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曾希圣欲為安徽留下18歲女演員，毛主席發話：你忍痛割愛吧

1959年深秋，上海戲曲學校的后門口總是人頭攢動。那時，滬上劇壇正缺新人，滬劇、京劇同行擠在校門外探聽內部消息，想早點兒掂量出“下一張好牌”落到誰手里。就在這樣的氛圍中，一個名叫李炳淑的安徽姑娘被人悄悄記住——卻沒想到，她后來會把兩省一市的領導人都拉進一場“爭才風波”。

李炳淑生于1942年，老家在安徽宿縣。受票友父親熏陶，她自小能唱幾段《貴妃醉酒》。1956年，她才十四歲，卻敢只身去考縣京劇團。臺口不大，班底簡單，可她照樣天不亮出門練功、晚上摸黑收工。護城河邊的水汽往往凍得人牙關打顫，她仍吊嗓子不止，嗓子沙了用鹽水漱漱再來。凍瘡、裂口、血痂，她一聲不吭。正是這股拼勁，讓戲校老師在一次巡回點招中發現了她。

翌年春，蚌埠專區京劇團把李炳淑列入“重點苗子”。再隔兩年，上海戲曲學校向各省挑選定向生，安徽方面挑了十幾人，最終只有兩個名額被滬上專家拍板，李炳淑就是其中之一。當時她17歲，第一次坐火車出省，站在南京站臺上，夜色籠罩，汽笛聲拉長，她在心里默背著老師剛剛教的新腔，“莫道你打扮得黃花瘦弱”。誰也不曉得，這趟車意味著她要卷入一次高規格的搶人大戰。

到校后，她沒趕上同屆入學，只能插班。班里同學小兩歲，卻都已打下兩年功底。為了追上進度，李炳淑幾乎把自己鎖在排練室。教師們常說她是“鐵人”，上一個轉身不到位就反復練，極少見她去南京路逛街。到了1960年初春，學校安排她在人民大舞臺試演《穆桂英掛帥》選段。那天燈光一亮，臺下居然站著好幾位政府首長，其中就有上海市長柯慶施。鑼鼓一響，這位剃著齊耳發的姑娘幾句云和水、二六板，把貴妃的婉轉唱出了股子英氣，臺下掌聲轟鳴。柯慶施當場轉身對文化局干部說：“這閨女要留下，咱上海不能錯過。”

按照規矩，外省定向生若要轉檔，須原培養地放行。滬上相關部門很快向安徽發電報，希望把李炳淑正式調入上海京劇院。宿縣行署滿心歡喜，盼她回鄉大顯身手；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收到材料后更是斬釘截鐵：不同意調動。先是禮貌回函，再來電話交涉，最后干脆圈批“暫不放人”四個字。負責跑手續的同志私下感嘆：“這回麻煩了，碰上‘曾霸王’。”

說到曾希圣，在廬州官場素以“惜才”著稱。早在1935年紅軍長征途中，他在軍委二局發現羅舜初的密碼天賦，執意請調，甚至帶著申請文件找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三人。可當時一局也離不開羅舜初，結果申請被婉拒，連性格硬朗的他都只能賠笑。此后凡有人想挖安徽的能人，往往先得做足功課，否則吃閉門羹是常事。

柯慶施沒退縮。他知道在黨內要動得了曾希圣，非得借重更高層的調停。6月中旬，毛主席南下視察途經上海。吃過晚飯，柯慶施抓住機會向主席匯報城市文化建設時，順便提到“上海戲曲青年演員短缺，可有一位安徽女孩子極為突出”云云。毛主席聽完只笑了一聲：“你們先把人叫來看看。”于是就有了那輛夜色中停在戲校門口的車。

晚上八點，錦江飯店的套間燈火明亮。李炳淑推門而入時，先是看見柯慶施，又瞧見一張在課本里熟悉的面龐——毛主席正捧著茶盞，神情專注。“哦呵，小李來了。”主席率先開口，“你的事情我聽說了，把你們安徽、上海都折騰得不輕啊。”一句玩笑化解了緊張氣氛，可也點破了室內無形的博弈。

曾希圣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對領袖，他的堅持絲毫未減，強調安徽也苦缺戲曲新人。“讓她回來，可帶動全省的劇團。”他話音剛落，柯慶施輕咳，意思不言自明：上海也有數百萬觀眾，城市舞臺更寬。爭論兩三句后，房內陷入沉默。毛主席抿了口茶，忽然說道：“上海條件更好，何不成全孩子呢？你就忍痛割愛吧！”一句話定乾坤。曾希圣沉默片刻，點頭：“聽主席的。”

年僅十八歲的李炳淑，被這場“高層會議”當事不知所措，直到旁邊的校長扯了她一下，低聲說：“快謝謝主席和書記。”她才忙起身鞠躬，一句“謝謝主席關心”還帶著稚氣。眾人發出會心的笑聲，風波至此落幕。

隨后的上海青年京昆劇團籌建，李炳淑順理成章成為臺柱子。《柳蔭記》《春閨夢》《霸王別姬》一連排演，她那婉轉悠長的嗓音，配上清麗絕俗的扮相，迅速征服了挑剔的海派觀眾。1964年春，她作為訪問團成員出訪東歐，首演《白蛇傳》，東道主驚呼“東方天鵝”。這些鎂光燈之外，她依舊每日五點上排練廳，甚至推掉過拍電影的邀約，只因“鏡頭冷不丁就切過去，體會不到水袖的勁道”。

1969年，重大現代戲《龍江頌》開排。導演張駿祥記得面試那天，李炳淑只用了半分鐘就把“迎春花”一場的唱段唱出了北風呼嘯的場景，他拍著扶手激動地說：“就你了！”為了塑造好女主角江水英，李炳淑主動下鄉，住進黑龍江畔的插秧連。零下三十度的夜里，她和女知青睡通鋪，第二天仍要跳臺口。腳凍得發紫，她笑說：“唱高了，氣從腳底下往起竄。”1972年，影片版公映，毛主席在中南海連看五遍，“這個角色好，看得過癮。”那是極高的褒獎。

時間推到1983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春風吹進文化圈。上海京劇院試點“包干承包”，拉來一張72人的承包合約擺到她面前，希望由領軍人物先行。李炳淑懂得劇場生存不易，接下擔子卻也暗暗發怵。自那天起，她成了團里的“管家婆”，排班表、道具賬、差旅預算，全要自己過目。去外地跑場子，別人住旅社，她陪樂師們睡后臺竹席，身下是硬木地板，身邊是鑼鼓。演完一場，還得算賬、付伙食，手指頭經常被算盤打得發紅。

半夜返滬的長途車里，有人勸她：“李老師，您是頭牌，何苦這么累？”她擺手，“能省一塊是一塊，少花錢才能讓大家年底分紅多一點。”這一年下來，她的分紅只比普通演員多了區區幾百塊，卻落下嚴重胃病。劇院想續簽，她苦笑：“大家都快累趴下了，這么搞不靈。”

消息遞到市委，主管領導召集座談，藝術家意見出得多，常委會上干脆定下：先讓承包試點停一停。文件發下來的那天，劇團里響起掌聲。有人半開玩笑地說：“李頭牌把我們又拉回來了。”她卻沒多話，接著練功，照常按時出現在練功廳。

回到1960年的那個夜晚，如果沒有毛主席那句“忍痛割愛”，安徽或許多了一位人氣花旦，但上海可能失去一顆耀眼新星。李炳淑此后幾十年始終站在舞臺中央，也把曾希圣的舍與得化作唱腔里的回環轉折。歷史留下的，并非一場“官司”與一句調笑，而是一個青年演員身上綻放的才情，以及共和國對文藝人才的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