘗試，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拍長片，而是拍短片，這件事情當時就引起了我很大的共鳴，畢竟那個時候我也是圍繞著短片在學習、在創作，然后我就覺得原來把這種創作者成長的路徑融到一個故事里去做表達，也是可以很完整的。

（圖/《小說家的電影》）

它們給了我很多啟發，這種誠實的特質好像是我一直在尋找的。

但是如果要說現階段對我影響最深的一個導演，那就是韓國的申元浩導演（代表作《請回答1988》《機智的醫生生活》），我個人最喜歡他的一部作品《機智的醫生生活》。

我喜歡他，是因為他的作品里總是講生活上的日常瑣事，有大有小，有深有淺，可是會很好地讓人去吸收、不沉悶。

（圖/《機智的醫生生活》）

他的劇作甚至是有高沖突的。可是當你在看的時候，你并不會覺得那是沖突，你會把它所設計的沖突理解為“對，我日常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這是很難的。所有的治愈、所有的喜劇、所有的沖突都是在不經意間，這是我對他作品最喜歡的部分。

同時，我在很多的導演幕后特輯，或者是從綜藝里去看到他的時候，他身上是沒有“登味兒”的，他的身上還是很干凈的，很純粹的，很平和的，很溫柔的。他好像沒有因為自己要面對更多更復雜的事情而變得更犀利，我覺得這個很難。我想試試看變成這樣的人。

（圖/導演申元浩）

當然，他們都是我喜歡的創作人，我也不知道我會成為什么樣的導演，但目前作為創作者來說，我覺得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非常有趣。

首先是我對（觀察地域的文化差別）這件事有很強的好奇心。比方說北京人說的話，吃的東西，以及生活態度，我都會去觀察。我也會很好奇現在的東北人在經濟改革的時候，大家有什么想法和變化，還有為什么上海人和溫州人比較會做生意？

所以每到那個地方，我就會圍繞“這個地方的人，也許有什么特質”去做更刻意的觀察，然后就會有一個小小的總結，但是這個總結肯定不是很精辟，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進入到創作的話，還是要去那個地方待很長一段時間，然后再找尋更多的真實的故事。

我也會覺得因為大家都有老家，大家都有原生家庭，所以這個東西也許會成為一個很好與筆下角色共鳴的點，這是其一。其二，我覺得圍繞著某個地方去展開的故事會更生根而落地，也能傳遞更多的東西。

賴冠霖拍攝的《倒影》。這是他出差時拍到的，他說其實就是一個很普通的村莊和很普通的夕陽，但這背后有非常動人的故事。（圖/受訪者提供）

“更近人情，更知冷暖”

這兩年我對創作和流量有了很不一樣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創作者需要更誠實。這個誠實的定義是什么？我覺得有一點是我想得比較明白的——創作者拍片子或者是說我拍片子，我是希望被更多人看到。

也就是說我今天用著別人的錢拍了一個片子，我肯定是需要有更多人來看的，這中間就會有流量的產生。我覺得我是需要的，我也想要更多人來看到我。

但我也希望人們不要對我個人有太多的窺私欲，我希望人們來看我的作品，我知道我現在說的話很危險，很擰巴，所以我盡量在找做播客、做廣告、做短片也好，做長片之間的平衡。我需要流量，但我希望把這些流量轉換成進到電影院看完電影的觀眾。

這個過程肯定是很掙扎，我需要去努力的部分也比較多，包括怎么去轉換自己的思想，怎么去轉換我對于一些比較極端的情況的認知，這件事情我覺得我不能持太樂觀的態度，但是我也不持悲觀的態度，就是我去做、我去學、我去努力，

給我10年的時間，我覺得應該會讓“賴冠霖”這個人更謙虛才對。“別太把自己當回事兒，認真做事”，我會這樣去對10年之后的自己說。

我去想象10年之后的自己大概是什么樣子，我想從各個角度而言，我會更好。雖然剛才我想的時候停頓了那么久，但是我覺得在停頓的瞬間，也許可能通過10年的鍛煉，我會更壯一些，也許通過10年的時間，我會去到更多的地方旅游，我可能會嘗到更多的美食。10年之后，我可能會更近人情，更知冷暖。我也許會成為一個更謙虛的人。

最后，如果用一個電影畫面去描述這一切的話，我試著去找我看過的電影里面比較安靜的畫面。

（圖/《獨自在夜晚的海邊》）

可能是一個人安靜地在小酌，可能是一個人安靜地在看著孩子嬉戲，也可能像洪尚秀《獨自在夜晚的海邊》里的一幕，金敏喜躺在海灘上，然后導演就拍了一個她的背影——我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有那樣的秩序。

題圖 | 受訪者供圖

校對 | 向陽

排版 | 韻韻紫

運營 | 沈筱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