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毀家抗日當上八路軍旅長，毛主席接見時問他：有人排擠你嗎？

1942年初春，延安的炊事班已經把最后一袋高粱米攤得像紙一樣薄，警衛員端著空瓢皺眉時，忽聽屋里有人笑說：“等獨立一旅的高士一回來，鍋里就不缺糧了。”這位旅長是邊區公認的“活菩薩”，更是日軍黑名單上的頭號目標。令人難以想象，幾年前他還是河北任丘“高四爺”，家里地契厚得能壓秤。

高家靠田租、碾坊、運河碼頭起家，四座大宅外環護城河，墻頭都是青磚花檐。可高士一自小不甘心做紈绔，常扛鋤頭和長工一起下地，學把式、學識字，還悄悄跟郎中學針灸。到了“五四”風潮，他當眾砸了關帝廟的神像，改院子辦女學。鄉人看他行事潑辣又講情理，從此“高四爺”成了遠近皆服的活名片。

九一八那年，他守著新買的收音機整夜不眠，聽到東北淪陷，一拳砸碎了茶碗。大兒子高萬德在保定組織救亡運動被校方除名，他非但沒發火，反把兒子摟過來說：“你做得對，國破哪有書可讀？”情緒醞釀了幾年，終于在1937年盧溝橋炮響后徹底爆發。

任丘四十七村自衛隊硬碰日軍，一度擊潰敵中隊，卻招來千人大隊的瘋狂報復。村莊焚毀、百姓橫尸，濃煙中高士一咬牙發誓：“鬼子敢來，我就拼命。”不久，中共保屬特委派來的侯玉田遞上委任狀，請他出任河北人民自衛軍第五路總指揮。他把賬本、地契統統丟進火盆，屋里火光映紅了他的臉：“國是大義，家業算啥！”

糧食、現銀、槍支，家里能搬的都砸向前線。三個多月，隊伍從幾十人膨脹到三千人；再過半年，又并入蘇橋商團、“天下第一旅”，一鼓作氣擴編到上萬人。冀中平原黑壓壓一片紅纓槍，日軍崗哨里開始流傳一句話：“遇見白胡子四爺，趕緊加固工事。”

好言不成，日軍改用威逼。1938年冬夜，五百鬼子圍困高家場，抓走侄兒高萬玉，逼其寫信勸降。三天、六天，無回音。敵人怒而縱火，整座莊園化為灰燼，高萬玉也慘遭殺害。灰燼未涼，高士一干脆自點剩余房舍，揚言“自己燒，免得他們再來”，一腔血性震動冀中。

1939年，賀龍、關向應率120師主力進軍平原，決定把第五路納入，改編為八路軍第三縱隊獨立第一旅。交談時，高士一拱手道：“打日本，聽首長指揮！”賀龍咧嘴笑：“別光聽我，得聽老百姓。”新老紅軍對這位出身地主的旅長格外關照。整編后，隊伍在白洋淀、北寧線連打五十多仗，擊潰日偽一個又一個據點。

1941年九月的一天，獨立一旅行抵綏德。入夜，高士一被通知去棗園。窯洞里燈火昏黃，毛主席放下書，目光炯炯：“聽說你家底厚，后來全炸了？”說罷，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當了旅長，有人排擠你嗎？”高士一立正答：“沒有，新老干部都幫我，主席放心！”一句話，說得主席朗聲而笑，屋外北風也似乎暖了。

邊區被封鎖后，食鹽斷供。高士一領命打開隴東—三邊通道，在靖邊掛牌“大成永”貨棧，騎騾帶隊跑商路。一袋鹽、一擔棉線，一趟又一趟運進延安。戰士們私下說：“缺糧去找王震，手頭拮據找高旅長。”他沒把這當夸獎，卻把自己的老母雞送給懷孕的薛明補身子，這事讓薛明多年后憶起仍感動不已。

抗戰結束，他年近半百，被調去延安高級黨校。有人翻舊賬，給他扣上“地主”“嫌疑分子”的帽子。賀龍拍桌：“高士一若是漢奸，我賀某人先是叛徒！”毛主席聽完匯報，嗓音低沉卻有力：“這樣的人，寧可多，不可少。”一句話，風浪頓息。

1949年，人民政權建立，高士一進入西北局，后來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北京的冬夜，他仍穿那件舊灰棉襖，嘴里念叨部隊口糧。1968年春，他病重，握著子侄的手輕聲囑托：“記好了，咱們高家幾代人的命，都系在紅旗上。”話音落，他安靜地闔上雙眼。

從富甲一方的“高四爺”到毀家抗戰的八路軍旅長，他用熾熱的選擇回答了毛主席當年的那個問題：真正的團結，不取決于出身，而在于共同的信仰與鮮血寫下的擔當。