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人拆遷隊”：特朗普如何摧毀國際秩序與國內民主

大多數歐洲領導人（包括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以及美國各大學校長、媒體機構負責人和頂級科技公司高管，都犯下了一個致命錯誤：試圖安撫唐納德·特朗普。他們在他面前卑躬屈膝、阿諛奉承。每次內閣會議上，這種諂媚都暴露無遺：像比爾·蓋茨這樣的億萬富翁稱贊總統所謂“令人難以置信的領導力”。

這種諂媚使政府的另外兩個分支變得軟弱無能：國會已成廢物；最高法院成了為特朗普帝王式妄想蓋章的橡皮圖章；共和黨則淪為一個名副其實“特朗普邪教”。

從綁架委內瑞拉總統、把自己任命為加沙的“帝國總督”、叫囂吞并格陵蘭和加拿大，以及對墨西哥、古巴、甚至可能還有尼加拉瓜的覬覦，到在美國城市街頭放出蒙面暴徒恐嚇公眾——這些行為都顯示，特朗普就是一支“單人拆遷隊”。他正在摧毀國內殘存的民主制度，也在摧毀二戰結束后建立起來的海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以下對話嘉賓為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 R·溫德爾·哈里森杰出服務教授，著有《大國政治的悲劇》《以色列游說集團與美國外交政策》等。對話主持人為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

一、國際秩序正在發生什么變化？

克里斯：過去 12 個月里，美國國內法治在崩塌，國際法治也在崩塌。你一直論證我們正進入一個全新的“全球秩序”。那是什么？

米爾斯海默：毫無疑問，鑒于國際體系已從單極轉向多極，國際秩序必然發生重大變化。大約從 1993 年到 2017 年，我們處在單極時期，美國是體系中一騎絕塵的最強大的國家，因而形成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我們能夠以偏向自身利益的方式塑造國際秩序——或者至少我們以為如此。

但一旦俄羅斯和中國成為大國，我們進入多極世界，它們就會想改變秩序。特朗普第一次當總統時，國際秩序出現變化不可避免，但他做得遠遠超過這種“必然變化”。尤其在第二任期，他就是“單人拆遷隊”。

理解特朗普的關鍵在于：他是單邊主義者，想讓美國獨自行動。國際機構和國際法本質上是多邊的，而他對此毫無興趣，甚至試圖摧毀它們，以便自己可以不受約束地單邊行動。

他在嘗試摧毀聯合國之類機構，并提出所謂“和平委員會”。這個機構最初據說是為應對、并永久終止加沙的種族滅絕而設，但其章程甚至不提加沙。特朗普想要一個由他掌控的“和平委員會”，由他擔任主席，用它取代多邊的聯合國。

在格陵蘭等問題上，他也執意要摧毀北約，因為北約是多邊機構。總之：從單極到多極，秩序變化本來不可避免；但特朗普的加入使轉變從根本上不同。他的目標是盡其所能摧毀國際機構與國際法。

二、冷戰的經驗：是兩極還是多極？

克里斯：冷戰時期也有蘇聯、中國。那時的關鍵點是防止中蘇結盟。能否用冷戰時期美國處理國際格局的方式應對今天？

米爾斯海默：冷戰常被稱為“兩極”：美國與蘇聯兩大超級大國。不過中國確實是重要大國。冷戰前半段，中蘇關系緊密，中國是美國死敵。朝鮮戰爭期間，美國主要是在與中國軍隊作戰。

基辛格與尼克松訪華后，中國從蘇聯一邊“翻”到美國一邊。冷戰后半段，中美成了盟友。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單極強國，而中國仍是盟友。為了遏制蘇聯，我們當時有動力幫助中國變得更富、更強。

冷戰結束后，尤其在克林頓時期，美國推行對華“接觸政策”，幫助中國經濟增長。2001 年邀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極大推動中國增長。直到大約 2017 年，美國幾乎都在努力讓中國更繁榮。（注：僅為一家之言，不代表本號及官方立場）

但到 2017 年左右，中國已繁榮到擁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并開始發展一流軍力。美國由此認識到中國已成大國，于是拋棄“接觸”，轉向“遏制”。關鍵事實是：美國在中國崛起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中國成為大國并在東亞展現力量后，安全競爭出現，我們才走到今天。

三、特朗普“炸毀盟友體系”的后果

克里斯：帝國需要盟友，但特朗普卻在炸毀傳統盟友（北約、加拿大），孤立美國。從歷史看會有什么后果？

米爾斯海默：強國需要盟友、國際機構和國際法。美國強調國際機構與國際法，是因為規則與法律大體由我們書寫，并對我們有利。特朗普之前的總統都明白這一點，也明白無論遏制蘇聯還是遏制中國，都需要與盟友保持良好關系、合作共事。

但特朗普與前任根本不同：他蔑視國際法與國際機構；他對盟友的態度甚至比對對手更惡劣。作為大國必須承認自身力量有限，不可能純粹單邊行動。權力有邊界，因此需要制度。

美國外交政策建制中不少人也誤判美國力量，以為軍隊是“魔法武器”，可以把伊拉克改造成民主并向中東擴散民主（布什主義）。但國際政治不是這么運作的。北約、聯合國雖不完美，卻各有用途。這也是特朗普將給自己制造大量麻煩的原因。

四、軟實力、經濟杠桿與“單邊工具箱”

克里斯：他似乎也不懂權力運作，尤其是拆解“軟實力”機構：美國國際開發署、美國之Y、和平研究所等。

米爾斯海默：他理解美國的經濟力量。單極時期，美國自由派外交精英試圖建立高度經濟相互依存的體系，認為互依帶來共同繁榮，繁榮帶來和平。

但當全球經濟高度一體化、美國處于中心時，美國獲得對多數國家的巨大經濟杠桿。正是這種杠桿讓我們能重創伊朗、委內瑞拉經濟。2022 年我們熱衷與俄羅斯對抗（通過與烏克蘭結盟），部分原因也是以為可以靠經濟制裁擊敗俄羅斯。伊斯坦布爾一度出現結束戰爭的談判跡象，但我們破壞了談判，因為誤以為制裁會奏效——結果并未如愿。

特朗普上任后也以為能用關稅對中國施壓，但中國同樣對我們有杠桿，例如稀土。總之：美國有巨大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但并非無限。特朗普卻相信可以單邊使用這兩種工具達成幾乎一切目標；軟實力、國際機構、國際法、盟友在他看來都不重要。他以為這足以讓他像“仁慈D裁者”一樣在全球獲取想要的東西。

五、歐洲為何不敢對特朗普說“不”？

克里斯：SWIFT、美元儲備貨幣地位正在被挑戰；歐洲領導人不敢對特朗普說“不”，也許是怕經濟報復？

米爾斯海默：歐洲確實害怕經濟報復，但更害怕美國從歐洲撤出。歐洲大國之間長期沒有沖突（暫不討論俄羅斯），很大程度上因為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充當“安撫者/鎮靜劑”。歐洲精英希望美國留下。

冷戰結束時，蘇聯并不要求北約解散。戈爾巴喬夫、普京都曾提過加入北約的想法。俄方能接受美國留在歐洲以維持和平，但反對北約東擴。所有俄羅斯領導人——不只普京，也包括葉利欽、戈爾巴喬夫——都把北約擴張到統一德國邊界之外視為挑釁。

真正的核心問題是德國。冷戰結束、德國統一讓法國、英國等國緊張；但只要北約在、美國在歐洲，歐洲就不必擔心德國引發安全競爭。

而現在特朗普威脅摧毀北約，或至少大幅減少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讓歐洲“自己負責安全”。這等于移走美國這劑“鎮靜劑”，歐洲因此恐懼。從安全、經濟、軟實力與意識形態等層面，歐洲都深度致力于維持與美國的緊密關系；他們震驚于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竟轉而對付他們。但他們面對的是特朗普。

六、“俄羅斯威脅”與歐洲內部離心力

克里斯：我們也在面對復蘇的德國軍國主義。歐洲人緊張，緊張的是德國。

米爾斯海默：歐洲精英（在我看來是愚蠢地）把俄羅斯描繪成巨大威脅，說俄羅斯會征服整個烏克蘭并進入東歐。我認為這是胡扯。烏克蘭戰爭持續多年，足以說明俄羅斯在征服上困難重重。

更重要的是意圖：普京明確無意征服烏克蘭西部。占領那片充滿敵意的地區將是災難。至于征服東歐、威脅西歐，更是無稽之談。

克里斯：但體系需要敵人。為了讓軍事機器繼續存在并擴張，沒有敵人就會制造敵人。

米爾斯海默：歐洲的集體行動難題長期由美國“安撫者”角色解決。一旦美國撤出，歐洲內部的分歧與離心力會迅速浮現，歐洲可能無法作為單一實體有效行動。波斯尼亞戰爭早期就是例子：歐洲試圖自行處理，結果失敗，最后美國與北約介入。

制造外部威脅是壓制離心力的一種辦法：威脅越大，公眾越愿意為軍備擴張付錢，各國越有動力合作，也越可能說服美國留下。類似邏輯在歐洲確實在起作用。

七、今天更像“一戰前”嗎？焦點在東亞

克里斯：現在這段歷史時期有多像一戰前？

米爾斯海默：一戰前的核心是德國在歐洲的巨大力量。今天的焦點不在中歐，而在東亞。順帶一提，從 1783 年獨立到 2017 年單極時刻結束，歐洲一直是美國最重要的戰略與經濟地區；即便珍珠港后美國仍奉行“歐洲優先”。但在 2017 年后，歐洲對美國沒那么重要了，因為不再存在蘇聯、納粹德國、德意志帝國那樣的威脅；對美國而言，主要威脅在東亞。

歷史上第一次，美國在東亞面對真正嚴峻的挑戰。中國是極其強大的對手：人口規模、財富、尖端技術能力，甚至可能超過美國，這些都構成軍事力量。今天的主要競爭是中美競爭，地點在東亞。

相似之處在于：東亞競爭異常危險。中國要“統一臺灣”；主張南海九段線/十段線，美國不認同；東海島礁爭端中中日立場對立；中國希望掌控東海與南海，而美國與日本反對。無論誰對誰錯，東亞存在多個高風險爆點。歐洲與中東再危險，也不如東亞危險。因此，東亞局勢與一戰前歐洲并非完全不同。

八、國際法的崩解與“霍布斯式”無政府狀態

克里斯：一戰、二戰前讓我震驚的一點，是國際協議崩解、國際法缺位。特朗普尤其在加沙問題上撕碎國際法。是否出現霍布斯式的無法無天？

米爾斯海默：一戰前歐洲既有激烈安全競爭，也有大量經濟相互依存；甚至在戰爭爆發后，貿易仍在繼續。當時國際法與機構也在增長。但最終，安全邏輯與權力競爭壓倒經濟合作，走向戰爭。

即便把特朗普換成奧巴馬、克林頓或艾森豪威爾那樣的人，他們會重視盟友與國際法，但安全競爭仍然存在。如果安全競爭升級到可能爆發戰爭（例如中國對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經濟互依、國際機構與國際法或許邊際上有幫助，但很難真正阻止戰爭。最好的希望是危機中“冷靜者”占上風。這也是特朗普讓人恐懼的原因。

很多人問我俄中如何看特朗普：第一，他們像我們一樣困惑；第二，他們擔心他的反復無常引發戰爭。東亞的臺灣地區、南海、東海都是爆點，一旦爆發危機，而白宮里是特朗普，就會非常緊張。他不是你希望在東亞重大危機時坐在白宮的人。古巴導彈危機之所以最終避免核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肯尼迪頭腦冷靜，能在鷹派壓力下找到脫困之道。

九、達沃斯與“格陵蘭退縮”

克里斯：卡尼在達沃斯演講精彩。但特朗普似乎在關稅與格陵蘭問題上收回立場：他說不會用武力奪取格陵蘭。

米爾斯海默：他顯然退縮了。他先說不會用武力奪取格陵蘭，隨后又暗示不一定要“和平購買”，轉而談與丹麥、歐洲、格陵蘭人達成安排，以便他在格陵蘭有更大操作空間。但根據 1951 年條約，美國本就有相當空間在格陵蘭行動；即便未來出現俄中所謂威脅，丹麥、歐洲與格陵蘭也會合作。因此他大體回到了 1951 年條約框架，可能加些“裝飾”，總體是退了。

退讓原因在于美國國內與歐洲出現真實反對聲音。他會看民調。建制派里不只民主黨，許多共和黨也認為對丹麥開戰荒唐。媒體還討論軍方是否會拒絕執行非法命令。這些因素疊加，讓特朗普退讓。特朗普是惡霸：你示弱他就會踩上來；但這次美歐不少人共同表態此舉荒唐。

十、如果沒有阻力：美國與世界會走向哪里？

克里斯：特朗普執政下，國內法治被掏空。蒙面移民執法“暴徒”的場景讓我想起皮諾切特的智利等國家。如果特朗普愿景不受阻力，會走向哪里？

米爾斯海默：他剛滿執政一年（1 月 23 日；去年 1 月 20 日上臺），還剩三年。想到第一年造成的破壞，再想三年后美國可能變成什么樣，令人膽寒。他還可能造成更大破壞。

他的外交觀在國內同樣適用：他不認為法律與規則適用于他，自居凌駕于法與規之上。他幾乎不尊重司法、國會與媒體，并以起訴主流媒體相威脅，竭力削弱它們。

自由民主在全球范圍內都面臨威脅，美國也不例外。他是危險人物，難說最終如何收場。國際上也一樣：三年后北約會怎樣，很難想象。

當然，也可能出現嚴重經濟下滑甚至重大危機，迫使特朗普改變行為，使其在重要方面被“去牙”，對自由民主的威脅減弱。但經濟危機不一定削弱政權，反而可能鞏固法西斯運動——這一點在南斯拉夫的惡性通脹、魏瑪時期法西斯崛起中都有先例。

特朗普在美國擁有廣泛支持，很大原因在于美國社會有相當多人感到在經濟與社會價值上被拋下，認為精英不在乎他們。特朗普利用了這種怨恨，國家可能進一步向右。但如果未來出現嚴重經濟問題，右翼會贏還是左翼會贏，也難以預測：支持“自稱社會主義者”的人是向左，支持特朗普是向右。

克里斯：這像 1930 年代。歐洲多國向右轉，而美國因為強大的工會運動避免了法西斯。

米爾斯海默：當自由主義失敗時，真正的分裂往往是法西斯與共C主義之間：左與右兩種替代都會出現。1929 年沖擊引發大蕭條，魏瑪政權本就開局極差，20 年代末剛站穩腳跟又遭崩盤，最終 1933 年希特勒上臺。納粹黨 1928 年民調還是個位數，但危機改變一切。

因此，如果美國遭遇重大經濟沖擊，政治系統里已經存在把國家推向左或右的力量：民主黨內部在“進步派向左”與“主流派維持現狀”之間分裂；共和黨內部也有進一步向右與維持現狀的分裂。沖擊將把這種分裂放大，走向難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